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占据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提供人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从渔业资源、能源、航运、观光、元素循环至气候调节，人类越发觉自身对海洋的仰赖，对海权的欲望便越加强烈。回顾历史，海上权力竞逐随著时代过去并未减缓，而是由明枪暗箭转型成为科技与政治实力的竞争。

谁的海洋？　从自由到封闭

人们逐渐将冲突的目标由陆地转向海洋，大约始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随著科技及航海技术的进展，欧洲各国的船队现身于各大洲的汪洋上，大力推进世界各地的贸易交流，殖民主义亦趁势兴起。海外势力拓展到美洲与亚洲等地的欧洲列强，逐渐拼凑出全球陆地与海洋的面貌，新航线的开拓加剧香料贸易及主权间的竞争。率先开拓航海路径（避开穿过土耳其的陆路）抵达东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急速扩张殖民地范围，并声称对特定航线有控制权。例如：葡萄牙在16至17世纪期间对其控制的海域实行「封闭海洋」(Mare clausum)政策，葡萄牙宣称对印度洋和其他殖民地海域拥有独家控制权，并禁止其他欧洲国家船只进入这些海域，保护葡萄牙的贸易优势与殖民利益。这个政策，对新兴国家如荷兰、英国等造成威胁，争议不断。

17世纪初期，为了回应封闭海洋的政策，荷兰法学与哲学家雨果・格里休斯(Hugo Grotius)发表《自由海洋论》(Mare Liberum)，主张海洋应该是自由、开放的，不应该受到单一国家的控制。格里休斯主张「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前往其他国家，并与其进行贸易。」相较于陆地的壁垒分明，海洋更应该像空气一样，是所有人类的共同资产。他也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透过协商和协议来解决海洋争端，而不是透过武力或垄断追求自身利益。

针对格里休斯的论述，与荷兰竞争海权的英国则有学者约翰・赛尔登(John Selden)发表相对的《封闭海洋论》(Mare clausum)。塞尔登认为，国家应该拥有对其周围海洋的主权，就像对陆地一样。他主张海洋应该被视为领土的延伸，因此国家有权限制其他国家在其海洋领域中的活动。《封闭海洋论》中批评当时崛起的荷兰的海上扩张，因此赛尔登认为英国应该积极地寻求掌控自己海上的权力。

海洋主权法制化　确立各国海域权利和义务

从「自由海洋」到「封闭海洋」，看似对立的两种论述，反应人类面对新兴资源的态度、权力消长对峙策略，以及野心与实力的折衷。17世纪以降，人们仍对海权心心念念，但陆域的冲突吸收更多资源，或许技术进展尚未巩固海洋的控制权，「自由海洋」一直比「封闭海洋」更为人类所接受。18世纪末武器发展，人们使用加农炮进行海岸防御，对于陆地领土的概念也得以实质扩张。于是，一个国家宣称对海洋的主权，常与加农炮射程范围重合，通常约为3英里（实际上可能因国家或地区而异），被称为「Cannon shot rule」，成为领海宽度的惯例。

相较于陆地容易以地景的自然边界界定治理范围，造成几乎没有一片陆地是无治之地，海洋边界及治权定义原则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提出后，才逐渐形成共识，该公约于1994年正式生效。截至目前（2024年），UNCLOS已获得197个国家和地区的签署和批准。

在UNCLOS中，确立各种海域的划分原则，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棚和公海的定义，从而确定各国在不同海域中的权利和义务。UNCLOS也确保了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原则，允许船舶和飞机无害通过各国海域。另外，UNCLOS规定各种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原则，包括渔业、矿产资源、能源开发等，并强调合作和永续利用。

某些重要的海权国家，尤其是美国，目前仍未签署UNCLOS，尽管美国仍然遵守UNCLOS中的一些原则和规范，如航行自由和对海洋环境的保护等。整体而言，「海洋治权」概念相较于陆地确实是相对年轻，且充满许多未定数。

海权争什么？　丰富资源让各国垂涎

除了大航海时代起对贸易权、航权及殖民地的争议外，海洋本身丰富的资源也是各国政府觊觎的目标。其中，渔业资源是人们最早且直接受益的海洋资源。人类食用的动物性蛋白质有20%来自鱼类，渔业每年提供超过4亿人的工作机会。人类历史上为争夺渔业资源而爆发的大小冲突不断，即使到了近代，仍是外交及经济角力的重要战场。

最知名的渔业战争就是英国与冰岛间的「鳕鱼战争」（cod wars）。1952年，冰岛为了维护鳕鱼资源，禁止英国渔船前往邻近海域捕捞，决定将原本的「领海范围」由距岸3海里扩充至4海里（当时尚未有UNCLOS，各国对领海的定义仍在各说各话阶段）。英国以禁止冰岛船只在其国内停泊并卸货作为反击，此举导致1958年在联合国议会上，几个国家试图效仿冰岛将其领海扩增至12海里，但并未通过。这些冲突导致一系列对抗，包括冰岛政府派遣巡逻船和海岸警卫队护渔，冰岛海警为了将英国船只赶走，使用锚链切割英国船只的渔网，导致双方船只因为撞击而受损。这些冲突在1976年和1977年分别达成暂时性协议，确定冰岛的专属经济海域区，但英国仍然有权在某些区域捕鱼。这些事件反映了国家间在渔业资源上的竞争和冲突，也促使UNCLOS等相关国际法的发展。

近代重叠或争议经济海域的渔权争议仍时常发生（如南海、钓鱼台周遭等），公海的渔业资源主要由各渔捕国组成的各种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管理，而渔业资源的竞争、合作及外交斡旋便透过在RFMOs内的科学资料交换、共同研究以及政治协商进行。摒除海上冲突的剑拔弩张，却实质转型为需要同时具备科学、商业及政治谈判实力的暗潮汹涌。台湾的鲔延绳钓渔业遍布三大洋，其作业努力量堪称世界第一，因此我国即使有国际政治地位未明的处境，渔业实力仍让世界各国无法忽视。我国目前以正式会员加入的45个国际组织中，有7个是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重要性不言可喻。

海底电缆是战略资源　具国防合作意义

除了渔业资源外，海底蕴含的丰富能源及矿产等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常引起主权及开采权争端。例如，当前世界上最大的争议海域──南海，涉及中国大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多个水域声称其主权及经济海域，其中一项原因即为南海可能蕴含丰富的天然气等资源。一份1993至1994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的报告估计，南海盆地已发现的储量和未发现的天然气资源总量可能达266兆立方英尺，而USGS 2010年最新研究亦指出，南海至少有7.5亿桶石油。这样丰富的能源资源，导致南海诸国不断进行人工填海造地等占领行动，以巩固其在未来能于当地开发能源的合理性。

现代的生活及经济发展仰赖资讯网路传输。尽管卫星遍布全球，海底电缆的频宽、速度及稳定性，是目前难以取代的重要资讯传输管道。海底电缆网路成为各国的重要战略资源，任何对海底电缆的破坏都可能导致通信系统的瘫痪，对经济、公众生活和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例如，叶门叛军在红海发动的攻击，不仅冲击全球航运，也传出遇袭货船的船锚疑似损害到电缆，造成印度、巴基斯坦、及东非部份地区网路服务出现问题。跨国海底电缆布设，涉及国家间的信任关系，不仅会增进两国间的资讯传输，更有国防上共同合作的意义。

回顾海洋资源竞争与海权法制化历史，不难发现海洋资源的管理年轻但充满活力，尽管历史上的竞争和冲突不断，人们亦逐渐展现协调、共治的精神。海洋资源丰沛且蕴含极高潜能，期许人类以资源永续使用为目标，让美丽的海洋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