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看病、一个人过节、一个人老去，正成为愈来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两岸共同面临少子化、高龄化与家庭结构松动难题，在此背景下，陪伴逐渐被拆解为可以外包、可以计价的服务内容，「陪伴经济」因此浮上台面。

独居人口暴增　陪伴成为可购买的服务

中国大陆是陪伴经济快速成形的重要场域。根据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家庭户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大陆「一人户」占比达16.77%。若按全国总户数推算，目前独居人口至少1.25亿。
《新独居时代报告》预估到2030年，中国大陆独居人口预计将进一步达到1.5亿至2亿，除独居老人外，也包括大量因晚婚、不婚或工作流动而形成的独居青年。

中国大陆高度城镇化与人口跨区流动的发展特性，令许多家庭面临子女分散各地，过去由家人承担的陪伴与照顾功能，逐渐被市场承接。

在此背景之下，「陪伴经济」快速兴起，主要分为情感性与功能性两大类。前者如陪跑、陪爬，重在提供情绪支持与沉浸式体验；后者如陪诊、陪护，需要从业者掌握医疗流程、健康等专业技能，以满足客制化的社会需求。

其中，「陪诊服务」令独居老人不必独自面对复杂的医疗流程，外地工作的子女也能透过外包服务减轻心理压力。这些服务在社群平台与仲介平台上愈来愈常见，并以时薪或单次任务计费。
据上海《解放日报》报导，截至2025年6月底，全上海11个区已有1,203人完成40个小时培训，成为专业的「陪诊师」。目前上海陪诊服务的基本收费为每小时80元（人民币，折合新台币约340元）。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指出，陪诊服务2006年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2015年至2018年经历探索期，服务平台化发展出现规模；2022年起，陪诊服务进入成长期，供给增加、需求攀升，陪诊服务迈向规范化发展，运营模式日益多元化，迎来「黄金十年」。

陪伴市场化　灰色地带与风险浮现

中国大陆国金证券研究报告曾预估，2025年「陪伴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达500亿元（人民币，折合新台币约2,200亿元），然而，陪伴高度市场化，风险随之浮现。中国大陆的陪伴服务多属新兴行业，从业者资格不一，缺乏明确的专业标准与责任界定。当服务品质不符期待或发生纠纷时，消费者往往难以透过正式管道求助。

此外，部分陪伴服务游走于灰色地带，例如以「撑场面」、「壮胆」为名的陪同服务，实际上可能涉及地下势力。一旦发生冲突，原本用金钱换来的安全感，反而可能转化为新的风险来源。

据《浙江日报》报导，一名民众曾购买「陪伴拍照」服务，「在跟拍前，我把自己的样片发给过对方，对方表示没问题，但是到后来，对方拍的照片效果不是很好，中间还因为费用的事情闹过不愉快。」仅依靠口头承诺、君子协定，会出现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后续消费者的相关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此外，长期依赖付费陪伴，也可能让孤独被暂时掩盖，而非真正被解决。当陪伴只剩下利益驱动，情感连结难以建立，孤独的根源仍然存在。

在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上，「外包儿女」服务明码标价，从300元到500元不等。业者表示，绝大多数委托人并非老人自己，而是他们远在外地的子女或亲戚，虽然团队咨询量很大，但实际成交的订单仅占1%。安全性、信任成本以及「花钱买孝顺」的心理门槛，都是客户犹豫的原因。  

不只中国大陆，美国佛州则有「Papa」软体提供银发服务，年长者可透过手机APP或拨打客服专线，匹配适合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称为「Papa Pal」，对银发族来说，像是「租来的孙子孙女」，每小时费用约15美元。这项服务未来还会跟美国政府合作，成为老人健康照护体系的一环。

台湾陪伴需求　制度与社会网络补位

台湾同样面临少子化、单身化与高龄化的结构压力，独居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指出，目前列册关怀的弱势独居老人有6.5万，推估全台独居长者约达70万人。

高龄化之下，陪伴需求随之增加，不过，台湾的陪伴经济并未完全交由市场主导，而被视为公共照顾的一环。以医疗陪伴为例，透过长照 2.0 体系，提供较为制度化的陪诊与照顾服务，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护理师或合格看护执行，并设有管理与申诉机制。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代理署长周道君表示，独居老人中，有不少具有足够经济能力、身体还很健康，也有相当的社会参与，但随著年龄渐长，仍可能降低社会连结、健康状况可能改变。
南投县府亦推动「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补助计划」，委托长照机构与民间团体，依照长辈的实际状况，媒合居服员到宅提供关怀访视、陪伴或协助打理长辈的生活。

此外，台湾长期累积的公民社会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陪伴需求。社区关怀据点、老人共餐、志工探访、心理支持团体与青年社群，提供不以金钱交换为前提的陪伴与互动，使独居者仍有机会嵌入社会网路。

例如社团法人台中市城市之光关怀协会的到宅服务，以社区中无法参与日间托老服务的高龄者及其主要照顾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个别化体适能课程、延缓退化课程等，协助长者改善生活。

结构性缺口仍有赖市场补充

即便如此，台湾并非没有陪伴缺口。随著家庭规模缩小、照顾压力集中于少数成员，部分家庭仍高度依赖市场化陪伴服务，尤其在医疗、长期照顾与心理支持方面。

此外，制度化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城乡落差、照顾人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对部分独居青年而言，虽然社群管道多元，但长工时与高生活成本，仍使他们处于「有人却难以建立稳定连结」的状态。

监察委员王幼玲已对卫福部的长照2.0成果提出调查报告，认为政府虽然持续布建长照服务资源，但部分县市住宿式机构及失智照护资源供给仍有不足，且部分长照服务之目标群体推估参数引用的调查资料距今久远，恐不符合实际状况。王幼玲解释，在「涵盖率8成、满意度9成」的美好表象背后，是长照资源失衡──城乡失衡、轻重失衡。

因此，陪伴经济在台湾多半扮演补充角色，但若公共支持无法持续扩充，市场化陪伴的比重仍可能逐步提高。

在孤独、商机与制度之间寻找平衡

两岸陪伴经济的兴起，确实回应了真实存在的孤独，也为部分人提供即时解方；但若缺乏制度设计与监管，陪伴可能沦为短暂、脆弱，甚至带有风险的替代品。

中国大陆的经验显示，当陪伴高度市场化、制度尚未到位时，商机与乱象往往并行；台湾的发展则提醒，若能结合公共政策与社会网络，陪伴需求仍有机会被更安全地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