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很难绕过「打假」两字。网路自媒体创作者「耿同学讲故事」（本名耿洪伟），今年4月以来接连公开质疑多所高校学者的论文造假，从实验数据重复使用、数据异常，到图表矛盾，一篇篇过去鲜少受到外界检视、登载在专业期刊的论文，被摊开到阳光下接受检验。随著相关争议与调查持续发展，据媒体报导，今年7月底，两篇刊登于国际科学期刊《Nature》旗下刊物的相关论文遭撤稿，另有一篇更正，多位相关学者也遭免职，使一场原本看似由个人发起的网路打假，真正进入国际学术出版体系。

此外，人文学界也接连爆发争议。媒体报导，曾被称为「天才少女」的中国大陆作家蒋方舟，今年遭质疑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抄袭。校方首次调查后，认定论文部分注释和文字写法不符合学术写作要求，但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然而事隔8天，在新的比对线索出现后，校方重新调查发现，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且未标示引用，最终改判构成学术不端并撤销硕士学位。无独有偶，另一位颇具知名度的文学界人物、西北大学教师贾浅浅也遭校方认定多篇论文存在抄袭，除撤销硕士学位外，更失去副教授职称及教师资格。

跨领域的几起案件，从生命科学一路延伸到文学研究，都出现造假或抄袭问题。如果不是网友重新比对、公开举报与舆论追问，这些问题是否能被原本的学术审查机制发现，这或许是这波学术打假事件，最值得观察之处。

官方有打假制度　为什么还需要「民间侦探」？

事实上，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处理学术不端的制度。早在2016年，中国大陆教育部就发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明定高等学校是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的主体，要求学校建立教育、预防、监督与惩治体系，并由学术委员会负责调查与认定。2024年更进一步发布《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高校收到学术不端线索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对媒体、期刊或出版机构揭露的线索，也应主动关注并展开调查。

换句话说，问题并非「无法可管」，而是大学既是学术诚信的守门人，也可能是利益关系人。当被检举者牵动学校排名、经费与声望时，由校方自行调查，难免产生利益冲突。

以蒋方舟案为例，校方首次调查认定「不规范但未达学术不端」，新线索曝光后却出现转折，也让外界质疑，如果没有持续的外部监督，案件是否就停在第一次调查？「耿同学」现象的意义，正在于这类民间力量意外补上学术体系原本应具备的品管角色。当学术自律需要靠网路关注才能启动，真正要检讨的就不只是造假者，还有自律机制本身。

论文至上、资源分配机制　让学术不端情况更复杂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长期以论文数、期刊等级、引用次数及人才称号等量化指标，作为升等、经费与学校排名的重要依据，使论文与头衔逐渐与资源分配绑在一起。国际科学期刊《Nature》2024年分析指出，自2021年以来，英文期刊已发布超过1.7万份涉及中国大陆共同作者的论文撤稿通知，也促使中国大陆进一步检视撤稿原因及相关学术不端问题。

为改善过度追求指标的现象，中国大陆官方自2018年起推动「破四唯」，试图淡化论文、职称、学历与奖项等指标。然而，当研究经费、升等与人才计划仍需要量化标准，各类人才「帽子」又与经费、招生及考核挂勾，头衔便不只是荣誉，更成为取得资源的重要门票。

因此，学术不端不能只被视为个别研究者的道德问题，也必须回头检视学术评价与资源分配制度是否创造了不当诱因。当发表论文、取得头衔与获得资源高度连动，如果评价制度没有同步改变，即使淡化单一指标，研究者追逐量化成果的压力仍可能以其他形式存在。

从事前教育到事后审查　台湾建立学术诚信防线　

相较之下，台湾近年虽也曾发生受到高度瞩目的论文抄袭、学位撤销或研究伦理事件，但多数案件仍循学校、教育部及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既有程序处理，较少出现由单一网路打假者长期追查大量高校论文的现象。

目前台湾已形成「学校自律、主管机关监督、研究补助机关审议」的多层架构。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原则》明列造假、变造、抄袭、代写、未适当引注及自我抄袭等违反学术伦理行为，并要求各校建立调查与处分机制。涉及学位者，则依《学位授予法》处理；若涉及国科会研究计划或奖补助，另有《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及审议要点》进行审议。

除了事后调查，台湾也将部分治理力量放在「事前教育」。教育部台湾学术伦理教育资源中心提供研究生及教研人员相关课程，涵盖造假、抄袭、引用、作者挂名及研究资料管理等议题，许多大学也要求研究生完成学术伦理教育。

不过，校方调查校内教师，仍可能面临利益冲突；不同学校对抄袭与不当引用的认定尺度也可能有所差异。同时，当学术伦理进入政治或舆论场域，专业判断也可能承受外部压力。

因此，两岸真正值得比较的，未必是「哪一边造假比较多」，而是问题发生后，制度能否发现，并且稳定地调查和处理。虽然案件数量受到研究规模、举报文化与资讯公开程度等因素影响，难以直接比较，但拥有一套不依赖舆论热度、能持续运作的处理机制，才是衡量学术诚信治理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

打假不能永远靠「耿同学」

今年中国大陆学术打假风暴，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哪些学者或论文出问题，而是「耿同学」所代表的外部监督力量。数位工具、公开资料与网路协作，正在大幅降低学术打假的门槛；随著人工智慧普及，论文图片、数据与文字也将更容易受到外部检验。

然而，一个健康的学术制度不能永远期待下一个「耿同学」。学术诚信不应取决于网红愿意花时间查论文，也不能每次都靠舆论风暴使校方回应。当相似问题持续出现，除了追究研究者责任，更需要回头检视学术评价、资源分配与审查制度，这也是这场中国大陆学术打假风暴真正值得台湾借镜之处。

成熟的学术治理，并不是假设「没有人造假」，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没有热搜、没有网红追查、没有舆论压力，也能让问题被发现、调查并公平处理的机制。当学术诚信从「靠人打假」走向「靠制度防弊」，才可能真正降低造假的诱因，让研究重新回到追求知识与真实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