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0日，赖清德总统在就职一周年谈话中，正式宣示台湾将成立主权基金，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强调此举为因应国际经济战略变化，将「由政府主导、协同民间企业的力量，布局全球，连结AI时代的主要目标市场」。赖总统强调未来此基金将通过立法，由政府掌握、专责对外投资。

这是台湾首次由总统层级明确将主权基金定位为「对外战略投资工具」，而非仅止于财务性操作或政府基金重整。对比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Temasek）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韩国投资公司（KIC），赖总统此番谈话替台湾主权基金划下清楚的「战略功能线」，不仅标志政府角色的转变，也象征台湾正式迈向以制度方式运用国家资金、发挥长期影响力的投资时代。

资金来源与制度设计的潜在挑战

理想与制度之间，仍横亘著治理架构与财务结构两道核心挑战。首先，资金来源问题已带来制度间的沟通与整合压力。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在520前夕明确表态，不支持无偿动用外汇存底。他指出，央行外汇资产对应国内新台币金融负债，若直接拨用，将影响资产负债平衡与货币政策操作。为此，他建议可透过三种合法筹资管道建立主权基金架构：

一、由财政部发债后再转交主权基金管理，类似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模式；

二、财政部直接拨款设立国有公司，仿照淡马锡模式；

三、政府出资委托专责机构代操特定资金，接近韩国投资公司运作方式。

除上述三种筹资管道外，亦有部分政策社群与实务讨论者提出，结合专案预算盈余、退休储备基金、特定税收或基金利得等多元资金来源，打造具规模与弹性的战略资金。惟其牵涉资金稳定性、治理责任划分与制度协调等复杂问题，仍需经严谨设计与审慎评估，方能有效推动。

整体而言，台湾若欲推动主权基金，必须同步解决立法授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资金来源合理性等基础问题。倘若制度设计过于急躁或协调不足，恐将引发部门间角力，进而影响政策执行时程。同时，主权基金的设立，也代表台湾正从过去保守的财政思维，转向更积极、具有战略导向的资本运用模式。

主权基金作为战略投资工具：功能、布局与国际借镜

根据赖总统谈话内容，主权基金将专注于「对外投资」，而非取代现有的国发基金功能。换言之，政府规划建立一套对内、对外分工明确的国家投资机制：由国发基金负责扶植国内产业升级，主权基金则聚焦全球战略布局与长期产业投资。

主权基金规划将以「前瞻性」与「必要性」为核心，协助国内产业布局全球。投资领域虽尚未明确揭示，但观察近年政策趋势，预期将涵盖半导体、AI、资安、绿能与军工等关键技术，并与全球科技战略与经济安全政策紧密连动。

观察国际主权基金的实际运作，韩国与新加坡的主权基金值得借镜。韩国投资公司近年强化科技与AI领域配置，投资涵盖AI新创、资料中心与能源基础设施，展现灵活策略思维；同时积极布局半导体供应链上游的私募资产，拓展与欧洲中型私募基金的合作，深化全球私募布局。

根据《IE – Sovereign Wealth Funds 2024》报告，2023至2024年间主权基金主要投资于金融、科技、能源、工业与医疗等领域，其中科技与能源即占总交易量约五成，显示主权基金正从财务导向，转向兼具国家政策与战略资产培育的双重角色。淡马锡堪称代表性案例，该机构持续推动策略升级，在私募投资、永续治理与跨区域布局方面展现成熟制度与长期思维。2025年投资组合净值达新币4,340亿元，年增11.6%，其中私募资产占比逾五成，显示其资本配置重心已由公开市场转向私募领域。

淡马锡投资遍及美洲、中国大陆、欧洲与新加坡，并透过T2030策略，以「韧性」与「前瞻性」为核心理念，建构能因应全球变局的多元资产结构，并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纳入决策核心。该机构亦透过收购微灌溉技术企业 Rivulis、导入内部碳定价制度等措施，展现财务报酬与永续发展整合的治理方向。

然而，即便如韩国投资公司与淡马锡等制度相对成熟的主权基金，亦难免面临外界对其治理机制与风险管理的质疑。例如，韩国投资公司曾因高层政治任命与问责机制不透明，在国会与媒体中遭批评可能影响决策独立性与制度稳定性。淡马锡则因2022年对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投资失利，蒙受约2.75亿美元亏损，随后明显缩减对早期新创领域的投资布局。虽整体私募配置未见减少，但为因应风险环境变化，已逐步转向相对成熟标的，显示其在追求长期稳健策略下，亦必须动态调整资本配置方向，以强化风险控管与组合弹性。

制度化三大关键：立法、协调、治理架构

为真正发挥主权基金「国家级投资平台」功能，制度设计仍须补足三项核心条件：

首先，主权基金的法制基础与治理架构须明确，包括制定专法、设置监理机关及国会监督机制，以确保其具备法治正当性，并有效防范政治干预与资源错置。依据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工作小组（IWG）所提出的《圣地牙哥原则》，主权基金应提升治理透明度与责任机制，建立清晰的投资目标与外部信任。此一原则已成为多数主权基金的治理准则。韩国与新加坡的实践经验具高度参考价值。韩国投资公司每年发布年报与永续投资报告，公开揭示其治理架构、投资原则与风险管理制度，展现其作为独立投资机构的制度化能力与运作透明度。淡马锡则积极揭露资产组成与投资绩效，并明确传达其在数位转型、永续发展与国际合作中的推动定位，其治理透明度更超越一般水准。

其次，资本来源与财政平衡机制须明确，以避免与现行财政、货币政策产生冲突，确保政府整体财务稳健与基金永续性。

最后，跨部门政策协调需强化，特别是在外交、产业、财政与国安等政策间建立明确分工与合作机制，以免部门各行其是、政策方向不一。唯有整合治理机制，方能确保基金具备回应全球经济变化的韧性与弹性。

若能妥善处理上述制度挑战，台湾主权基金将不只是财政工具的形式翻新，更能实践打造国家级投资平台的愿景，并在地缘重组与科技冷战中，发挥制度化国家资本的战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