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日常社会中，当提到「志工服务」这一个词汇时，往往与温暖的人情、纯粹的利他光环连结。无论是灾后重建现场沾满泥泞的双手、偏乡学童身旁的课辅身影，或是在社区角落关怀独居长者或是无家者，志工的存在象征一个人愿意跨越私人利益，追求公共福祉并且实践心中追寻「善的价值」。

然而，当把观看的视角拉远并横跨台湾海峡到中国大陆，便会发现同样名为「志工服务」的行动背后，所依循的制度理念、动力来源以及政治社会意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样貌。

在台湾，志工服务深植于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是由下而上、由个人到群体，实践公共参与、培育民主素养的重要方式；而在中国大陆，随著近10多年来志愿服务体系的大规模扩张，「公益」这个概念逐渐被收编进「国家治理」的庞大框架中，成为基层党建、政策动员、信用考核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延伸。

当利他主义走进不同政治制度的土壤，会长出什么样不同的花朵？究竟是公民自主精神的延伸，还是国家权力管制的工具？这两种模式的演变，深刻折射出两岸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权力结构上的根本歧异。

台湾土壤里的自主生长　从互助到公民实践

台湾人对「志工」的印象，多半带著浓厚的人情味。每当大自然展现无情的一面，或是社会角落出现伤痕时，这种力量总是第一时间涌现。

2025年9月，花莲马太鞍溪堰塞湖灾害重创当地多个乡镇，水电与道路中断，许多人安身立命的家园被摧毁。在灾后的第一时间，来自全台各地的物资涌入当地，许多的宗教与民间组织挺进灾区赈灾。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带著救灾工具，身分背景各不相同的「铲子超人」，独自或是呼朋引伴前往灾区协助救灾，展现人性的光辉，实践「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的真谛。

虽然面对天灾让人心痛与哀伤，然而跨越个人的私领域而走向公共场域，这样的美好，是台湾社会中志工服务最具体的展现方式。

这并非个案。在台湾无数次天灾与重大事件中，除了官方的救援团队外，时常能看到这些四面八方涌入的普罗大众，在力量许可而且不造成他人困扰或危险的前提下，贡献心力。这种深植于常民生活的互助文化，让台湾的志工精神从一开始就带著强烈的「由下而上」特质。

在台湾自由的土让中，志工服务也随著社会的演进与变化，而与时俱进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做善事」，进一步转化为一种日常的公民参与。去海边净滩、参与古迹保护、投入流浪动物救援，或是利用下班或休假时间在社福机构陪伴儿童或是长者。驱动这样的善意，并非由体制的硬性规定，是因为认同某种价值，或是想为自己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解决可见的问题。

在这样的架构下，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后勤支持，并非指导大众该关心什么议题、应该怎么做，而是让民间团体与个人志工保持更高的自主性。同时，也透过他们的行动了解当前的舆论所关心的议题面向，以及法律规范如何去支持或鼓励这些人。借由自由而多元的实践，志工服务已成为台湾民主社会最温柔也最坚韧的一张社会安全网。

国家主导的秩序与动员　中国大陆将善意制度化收编

镜头转向中国大陆，志工服务的发展显现出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逻辑。在中国大陆虽然也有许多民间的志工活动，但是在整体政治架构之下，这些善意并非毫无边际蔓延，而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纳入一套庞大且井然有序的治理蓝图之中。

不可否认，在许多重大灾难的时刻，中国大陆民间同样出现过自主互助的浪潮。然而，这股源自民间的庞大能量，随后很快地被引导至由国家统筹规划的轨道之上。因为对于追求社会高度稳定与秩序的政治体制而言，未经管制且由民间组织的团体与行动，往往被视为难以预测的变数，甚至被视为威胁政权的稳定，即便这些行为的本身仅仅是善良而已。

对于中国大陆政府来说，若能将这股力量收编并纳入体系，并且赋予制度化的意义，便能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强大能量。在这样的治理观念之下，志工服务在与基层组织运作紧密结合的同时，被加上了政治意义。

日常生活中，当志工服务走进社区，往往不只是服务，还承担著由上而下的宣导政策，甚至是维稳的功能；在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或天灾造成的危机时，数以万计的志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政府精准的动员，响应号召并迅速填补人力缺口。这套机制展现了令人惊叹的组织效率与执行力，但本质上的概念已经从个人自发的恻隐之心，转移到由上而下的政令宣导与集体意志。

在这种国家治理思维的催化下，志工服务更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考核与职涯评估挂勾在一起，在教育体系中，志工服务与升学甚至入党评估有密切的关系，原本应该出于自主性的行为变成竞争的筹码；在体制内的各种动员，也把志工纳入绩效考核，甚至在部分地方更牵涉社会信用积分与公共资源的交换。

这套精密的设计，确实让志工参与率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而且动员能力超乎想像，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方式也将「自愿」的界线变的更加模糊。志工服务甚至成为一般民众的压力，因为若不参与其中，可能面临在学校或社会中的隐性劣势，因此原本的利他精神成为了理性的利益计算与服从。

说到中国大陆透过志工行为强化社会控管的经典案例，不得不提COVID-19疫情期间的「志愿者」。当时大量的基层民众在对抗疫情、动态清零等口号动员下，执行封控、排查与物资配发等强制性行政命令。这样的行为成为许多普罗大众的压力甚至是恶梦，使志工服务存在的同情与互助精神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意志透过志工的名义，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两张面孔的背后　我们如何想像人与社会

对比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两张面孔，显示的是两种对于「社会」截然不同的想像。

台湾的经验展现出社会本身具备强大的自我修复与组织能力，政府不需要刻意的安排与规划，只要给予足够的自由与空间，自然会在人与人之间展现出坚韧的连结，然后借由这份善意的集合体，试图修补社会的伤口。

中国大陆的治理模式，则是将善意「工具化」，国家透过政治手段与诱因，在极短时间内缔造出惊人的动员数据与规模，投入各种重大的活动、救援或是维稳行动。但这种「指令型公益」在取得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利他伦理造成结构性的耗损。

善良与怜悯是珍贵的社会资本。在历史的长河里，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比起短时间被动员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制度威胁与利益诱惑的前提下，有多少独立自主的人们，愿意为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以及可能不知道名字的同胞，真诚地卷起袖子、伸出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