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两岸宗教交流经常被视为文化互动与民间往来的重要管道，原被期待能在政治紧张之际，维持社会层面的善意与连结。然而，宗教已成为中共对台统战战略的一部分。

两岸宗教交流之所以会产生高度风险，关键在于政教关系的本质差异。台湾宗教团体建立于宗教自由与民间自治基础，运作具有高度自主性与多元性，然而中国大陆的宗教体系被纳入国家治理架构，由党政系统进行管理与指导。当双方在制度本质上存在如此差异时，所谓「对等交流」实现不易。

两岸宗教交流的统战本质

根据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IORG）统计，2024 年中共官方支持下至少举办 116 场涉台宗教交流活动，约有 16,234 名台湾民众赴中参与。这样的规模，已非单纯民间自发行为，而是强烈具备政策导向与组织动员能力的交流模式。同时，相关活动中至少有 86 个台湾组织被国台办官网具名提及，其中包含 40 间寺庙与多类型民间团体，其对台接触对象，已深入地方社会与基层网络。

这些交流以进香、祭祖与文化活动为主，表面上看似单纯宗教与民俗范畴，但其主题选择并非随机，而是高度集中于台湾社会最具普及性的信仰系统。其中，以妈祖、宗族祭祖为大宗。

在台湾，宫庙多由信众自发组成，透过地方自治与信仰共同体运作，具有高度自主性。然而在中国大陆，宗教活动与场所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环，中国大陆的宫庙实际上皆由地方政府或是文旅部门管理，利用宗教交流同时对台传递统战思想，在活动与官媒公开传递「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亲」、「两岸同文同种」等统战观念。中国大陆宗教团体干部亦多属体制内人员，甚至有部分成员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中国大陆成立之宗教团体皆受到中国共产党党政监管，与台湾民众自愿成立组织的宗教法人团体截然不同。

中共透过妈祖等台湾重要信仰，塑造符合中共利益的世界观，将文化连结转化为政治认同，再结合官方接待、媒体宣传与政治叙事，使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特定框架。长久下来，这样的交流将逐步影响台湾社会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理解。现行两岸宗教交流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辨识其性质与风险。正常的宗教交流不应涉及政治目的与利益交换，而统战活动则以影响立场与认同为目标。

中共宗教治理逻辑：为党所用

除了地方宫庙，中国大陆对基督教活动也有相关管理机制。中国大陆官方对基督教设立「自治、自养、自传」三自体系，但实质上是透过制度设计，将基督教全面纳入党国治理架构中。中共对宗教的基本思维，不是为了保障信仰，而是将宗教视为可被管理、引导与利用的社会组织。早期中共宗教政策即深受马列主义与统战逻辑影响，改革开放后虽改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包装，但其核心仍是由党政系统主导宗教团体、宗教场所与宗教活动，并透过统战、民政与宗教事务部门交错管理，使宗教始终无法脱离国家控制。   

在此体制下，所谓合法宗教，并不是能自由传教、自由聚会的宗教，而是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服从政治原则、配合国家叙事的宗教。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团体，本质上肩负政治任务，不是完全依照信仰内部逻辑运作的自主宗教组织。相对地，凡是不愿纳入「三自」系统、坚持独立聚会的家庭教会，便经常被视为需要治理与「维稳」的对象。若未完成官方认可程序，即被认定为非法组织，进而遭取缔、查封或刑事追诉。

近年的案例更清楚显示，中共对未纳管宗教团体的处置，已非单纯行政管理，而是带有强烈政治压制色彩。2026年1月，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再度遭受大规模打压，多名成员遭拘留、传唤与限制人身自由，教会长老李英强甚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侦办，显示中共已将宗教聚会问题直接上纲至国家安全层次。

除了以政治罪名打压外，中共近年也频繁使用刑事罪名包装宗教迫害，最常见者即为「诈骗罪」。例如山西临汾金灯堂教会与圣约家园教会，因拒绝加入中共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长年遭受打压，2025年6月更有多名教会成员被以「诈骗罪」判处重刑，而案件本身却没有明确受害人报案，也缺乏资金流失证据，实际上是将信徒奉献行为「刑事化」。相同模式也出现在安徽合肥甘泉教会，牧师周松林与长老丁中福自2023年底遭羁押后，于2026年2月分别被判处4年6个月与4年徒刑，并并科罚金。

此外，对不受官方承认的宗教团体，中共也大量运用「非法社会组织」、「非法聚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法律标签，将原本属于聚会、讲道、培训、奉献与朝圣等宗教活动，转化为违法问题。2025年间，多地家庭教会即因未登记而遭强闯、传唤、拘留，部分教会甚至被公开列入「非法社会组织」名单，鼓励民众举报。这说明中共宗教治理的逻辑，不在于保障信仰自由，而在于透过法律与行政手段，迫使所有宗教活动进入党可监督、可控制、可动员的治理框架。

从基督教案例回头观察两岸宗教交流，就更能理解其中的矛盾。对内，中共一方面对宗教团体持续打压，甚至以刑事司法手段处理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却以妈祖、关帝、祖庙、祭祖等文化宗教语言对台湾展开「交流」。这种对内压制、对台拉拢的双轨作法，正显示中共对宗教的根本态度并非尊重信仰本身，而是依政治需要决定宗教可以被如何使用。在此背景下，民众参与两岸宗教交流务必提高警觉。

台湾宗庙组织渗透风险

两岸宗教交流已不能再被简化理解为单纯民间往来或宗教互动，而应被视为中共对台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方式并非直接以政治语言强行介入，而是借由妈祖、关帝、祖庙、祭祖、寻根等台湾社会熟悉且具有情感基础的宗教符号，逐步建立文化连结、组织互动与心理认同，进而将宗教交流转化为政治影响。这种「以宗教包装统战、以文化掩护政治」的模式，正是当前两岸交流中最值得警惕之处。

相较于传统政治宣传，这类渗透更具有柔性、日常化与正当化特征，参与者往往不易察觉自身已身处政治框架之中，反而更容易降低戒心。

从另一面向思考，宗教交流风险不只在于活动当下的政治宣传，更在于长期累积后对地方认同、社会信任与组织依附关系所产生的潜移默化效果。当部分宗庙组织逐渐将赴陆进香、回祖庙参拜、接受陆方接待与资源支持视为常态，甚至进一步形成制度化互动模式时，宗教交流便不再只是信仰活动，而可能成为中共对台建立影响网络的一环。此一趋势，对我国基层社会韧性与民主防卫机制都将构成挑战。

中共对宗教的态度从来不是尊重信仰自由，而是将宗教视为治理工具与统战资源。对内可以高压打压，对台却能积极包装交流，正说明其宗教政策具有高度选择性与政治性。也因此，台湾在面对两岸宗教交流时，不能只看表面的文化善意，更须看见背后的制度差异、政治目的与渗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