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产业在过去十年间快速地扩张，但随著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加强的保护主义政策，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通过探讨政策诱导下的结构性扭曲、国内产能过剩与国际市场壁垒等多重困境，揭示中国新能源产业未来可能面临的发展瓶颈。

政策诱导下的结构性扭曲：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内在困局

自2012年中共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以来，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透过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政策优惠，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额高达47.1亿元人民币。这些支持性措施迅速地扩张了市场规模，但也引发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和软预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s)困境，致使新能源车市面临生产过剩与削价竞争的恶性循环。道德危机的核心在于，当企业预期政策支持能为其风险提供保障时，会倾向于采取高风险、低效率的经营行为。由于资讯不对称，政府补贴政策无法有效区分企业体质，在补贴的诱因下，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企纷纷优先以过度扩张产能方式争取资源，而非品质的提升和技术的创新，这导致中国大陆电动车市场充斥大量低价车型。与此同时，当企业在面临经营困境时，预期政府以补贴、贷款豁免等外部救助方式纾困，缺乏财务硬预算拘束力，加剧电动车产能过剩问题。以2020年合肥市对蔚来汽车的援助为例，当蔚来面临财务危机时，地方政府大规模注入资金以稳定运营。此举虽稳经济保就业，但也传递出「政府兜底」的市场信号，使其他企业相信在经营失败时政府会提供救助，从而加大不计成本的投资。

新能源产业「内卷」的现象使其陷入恶性的价格竞争，2023年至2024年期间，比亚迪大幅下调车型价格，降幅高达17%，迫使其他竞争业者被动跟进。价格战短期内虽活络市场买气，长期却压缩行业利润空间。在恶性价格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以薄利多销的方式经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2024年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报告显示，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不足50%。过剩的产能无法被国内市场完全吸收，进一步削弱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调查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平均毛利率自2023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于2023年汽车经销商亏损更高达43.5%。降价求售的操作使得企业无法驱动技术的创新，根据《2024麦肯锡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报告》，「火烧车」和「里程焦虑」是当前新能源汽车的两大问题，显示出陆方电池技术与安全性设计等技术短板的隐忧。中共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火灾事故率为传统汽车的3倍，无形中影响消费者信心。兼以，企业资源的错配，高度重视生产，对内需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甚少，导致充电站分布不均与使用效率低下，凡此皆使其国内市场需求衰退。

产能过剩与国际市场壁垒的双重挑战

当中国新能源产业难以完全依赖内需时，过剩产能便只能通过「外循环」，以低价策略出口国际市场。Canalys分析显示，2024年全球新能源车市场成长率为27.1%，中国大陆汽车制造商的电动车预计在2024年将占据市场的78%。市场饱和与需求减弱的双重影响，迫使全球电动车陷入低价竞争，Rivian、Lucid、Fisker等新创厂商近期公布财报，股价崩跌。为防止中国新能源产业大量倾销，造成不公平市场竞争，欧美国家纷纷祭出政策壁垒，使其出口面临多重挑战。

美国《降低通膨法案》(IRA)通过对「受关注外国实体」零件使用的设限，根据该法案，自2024年起，新能源汽车如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池零件，将无法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优惠，这使得中国大陆产品在美国市场完全失去价格竞争力。2024年11月26日，美国能源部更向Rivian提供66亿美元贷款，加强对美国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补助。有甚者，2024年9月，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宣布，将生效陆方进口产品的「301关税」，包括对电动车征收100%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征收50%关税，对钢铁、铝、电动车电池及关键矿物征收25%关税。与此同时，美国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和供应链韧性建设，将更多生产资源和技术集中于美国本土及盟友国家，使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供应链参与空间进一步缩小。同样地，欧盟推出「开放性战略自主」(OSA)政策，以「去风险化」为名，加强对中国倾销的反制。例如，2024年欧盟宣布对中国大陆进口电动车征收最高可达45.3%的反补贴税，将压缩企业在欧洲市场的盈利空间。应对欧美市场的保护主义，中国企业逐渐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成员国，希望利用区域内的关税优惠以及产品国籍认定，突破全球对中国新能源厂商的围堵。但自2024年起，美国商务部开始严加打击中国企业「洗产地」策略，今年8月认定5家太阳能业者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柬埔寨的加工，决议针对上述4国输美之太阳能电池及模组，征收最高税率254%的惩罚性关税。

随著「川普2.0」时代的临近，全球保护主义政策预料将全面升级，中国新能源产业面临的国际压力势必加大。为落实供应链本地化，川普政府将对中国大陆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新能源车及其零件首当其冲，高关税政策不仅抬高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也将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价格优势降到最低。同时，针对「原产地原则」认定标准将更加严格，涵盖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的全过程，将大幅降低中国新能源厂商通过东南亚进行「洗产地」操作的可行性。川普未来的减税政策则进一步巩固美国新能源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税率降至15%，显著降低美国新能源车企的生产成本，促使特斯拉等本土企业在价格和技术创新均占据领先地位，进一步挤压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

美中科技脱勾加剧　贸易壁垒升高

美国新能源企业得益于减税政策和技术优势，更能在高端市场取得先占优势，巩固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新能源企业在技术研发与产品品质依然存在明显短板，使其不得不更依赖低价竞争维持出口规模。低价策略的长期采用会削弱企业在技术创新的投入，也使中国新能源产品难以突破低附加值的限制。虽然当前中共官方寄望以科技创新、绿色能源以及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突破中等技术陷阱。但未来美中科技脱勾趋势加剧，以「去风险化」为由的出口管制会更加限制中国大陆先进设备的采购和核心技术的转移，对中国推动高质量产业的发展形成莫大阻力。面对可能升高的贸易壁垒，中国大陆不得不强化内需消费作为应对。2024年「新能源车下乡」成为政策核心，将加强建设农村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约车布建，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然而，这一策略无异对地方财政形成额外压力，故2024年11月，中国大陆推出10兆元规模的债务重组计划，以因应地方政府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方面，中央政府将承担部分优先级债务，通过再融资和降低利率方式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被要求压缩不必要的基建项目，将更多资金投入具战略意义的产业。这可能使软预算限制衍生的道德危机从企业蔓延到地方政府，使各地竞相投入新能源产业生产。待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厂商只能以「掠夺式定价」向外倾销，推低全球新能源产业价格，迫使各国升高反倾销税与限制进口，使全球陷入贸易壁垒的新重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