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经济正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风险与机会同在的局势，从美中战略竞争、科技出口管制，到供应链重组与国安审查扩张，全球经贸规则正面临最深层的转变。这些变化使企业不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必须同时管理政治风险、遵循各国监管规范，甚至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的地位。

全球化进入竞合与风险并存的新时代

台商身处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承受地缘政治风险的放大效应。台湾电子业、半导体业掌握全球核心，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压力前线。面对「全球化与安全」、「市场与国家利益」、「效率与韧性」之间的矛盾，台商的策略选择已不再只有经济考量，必须将政治与制度环境纳入核心。

全球化快速发展促进全球经济高度整合与跨国产业分工，有助于提升全球所得、改善整体生产力、降低贫穷率并缓和通膨。然而，全球化同时也造成先进经济体制造业工作流失，许多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趋势。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Dani Rodrik 于1997 年曾警告，自由贸易虽然在总体经济层面带来明显效益，但在个体层面却不一定如此。若无法落实所得重分配，全球化的好处将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与一般民众的实际感受产生巨大落差，甚至导致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加剧。

Rodrik于2000年提出全球化矛盾的「三难困境」（Trilemma），在全球化与民主政治难以完全相容的前提下，全球化本身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一个国家面对「超全球化」、「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无法同时最大化，若想让全球化达到最深层次，就需让渡国家主权，并且降低国内政治对市场规则的介入；若要维护国家产业与安全，则势必限制市场开放程度；若要回应民主社会对公平、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要求，不可能毫无限制地推动全球化；甚至预言，未来20年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各国政府纷纷诉诸保护主义的趋势。

「三难困境」具体反映在现今全球政治经济，有三种情境：

一、「选择全球化与民主政治」的情境，必须遵循全球化市场规则一致化与跨境自由的要求，但势必削弱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

二、「选择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情境，为维护自身产业政策、国家安全采取集权决策，以维持全球市场竞争力。

三、「选择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的情境，需要降低推动全球化的程度，以保护本土产业与就业政策。

美中对抗是全球化矛盾困境的体现

美中全面对抗是全球化矛盾「三难困境」最明显的体现。美国倾向「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模式，强化本土产业政策、扩大投资审查、限制对中技术输出等。美国由于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对中贸易逆差扩大及贫富不均扩大等问题，改变过去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的态度，转向重视国内产业发展的政策。中国大陆则采取「国家主权与全球化」模式，以国家力量维持全球供应链角色，同时加强科技自主。中国大陆于2015年启动「中国制造2025」政策，促进中长期产业结构调整及关键产业发展，跃升为制造强国。惟随著全球化快速发展，恐对中国大陆既有体制形成挑战，为防止民营企业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发展中日渐壮大，以致一度转向「国进民退」，除强化产业监管外，并强调「反垄断」、促进「共同富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整治等。美中对抗造成供应链加速分化、技术标准竞逐、产业政策政治化，形成新的全球竞合格局与地缘政治风险。

台商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在全球化矛盾加深与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的情势下，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不确定性。企业已无法单凭市场逻辑做出投资决策，必须评估多项非经济因素：生产据点是否可能受到出口管制、主要客户是否有被列入制裁清单的风险、供应链是否会因政治事件而断链，以及国家政策是否可能迫使企业重新布局等。这些结构性压力对台商而言尤其突出，因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扮演高度敏感的关键角色，同时与美中两大体系存在深层连结。

台商在全球电子与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不可取代的关键角色，面临高度风险暴露。首先，台湾产业高度集中于特定市场，而中国大陆长期是台商最大的制造基地与主要销售市场。其次，台商高度依赖美国关键技术，包括设备、EDA软体与材料，均受到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直接影响。其三，电子与半导体产业居于全球关键且敏感的战略地位，是目前各国地缘政治与科技竞争的核心焦点。在此结构下，任何政策变动、地缘冲突都可能使台商首当其冲。

台商身处全球化矛盾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十字路口，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第一，若配合美国相关规范，可能影响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布局；第二，若持续在中国大陆进行研发与制造，则可能被部分国家视为潜在安全风险；第三，若企图同时维持全球市场准入与多重技术标准，企业营运成本将显著增加。此情况形成典型的「三难困境」，市场、主权与安全三者之间的矛盾，需要企业自行平衡与承担。

台商嵌入美日欧关键供应链    开创新优势

尽管全球化矛盾与地缘政治风险提升台商经营的不确定性，但在供应链重组与各国推动产业安全的趋势下，台商亦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首先，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版图正加速调整，以及区域供应链深化的需求，台商在东南亚、印度与北美的布局因此具备更大的扩张空间。其次，各国强化半导体、自动化、电动车与绿能科技等战略产业，形成新兴投资与技术合作机会，台湾企业在关键零组件、制程能力与供应链管理上的优势，有望在此波全球产业升级中取得关键位置。

地缘风险促使跨国企业提高供应链韧性，对具备高品质制造、快速反应能力与完善供应链生态的合作伙伴需求提升，台商可借此深化与国际大厂的策略合作关系，并强化全球生产网的多元化布局。整体而言，在风险升高的环境中，台商若能掌握供应链重组、新兴市场需求与全球产业政策转向的趋势，将能将挑战转化成新的成长动能。

在全球供应链愈来愈以信任度及价值观进行区隔的情况下，台商可强化与美、日、欧盟的产业合作，发展具信任基础的供应链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半导体、晶片制造、军工国防、资通安全等「非红供应链」关键领域，建立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与合作保障。并且进一步运用其在全球半导体与 ICT 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深化策略合作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此种以价值为基础的合作模式，不仅有助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也能提供比单纯成本竞争更稳定、更具长期性与安全性的市场环境。台商透过提前布局、提升合规能力、强化供应链韧性，在竞合并存的全球新秩序中，不仅降低风险，更能开创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