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中共召开「二十大」，除认可习近平在党内权力的合法性之外，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治理模式走回后极权主义典范的开始，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等。为「中国式现代化」需有「新发展理念」的支持，这也意味著，「自立自强」、「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富裕」等成为施政重点，其中「共同富裕」引发各界对于中国大陆经济路线转变的推测。

何以大企业对共同富裕「慷慨解囊」？政策指导带动体制变革

早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习近平曾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相关论述出台后，「共同富裕」遂成为新的发展指导，敏感的资本圈随即做出回应，如腾讯集团立刻宣布扩大投入五百亿人民币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改善基层医疗等民生工程，这是腾讯继2021年4月份投入500百亿人民币在基础科学、教育领域之后的再次行动；2021年9月，另一平台经济巨头--阿里巴巴也宣布将投入1千亿元人民币协助共同富裕计划；之后2022年2月，京东集团刘强东宣布捐出145亿价值之京东股票来用于慈善事业。

何以「共同富裕」引发资产阶级的「慷慨解囊」？主要是习近平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导必然会推动财政制度与财富分配的体制变革，如此一来，中国大陆若欲进一步地「完善分配制度」，就需按劳分配为主体，建构出多劳多得的分配体系。

而习近平勾勒「中国式现代化」是将「共同富裕」、「大国崛起」与「两个一百年」等政治宏论共同纳入治国领政的方程式，新的国家发展愿景也与1978年邓小平改革出现路线差异，特别是在新宪法中废除主席连任期限，改变过往的权力继承规则。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宣示新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二十大」之后的共和国，实际上已是新的国体。

「习近平思想」的指导身影无所不在

从「精准扶贫」到「共同富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各项政策背后可以看到习近平思想的指导身影。中共透过行政介入改善贫穷弱势阶级处境，运用财富再分配的机制推动共同富裕，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十分类似。习近平治理中国10年期间，权力机制出现「再毛化」的特征，权力高度集中、制度化降低与党国强化管控社会的现象。将权力机制固化应是为了实践习近平思想中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建设蓝图，这个蓝图架构的理论依据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是历经过文革的红二代，改革开放时期多在福建、浙江与上海等经济发展的地方工作，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管理经营模式后，何以其认知架构仍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影响？习近平思想中的经济现实主义为什么又让位于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可能的原因在于其当前施政所面临到的两难格局，眼下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同时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利润率衰退与市场经济体制生产率下降的双重压力。

2008年美国次级房贷事件后，各国为刺激景气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资本总量快速增加，资本套利成为快速获得财富最简单的方式，金融游戏让实体经济面临供需失调的压力，其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乌克兰颜色革命等事件使得扩张政策成为主流。尤其，金融风暴与地缘政治危机动摇全球稳定，以吸纳他国资本并执行全球代工的中国大陆经济开始出现危机循环，如2014年的地方债风暴、2015年的股市熔断危机、2016年底的共享经济泡沫化、2018年的P2P网路借贷危机与中美贸易战等等，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结果出现2021年的恒大等地产公司之危机事件。

这种外部资本扩张导致中国内部经济失衡，实体经济借由劳动产生的价值而贬值，但国家又必需支持市场主体生产营运，避免个别企业倒闭而引发供应链连锁反应，最终让整体社会付出惨痛代价，于是「六稳」、「六保」政策相继推出。但这种应急式作法并非习近平所愿见，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承诺，中共必须提出一个能根本性解决当前两难处境的对策，特别是针对资本扩张造成的实体经济波动，为此而萌生管制资本与优化资本配置，此举可避免资本扩张与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可以救助弱势社会与支持中产阶级，倘若资本有序配置而导致民众消费能力提升，就能解决商品生产过剩情况，可有效化解经济危机。

「共同富裕」是指资本利得必须能满足劳动剩余价值规律，另一方面资本又不能剥削或占有劳动剩余价值。倘若资本红利能够经过再分配机制而为其他阶级所共享，既可以避免资产阶级占有劳动剩余价值，又能提高整体社会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避免生产过剩与资本利润率下降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这是习近平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困局提出的解方。

台商要及早准备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脉络转换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前中国经济处境提出的对策，再分配机制的建构就成为关键重点，首先要能有助于「富裕」，富裕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是指人们不再受短缺之苦，并有能力追求向往的生活，因此必须要有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化解决供给不足的处境；其次，这套再分配机制要能够达成「共同」的分配要求，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富裕」生存的能力。

若将上述论点转换为现实的政治管理，需要一套完善的财政体制与税务系统，透过财政支持来提供经济诱因并帮助产业提升生产能力，又能透过税收分配来协助各个阶层获得改善生存处境的经济能力。由此可知，未来中共经济政策将会侧重强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设法缩小财富分配的差距，借由国家财政的挹助改善各个阶层生存处境。

新的政治管理作为已经开始落实，据闻近期国家公务员考试提高税务系统的招录比例，借以充实税务部门人手，将来配合「金税四期」系统强化税务稽征的能力。又如近期中共在农村地区再次重建供销社体系并发展配套的物流系统，希望能够创建生产、供销、信用之三位一体的单位，以此改善农村地区的消费环境。另外，2022年6月，中国大陆监管部门约见瑞信、高盛、瑞银等外资高层，要求在薪资结构需符合「共同富裕」的精神。2022年11月，京东集团的刘强东为了响应共同富裕，将为基层员工设立住房保障基金，高阶管理干部也将减少现金薪资10%-20%，刘强东的作为被解读为受到政治压力，但类此不乐之捐体现出响应共同富裕号召、表现政治正确之必要性。

忧大跃进路线复辟　企业家改变投资布局

近期中共左派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外界担心过去大跃进时期「一大二公」路线将再次复辟，例如，2021年11月，日本共同通讯社针对共同富裕下的日商投资行为进行报导，文中表示若大陆富人限制消费与支出，将影响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动能，进而让日商必须重新思考商业策略与投资布局。又如大陆顶级白酒品牌贵州茅台因为价格昂贵可以反应消费品味，过去常用于婚礼或商务晚宴，但受制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国际投资者开始看坏贵州茅台的市场需求而调降投资组合。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二十大」之后，共同富裕的主张结合习近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路线的调整，在「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下，各级行政部门已然心领神会的进行自我教育，未来无论是高管减薪或强化税务稽查，或顶流资本圈进行的慈善义举都将是社会的常态，过往所见的资本扩张或顶级消费的市场行为将不复见。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的主要政治承诺，但以此建构的政治过程能否解决中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或能化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压力？目前尚无法判断，前往中国大陆开展事业或参与建设的台商与民众，应该要调整心态与作法，以便早点适应新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