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折中的中国大陆经济

2026年3月召开的中共「两会」是年度政治与经济政策的重要会议，更标志著「十五五」规划的正式启动。2026年两会所释放的政策讯号显示，中国大陆经济正试图在内外压力交织下，重新塑造其发展模式。这一转变不仅影响其自身经济走向，也将对区域乃至全球经贸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在外部环境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力道不均，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升温，国际贸易与科技合作的不确定性提高；在内部方面，中国大陆则仍面临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挑战。在此背景下，其经济政策思维已出现明显转变。

过去几年，中共政策主轴多以「稳成长」为优先，强调透过刺激需求来维持经济动能；但在2026年，「提质增效」逐渐成为核心方向，将更重视改善经济结构与提升成长品质，不再单纯追求成长速度。此外，传统依赖财政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若要维持中长期发展动能，必须从制度改革、产业升级与内需提振等面向著手，建立更具韧性的经济体质。

经济动向：重塑资产负债表

2026年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订定GDP成长率目标在4.5%-5%之间。此一成长目标区间背后具多重政策考量。首先，依照官方规划，中国大陆希望在2035年前后达到「中等先进国家」水准，推估未来十年平均成长率需维持在约4%左右。因此将年度目标设定在4.5%至5%，有助于在维持发展动能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所带来的风险。其次，订定较为保守的目标也为政策调整预留空间。当前中国大陆仍面临房地产市场修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及产业转型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适度降低成长目标压力，有助于压低风险与促进结构改革。

再就政策工具的选择来看，2026年政策导向为「积极财政」搭配「适度宽松货币」，不再强调大规模刺激方案。财政赤字率设定在4%（赤字规模5.89兆人民币），资本重心从传统基建转向科技创新与能源安全。核心工具为每年1.3兆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与4.4兆地方专项债，旨在将隐性债务转为表内，透过「资产负债表重整」降低系统性风险。此外，支出结构转向育儿与养老等「投资于人」政策，以强化社保并提振内需消费。货币政策则预期降准降息，重点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助力物价回升与企业获利改善。

「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

「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产业政策关键词，其概念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结合高端制造与绿色转型等新兴产业发展，取代过去依赖房地产与基础建设投资的成长模式。这代表中国大陆正试图从「要素驱动」（如土地、资本）转向「创新驱动」，借以提升整体经济的附加价值与国际竞争力。

「十五五」核心在于透过研发投资驱动「新质生产力」与科技自主。中国大陆研发强度(R&D/GDP)已从2012年的1.90%提升至2023年的2.64%，规模稳居全球第二，研发经费年均成长预计将逾7%。然而，目前为止新兴产业在经济结构占比仍低，且受限于技术密集产业的产出递延性，短期内尚难为经济提供足够的支撑动能。

进一步而言，中国大陆当前正处于一个「旧动能减弱、新动能尚未完全接棒」的过渡阶段，新质生产力效益存在3–7年落差，这突显中国大陆正进入成长转换的空窗期。在此期间，经济成长容易出现下行压力，也使政策调控面临更高难度。

另值得关注是，在推动新兴产业过程中，各地方政府为争取发展机会，普遍积极投入人工智慧、算力中心及高端制造园区建设。但不同省市之间出现高度同质化竞争，可能导致资源重复配置与产能过剩。若未来国内市场需求无法有效吸收新增产能，企业可能转向海外市场寻求出口，进而加剧贸易摩擦。特别是在新能源与高科技产品领域，相关争议已逐渐浮现。

对外经贸的策略调整

在对外经贸方面，2026年中国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一方面，全球保护主义升温与美中科技竞争持续深化，再加上中国自身贸易规模已处于高基期，未来成长空间与外部压力同时增加。

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首度突破1兆美元，显示其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新三样」（2025年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全球市占率70%以上）等领域，仍具备强大的制造与出口竞争力。然而，也正因为出口规模过大，容易成为他国贸易防卫措施之对象，特别是在新能源与高科技产品领域，欧美已逐步提高关税与进口设限。

十五五期间，中国大陆将持续调整贸易布局，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各类型的区域贸易安排，积极拓展东南亚、拉丁美洲与中东等新兴市场。

此一策略具有两层意涵：一是分散出口市场风险，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二是透过基础建设与产业合作，建立更具影响力的经贸网络。然而，相较于欧美市场，新兴市场的消费能力与制度成熟度仍有限，因此短期内仍难以完全取代传统市场地位。

另方面，中国吸引外资政策也出现明显转变。面对近年外资流入放缓甚至撤出的趋势，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度型开放」，其重点不再只是提供优惠条件，而是从制度面改善投资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并扩大医疗、电信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显示中国大陆希望提升市场透明度与规则接轨程度，以提高对外资的长期吸引力。策略上也更倾向吸引具备核心技术、能与本土产业链深度整合的外资企业，借此强化自身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整体而言，中国对外经贸政策一方面持续依赖出口，维持经济成长动能，另方面则致力于回应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调整市场与制度策略。未来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在维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降低贸易摩擦风险；以及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兼顾国家安全与产业自主。这种在开放与风险控管之间的拿捏，将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经贸走向的重要因素。

两岸经贸竞争格局的深刻重塑

随著中国大陆全面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慧+」行动，其产业政策已由过去的追赶型发展，转向具系统性与战略性的技术布局。在此背景下，两岸经贸关系正出现结构性变化。

首先，过去两岸产业分工多呈现「垂直互补」关系，然而随著中国大陆本土企业在政策支持与资本投入下快速成长，这种分工模式正逐渐转变为「水平竞争」。特别是在人工智慧、AI伺服器供应链及第三代半导体等前瞻性产业，中国大陆正加速技术追赶与产能扩张，对台湾既有优势形成挑战。

其次，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地缘政治风险升温背景下，台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欧美客户推动「去风险化」（de-risking），要求供应链分散布局；另方面，中国大陆强化本土供应链自主化，提升在地替代能力。这种「外部去风险」与「内部国产化」的双重压力，使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也压缩其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介角色。因此「China+N」布局模式，已成为企业维持竞争力与风险分散的必要策略。

其三， 面对竞争格局转变，台湾企业需加速转向「高附加价值」与「技术差异化」。其中一项重要策略，是朝「策略性外资」定位发展。亦即，透过与中国大陆具备核心技术的产业体系进行深度合作，形成技术互补与嵌入关系，以降低被替代风险。同时，企业也可借此掌握市场与政策动向，维持竞争优势。

从整体面来看，面对中国大陆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台湾需强化关键技术的自主能力。同时，在全球经贸版图重组过程中，台湾亦需思考如何在区域供应链与国际合作架构中，建立不可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