中国大陆，手机支付、网路购物、叫车、导航、社群平台等数位服务，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人们出门不必携带大量现金，扫描付款码就能完成支付；打开高德地图，可以迅速找到目的地；透过天猫、拚多多，商品可以直接送到家。科技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也让中国大陆成为全球数位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

但在这套高度数位化的生活背后，另一个现象也逐渐成形：政府透过监视器、人工智慧、大数据与法律制度，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场景中的个人资讯串联起来，形成一套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数位治理」体系。

数位治理入户入心　一举一动都是监控

这套体系的核心不只是单纯「监视器很多」，而是政府能利用科技搜集、分析、比对及运用大量资料，使人的身分、行踪、社交关系与消费行为，都可能留下可以被追踪的数位足迹。科技因此从便利生活的工具，同时成为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

中国大陆大规模数位监控的代表建设之一就是「天网工程」与「雪亮工程」。「天网工程」主要以城市公共场所的监视器、影像传输与公安系统为基础，透过大量摄影机掌握街道、交通枢纽、商场及其他公共空间的情况。随著人工智慧技术进步，原只能「录影」的摄影机，逐渐具备人脸辨识、车牌辨识、行为分析等能力。

「雪亮工程」则进一步把监控网络推向基层社区，以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中心为指挥平台，整合社会各方监控资源，试图建立从城市到地方、从公共空间到社区治理的立体化监控体系。换言之，监控不再只是大城市警察系统的工具，而是逐渐深入地方治理的最末端。

监视影像与人工智慧结合后，系统可以从大量影像中辨识特定人物、车辆甚至特定活动，再与其他资料库进行比对。这意味著政府所掌握的，不只是「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拍到谁」，而可能进一步回答「这个人是谁」、「他曾经出现在哪里」、「与哪些人有接触」等问题。

疫情推进数位治理与监控　疫后却成日常

新冠疫情也让全球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数位治理能力。疫情期间，健康码与行程码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民众进入商场、车站、办公场所甚至跨省移动，都需要出示手机上的健康状态或行程资讯。这些系统透过手机号码、位置资讯、核酸检测结果及其他健康资料，快速判断个人的疫情风险。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这类系统确实具有提高疫情追踪效率的功能。当政府需要匡列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时，数位化工具能比传统人工调查更快速地建立接触关系。但当一个人能否搭交通工具、进入公共场所，甚至跨行政区移动，都与手机上的数位状态连结时，数位工具就不再只是防疫工具，而开始具有社会管理功能。

疫情期间的经验，让外界看到中国大陆政府如何在短时间内整合不同来源的资料，建立大规模人口追踪系统。数位治理还可以协助政府更快速地发现犯罪、管理交通、更精确快速地提供公共服务，这种能力在公共危机时期固然能提高政府反应速度，但当危机结束后，这些资料是否会被删除？谁有权使用？会不会被拿来另作他用？这正是数位治理最具争议之处，原本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建立的监控机制，是否会成为日常治理的一部分，英国作家欧威尔书中的「老大哥」，是否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数位监控体系入法　掌握人民数位肖像

中国大陆正在为数位监控体系打造完备的法律依据，其《国家情报法》规定，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数据安全法》则建立国家层级的资料安全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对个人资讯的搜集、处理与利用提出规范。

表面上看，这些法律并不完全等同于「政府可以任意取得所有资料」，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也订定了个人资讯保护、资料处理规范等。但在中国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企业资料义务之间存在高度重叠，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也远高于许多西方民主国家。这表示，科技企业掌握大量使用者资料的同时，必须面对政府监管及国家安全要求。

民众每天使用手机，就可能在各种商用平台留下大量讯息资料，例如透过微信或其他社群平台与朋友联络、使用电子支付工具购买早餐、透过电商平台购物、使用叫车服务前往公司、打开导航APP前往餐厅、在网路平台搜寻新闻或观看影片等。

单独一笔消费纪录或许没有太大意义、单独一次的定位资讯也只是某个时间点的位置，但当大量资料长期累积，就能描绘出一个人的生活模式，这个人平常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经常与谁联络、喜欢买什么、周末去哪里，甚至可能推测其兴趣与社会关系，描绘出一个人的「数位肖像」。

若政府权力不受限制　人民数位权利就被控制

数位科技为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也大幅降低了政府的监控成本，政府不需要实质派员监控每一个人，只要掌握足够数位资讯交叉分析，就可能从海量资料中找到特定人物或特定群体，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对一般民众而言，自己的资料究竟被谁保存、保存多久、谁可以调取、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政府取得，这些问题都被蒙上一层名为「国家安全」的不透明的面纱。

当人们习惯手机付款、线上购物与数位身分后，尽管人们同时可能知道自己正在泄漏数位足迹、被网路管理员紧盯，但当离开数位系统变得困难，取而代之的，是形成寒蝉效应，让人们主动避免讨论敏感议题、避开参与特定活动。显然数位监控的影响已经超越「隐私被看见」本身，更会进一步改变社会中人们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

如果资料搜集有明确目的、使用范围受到合理限制、人民具有知情权与救济权，那科技当然可以成为改善公共治理的工具；但如果资料高度集中于政府或少数机构手中，缺乏透明的监督与制衡，科技就可能从便利生活的工具，转变成控制社会的工具。科技本身没有善恶，决定数位社会走向的，是法律能否保障人民、制度能否限制权力，以及社会能否要求政府与企业对资料的使用保持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