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治理能否保障人权，关键在于人民能否有效制衡国家运用技术的权力。比较台湾与中国大陆，除了检视相关法律如何规范AI运用，重要的是，人民能否了解政府如何使用资料、能否对不合理的决定提出异议，并要求政府改正？由于AI可以串连资料、辨识行为模式，提高行政效率，但也可能扩大监控，放大错误分类与判断的影响。民主政府可能侵害隐私及其他人权，非民主国家也可能提供个资保障。

因此，AI治理的人权思考，不仅在于法规订定，更在于政府决策与行动受到质疑时，是否存在独立调查、审查与制止侵害的机制。

台湾的外部制衡：从健保资料库案到《人工智慧基本法》

台湾民主实践的重要基础，在于政策推动之外，还存在多元监督力量。媒体与公民团体可以揭露问题，立法院可以审查政策与预算，法院则能检视政府是否侵害权利。

这些「外部制衡」，使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接受独立检验与持续监督，让人民在选举之间仍能参与决策、表达异议，形成促使政策调整的政治压力。2022年健保资料库案，即呈现此一制度价值。政府希望利用健保资料促进医疗研究，公民社会则关心资料提供给谁、如何使用，以及能否请求停止用于办理健保以外的用途。此涉及人民对自己的资料，是否享有知悉与控制的权利，资料由政府保管，不代表政府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在这起案件中，宪法法庭并未否定医疗研究的公共价值，却指出当时资料使用的重要规则不够明确，也缺少人民请求停止这类使用的制度。法院更认为，台湾整体个资法制欠缺独立监督，要求限期修法补足保障。此案虽非AI案件，但说明政府即使主张公益，也须明确界定权力范围并接受独立审查。

对权力界线与责任的要求，也反映在台湾2026年1月14日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该法纳入人类自主、隐私、透明、公平与问责等原则，要求政府使用AI时评估风险，对高风险应用建立责任与救济机制，定期公布政策执行成果，并推动从系统设计阶段纳入个资保护。透明使人民得以理解决策；问责则确保行政责任不因使用AI而消失。然而，法律原则仍须透过具体制度落实，数发部已于2026年7月发布「人工智慧风险分类框架」，提供各部会共同判断风险的方法，但各领域仍须建构完善操作规则，以落实法律。另外，个资监督配套也在建置，2026年仍由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推动相关工作。

制度成效须以人民能否取得决策理由、确认责任归属及能否获得补救来衡量。未来政府公布AI成果时，除了计算时间与成本效益，也应追踪错误排除、差别待遇及申诉处理情形，作为社会判断政策成效时，在效率之外衡量公平公正的依据。

当国家成为资料使用者：权力制衡为两岸分野

以同样标准观察中国大陆，也应承认其确有个资保障，如《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要求资料使用具有合理目的、限于必要范围，并保障知情、更正及删除等权利。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擅自改用人脸辨识入园的案件中，法院也要求业者删除相关脸部与指纹资料，显示中国大陆相关法律确实能约束企业，但对国家的限制则须另外检验。当国家本身成为资料使用者，两岸的制度与结构差异便更明显。中国大陆相关制度将党的领导与国家安全置于核心，公安、国安机关可因国安或犯罪侦查需要，经批准依法要求提供资料。这些权力也有程序与权益保障，但法院、检察及公安等机关，仍在同一党的领导之下。从制度上看，内部监督可以纠正部分错误，但人民却无法透过独立于执政权力的管道，挑战涉及政治安全的政策。

国安与侦查需求并非中国大陆独有，民主国家政府也可能如此使用资料，关键在于相关措施能否接受独立审查。若监控目的、范围与成效均由推动者自行认定，人民即使依法享有权利，也可能难以阻止权力扩张。相同问题也存在于言论与资讯治理：当政府规定AI可以提供哪些内容时，这些限制本身能否受到审查，同样重要。

中国大陆要求境内的生成式AI服务需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生成煽动颠覆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损害国家形象等内容；具有舆论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服务，另须接受安全评估与算法备案。这些规范同时也纳入隐私、公平与政治内容限制，显示权利保障与政治控制在法律中可以并存。但从制度效果来看，政治要求可能透过模型训练与内容筛选，影响哪些资讯与观点能够进入公共视野与讨论。

相较之下，台湾《人工智慧基本法》将民主、法治与人类自主列为原则；要落实这些原则，政府设定的资讯限制也应接受公开讨论与独立审查。因此，两岸的差异不仅在于规范优先保障哪些价值，更在于人民能否质疑限制本身，并透过有效的制衡机制促使政府修正。

政府对资料与资讯的控制之所以需要制衡，在于它可能影响人民表达意见、参与公共生活及获得公平待遇的机会。持续的辨识与追踪，可能使人民因担心被记录，而避免搜寻敏感资讯、参与活动或公开发言。即使尚未受到处罚，也可能因畏惧不利后果而自我限缩，形成寒蝉效应。

此外，资料与演算法中的偏差，也可能使特定群体更难取得福利、教育或就业机会。因此，AI治理涉及的不只是资料安全，更包括隐私、平等、集会与言论自由的保障。民主制度的价值，正在于让这些对权利的影响受到公开检验，并使受影响者有机会要求改正。政策即使获得多数支持，仍须检视其是否对少数或弱势群体造成不合理的负担；公共讨论也应纳入这些群体的经验，避免其权益在效率或多数意见之下被忽略。

把原则变成程序：台湾AI治理的落实方向

要使上述的民主制衡发挥作用，台湾必须将民主与人权原则转化为AI治理具体的决策程序。AI用于身分辨识、警政预测、福利资格、移民审查或跨机关资料串接时，政府应说明法律依据，并接受「比例原则」检验：该措施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是否存在同样有效而侵害较小的替代方案、所造成的权利损失是否过重？

AI部署前应公开影响评估，让受影响者参与讨论，使公共利益的主张接受实质检验。系统运作后，则应提供「有效救济」，让当事人理解决定理由、提出资料，并由有权作决定者重新审查。申诉处理须有明确期限，发现错误后应能更正或提供适当补救。系统也须接受独立稽核，必要时由有权机关要求暂停使用。如此，人民的异议才能成为促使政策修正的依据，而政府也不能因模型复杂或委外建置而免除决策责任。

上述程序要真正保障人权，还需让不同处境的人都能实际使用，对拒绝人脸辨识或无法使用数位工具者，应提供可行的替代方式。说明、复核与申诉程序，也应避免因技术门槛而使需要保障的人受到排除。这些要求应成为台湾落实《人工智慧基本法》的重要方向，使行政效率的提升与人民的选择、参与及公平待遇并行不悖。

衡量AI治理是否尊重人权，不能仅看法律是否完备或系统是否有效率，更须检视人民能否理解权力如何运作、能否向行政机关提出挑战，以及能否使侵害获得改正。法律提供权利依据，民主使权力接受持续检验，人权则要求治理尊重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当AI持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人民与社会的监督及制衡力量也必须同步增强，才能使科技成为增进自由、保障人权的助力，而非强化政治控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