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习近平上任后，中共不断地推动国家安全法制的修法，除进一步完善各种资料的机密等级外，更逐渐将防范间谍行为的责任从公部门(例如国安部或公安部)转嫁到企业法人与自然人身上。
• 中共逐步颁布相关奖励办法，提高大陆民众主动检举或自首的动机，除反应中共对政治安全的忧虑，也反应社会舆论空间正因国家安全因素被压缩。
• 中共公布第三份对台政策白皮书，暗示经济利益或发展需要须从属于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因而可能配合其政策或情势需求，要求台湾民众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对两岸关系与国家安全法制的遵守及贡献。包括：要求表态支持两岸统一、紧缩言论空间、强化监视与查核言行举止、要求台商更具体地贡献与协助大陆经济发展、要求台湾民众为促进两岸关系提供更具体的协助等。
• 在美国所主导的种种技术输出禁令下，不排除当中方无法取得欧美企业的技术或设备时，陆企会透过相关法制，尝试取得台商的协助。

一、中共国安法制的近期发展
习近平上任后，不断修订国家安全法制，其修订系以2011年2月的刑法第八修正案为基础，以修法与行政命令填补刑法第八修正案中102条至113条的漏洞，相较于习近平第一任期的修法著重「物防」与「技防」，因而将重点放在《国家安全法》、《网路安全法》及《数据安全法》，并透过行政命令的颁布强化《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界定范围，但近年则更著重人防，尝试将反间谍与反情报的责任施加在一般民众与私部门，因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与《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尝试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赋予社会大众及私部门。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要求中共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反情报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与他社会组织负有主体责任，并需负责培训与执行规定、健全制度与动态管理、履行安全职责与网路安全防范。而《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则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明订奖励举报的条件、方式、标准与途径，从这两份文件来看，中共尝试以各种方式强化社会大众的保防意识，并将保防责任逐步转嫁至私部门或个人身上。同时，最晚自2020年开始，中共也不断透过运动式治理，以各种教育、座谈会或纪念日的举办强化民众与私部门在反情报业务上的责任，例如透过座谈会或视频宣传前者，再如透过公布「典型案例」，大规模进行宣传与教育，并倾向揭露「自首」案例，呈现中共官方处理类似案例的宽大。
从近年中共对相关案例的宣传来看，中共更在意一般民众在不经意间违反国安法制的可能性。因而，多数宣传案例均针对一般民众，且其叙事逻辑也有高度相似性：境外间谍组织透过网路交友与大陆民众建立关系，并因此协助拍照或透露讯息，最后因被他人警告后主动自首。类似故事情节除有助于中共提行民众勿违反国安法制之外，也显示北京更关注一般民众或私部门—而非可接触机密资讯的公务人员—误触国安法制的可能性，以及强调自首的减刑或举报可获得的表彰。
另一方面，相关案例的宣传反应出「国家安全」的定义被逐步扩大，从传统的反情报活动扩张到任何可能有害政治安全的行为。实际上，近年不少宣传案例的内容与传统认知的「国家安全」关联性不高，但却均被定义为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2020年4月17日的人民网刊登案例：外籍人士艾某频繁捕捉昆虫放入玻璃容器，并拍照记录，遭民众举报。此案的处理内容仍过度扩张国家安全定义。此倾向反应中共对政治安全的忧虑正在提升。
整体来说，上述国安相关法律的修正，除因应法律的过时之外，也为进一步巩固政治安全。其手段除重新规范公部门机密等级与公务人员的保密义务，更进而将反情报的责任附加予社会大众，因而也不断地强化对社会的宣传、教育，并定期公布相关案例以强化社会大众的保防意识。然而，此趋势却可能令在陆台湾民众与台商面对更严峻的环境，因为权利与义务往往是相伴而生，当中共赋予在陆台湾民众与台商同等或优于大陆民众的待遇，在其政策或情势有需求时，也会要求台湾民众与台商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对在陆台湾民众与台商的影响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访台与中共第三份对台政策白皮书的公布标志著中共对台政策的典范转移。过去中共对台政策摆荡在经济利益与主权原则之间，多半会以经济发展为优先，但第三份对台政策白皮书的内容则显示著其转而认定经济发展必须从属于主权完整与安全利益。
从中共的国安法制的内容与其实践来看，中共可能会依据《国家安全法》、《间谍法》与《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要求在陆台商实施国家安全教育与履行反情报规范，相关部门更可能同步强化对在陆台商日常营运与内部管理的监督及介入，以要求在陆台商肩负更多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这些义务可能包括：要求表态支持两岸统一、紧缩言论空间、强化监视与查核言行举止、要求台商更具体地贡献与协助大陆经济发展、要求台湾民众为促进两岸关系，例如「统一」民族大业，提供更具体的协助。
考虑到大陆经济与社会情势的变化、中共面临的国际压力日增与两岸关系的紧缩，前述趋势的影响可能将进一步外溢至各种层面。首先，美「中」贸易战后，中国大陆经济成长面临瓶颈，近期地方金融问题丛生，再加上极端气候的影响，中共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面临问题却日益复杂，难免促使渠等不仅减少优惠待遇，也尝试对境外人士及企业一视同仁，除挤压出更多资源因应困境，也减少大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与不满。
其次，在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中共与国际社会在价值观与经贸政策的摩擦与冲突也不断浮现，前者例如双方对人权与主权的观点不同，后者则如国有资本干预市场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与商业间谍等行为。随著双方摩擦的增加，中共面临的国际压力越强、外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逐渐转向。在此背景下，中共可能尝试透过在陆台商取得发展所需的设备与技术，以维持经济成长。
此脉络可能引出一系列的政策与作为，可能的剧本之一是大陆民众或企业的举发与介入。在一些科技产业的技术上，不论是生产或管理技术及知识，台湾厂商仍有相当竞争力，在美国所主导的种种技术输出禁令下，台湾厂商往往成为陆企尝试获取技术的对象之一。因而，不排除当中国大陆无法取得欧美企业的技术或设备之际，陆企—特别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企业—透过相关法制尝试取得台商的协助。

三、结论
2018年也许是中国大陆发展路径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面临的内外情势与经济条件皆逐步恶化。随著中共面临的国际局势与国内经社情势的变化，国安相关的制度与法规的修订及执行将逐渐影响并紧缩在陆台湾民众及台商的言论与选择空间，特别是随著裴洛西访台后，中共对两岸关系及台海现状的定义变化，要求在陆台湾民众与台商肩负更多的义务是极其可能发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