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回顾与展望

文／林建甫、吕帛晏

两岸经贸关系在ECFA签定后迈向新的里程碑，未来合作将会朝制度层面深化，透过资金与人才的移动，双边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单向投资，走往相互依存的关系，期待在共同市场的起点上，两岸的合作发展模式能够成就大中华经济圈的成功典范。

回顾两岸经贸沿革

过去两岸经贸交流常受到政治情势的牵引，从1949年中央政府播迁来台的彼此敌对关系，再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两岸开放，经历过50年以上的漫长岁月，两岸经贸也从过去的隔绝到间接、再逐渐往正常化迈进，期间经历过多次转折，但不变的是两岸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

我国在1960年代间，政府以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当时透过加工出口区的设立，为经济发展立下了稳固的基石，70年代后政府开始积极进行基础建设，基础建设的提升带来了产业转型，轻工业逐渐被钢铁、石化及机械等产业取代，期间虽然经历了退出联合国、石油危机与中美断交，但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却从未曾改变。

中国大陆在1950、1960年代期间，经历过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1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政府一度禁止私有生产，造成生产效率大幅下降，农粮产量严重不足也使饥荒问题浮现，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局势动荡，也让经济发展停滞，当时大陆政策错误与锁国心态，隔绝了两岸间的经贸交流。

到了1979年大陆才释出善意，人大常委会2发表《告台湾居民同胞书》，表示两岸应该结束敌对状态，并开始通邮、通航及通商扩大彼此间的交流，但是当时我国认为此只是中国大陆统战手段之一，对大陆采取「三不政策」3，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方式应对大陆问题，该时期两岸主要是采取间接贸易的模式，双边透过第三地进行交流。

我国于1987年终止戒严与动员戡乱时期，并开放大陆探亲，政策方针由限制转为管理，推进两岸交流的进程，并且大陆国务院亦在1988年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希望吸引厂商赴大陆设厂投资，但我国对大陆企业投资限制仍多，所以该时期经贸交流是单向对中国大陆进行投资。

双边民间交流在1990年后渐趋频繁，但也让犯罪、继承与婚姻等问题浮现，当时由行政院主持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接受政府委托及授权，直接和大陆进行事务协商，并且双方于1992年对于「ㄧ个中国」的问题进行沟通，我国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并强调以交流、对话与搁置争议的核心价值进行互动，随后即在1993年举办了辜汪会谈，取得4项具体协议4成果，建立双边交流的基石。

李登辉前总统在1995年访问美国，这使得中国大陆不断向美国进行抗议，甚至对台湾海峡进行飞弹试射，企图影响我国1996年总统大选，但李前总统仍旧高票当选，随后我国对于大陆投资问题采用「戒急用忍」策略，限制高科技、5仟万美元以上与基础建设投资不能赴陆。

 2000年政党轮替后政府对两岸经贸政策由戒急用忍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5，但是由于政治人物意识形态问题使得两岸关系转趋紧张，再加上多数民众意见无法有效凝聚，原本开放的政策无法有效落实，使得台湾在全球经济角色上逐渐失焦，无法参与整合的边缘化危机导致台湾出现失落的10年。

我国虽然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但是随著多哈回合谈判的破局，让外界开始质疑多边贸易组织是否能够发挥功能，国际间遂转向以弹性较高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模式进行区域整合，但是当时紧张的两岸关系，使的我国洽签FTA的步调大幅落后。

两岸经贸在不同时代下对经济意义也有所不同，过去中国大陆对台湾来说只是出口或投资选择之一，但是在区域整合及全球化的时代，大陆代表的不只是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更重要的是其成为台湾国际化的重要环节，透过两岸合作，将能够让台湾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取得有利位置。

两岸经贸关系蜕变

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将经贸战略调整为透过两岸开放接轨全球，即把经济主轴拉至两岸经贸，并且在2010年第五次江陈会正式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正式宣告两岸经贸正常化的时代来临。

在后ECFA的时代下，两岸的经贸的角色也开始转变，随著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其影响力也慢慢在国际秩序中蔓延，尤其金融海啸重创成熟国家经济实力，大陆的经济地位也更形重要，我国必须要重新调整对两岸经贸观点，未来台湾应以技术优势主导中国大陆市场发展及产业走向。

擅用中国大陆市场的台湾

台湾对大陆出口占总额的42%6，对大陆投资也占总对外投资比重的82%7，数据不只证实两岸经济高度连结，在内涵上更指向ECFA后的两大趋势，其一台湾厂商正积极进行中国大陆布局，透过投资让生产链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而且接单的目标不再限定于成熟国家，大陆消费市场也是重点；其次投资的性质除了制造业之外，厂商更往服务业进行渗透，这也说明了未来台湾经营方向将会更贴近中国大陆本地商机，而随著台资企业经营方向的转变，拥有技术及发展经验的台湾厂商，将更有机会主导中国大陆市场的走向。

未来台湾与大陆在制造生产面向上，将会有更深层次的合作，这也表示两岸的景气的连动性将越来越深，除此之外台湾资本市场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概念股，扬子江也成为第一家在台发行台湾存托凭证(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s，TDR)的中国大陆企业，再加上人民币朝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未来双边金融市场的接触也势必更加频繁，在金融与投资活动的催化下两岸共同市场有机会逐渐成形，而未来台湾也必须更了解擅用大陆市场。

制度与规格的交流

投资机构预估2030年前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将会超过美国8，庞大的经济规模将会带出消费的力量，这会让中国大陆拥有制定规格的权力，过去受制于美国掌握产业规格的局面有可能会被打破，甚至在亚洲经济整合的浪潮下，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有机会成为亚洲产业规格的制定者，而我国各项产业的技术优势，将有机会导引中国大陆产业规格的走向。

中国大陆在十二五框架下，要由著重经济成长转为发展，这意指未来大陆将会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成果是否能让民众享受，也透露出未来大陆的发展将会更为多元，环保、教育及品质等都将会成为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而台湾在经济与制度发展上相对成熟，未来随著台湾人才与资金进入大陆市场，将有机会将各项制度及观念带入中国大陆，甚至主导中国大陆各项制度发展。

两岸双边经济交流，逐渐由间接走向正常化，正常化不仅会带来贸易量的大幅增加，彼此产业的连结度也开始上升，这会导致双边关系转化，未来影响力将会从过去著重的硬体改为软体，制度与经济将会出现更深层次的连接，两岸共同市场有机会缓慢成形。

两岸产业合作新契机

在两岸共同市场逐渐成形的过程中，双边旧有的合作模式也将会被淘汰，尤其在十二五计划的揭示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重心已经从过去的保增长往调结构的方向移动，未来两岸合作的内容将会重新改写，制造、金融及内需产业将会成为合作的新亮点。

两岸制造业的互补关系

台湾高效率的管理能力加上中国大陆低廉的劳动成本，形成在过去台湾在代工产业的强大竞争力，但是在富士康事件9之后，劳工要求加薪的声浪在大陆沿海各地传开，这使得劳工薪资大幅攀升，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及缺工问题浮现，都让大陆的劳动成本快速增加，未来大陆产业方向必须面临调整。

台湾在1980年代即面临过该状况，而且也顺利将核心的竞争力由成本转为技术，未来技术与经验将会是双边合作的关键。台湾在研发技术上投入甚多，不仅研发经费长期保持在10%成长水准，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毛额比例更达到2.77%10，高于德法等已开发国家，技术上的优势将成为合作的基石，未来台湾厂商将可以透过授权等方式将技术或设备转移至中国大陆，台湾厂商只须拥有关键技术的研发能力，透过台湾技术中国大陆生产的模式，不仅可以让中国大陆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提升，更可以加深双边产业的垂直整合。

目前行政院所提出的六大新兴产业项目为「生物科技」、「观光旅游」、「绿色能源」、「医疗照护」、「精致农业」及「文化创意」，而中国大陆的新兴产业发展计划，也说明未来生物科技、新能源与电信产业将是其发展重点，两岸在绿色能源与生技医疗项目有所重叠，这也说明了双边对于产业的发展策略相似，可就既有项目进行合作，共同开创新兴产业的发展契机。

金融合作的双边契机

台湾金融业经营环境不佳，不仅业务渐趋饱和，存放利差也长期维持在低档，过去10年当中，没有一年的银行业资产报酬率(Return of Asset)符合1%以上的国际水准11，造成此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为厂商纷纷赴中国大陆投资，使得潜在厂商大幅流失，其次为我国银行家数过多，使得业务多以杀价模式竞争，金融业急需要增加产业成长动力。

中国大陆经济逐渐步入转型期，希望由出口转为内需拉动成长，此也意味著大量的金融需求将会孕育而生，但中国大陆却没有足够的金融人才来满足业务成长的速度，台湾的金融业者在同文同种的特色下，将会比其他外资机构更能贴近中国大陆市场，未来有机会填补中国大陆在金融服务不足的部分。

两岸金融业务互补性甚高，双方皆可透过技术及业务的交流互蒙其利。首先，十二五计划明示要强化中小企业发展，而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资金，台湾银行业在中小企业放款经验丰富，若台资银行顺利登陆，将有助于中国大陆中小企业政策推动；其次，中国大陆不仅对证券业限制仍多，外汇与资本市场亦充满浓厚管制色彩，反观台湾承销业务具有价格竞争力，而且外汇及衍生性商品发展已久且管制较少，开放的优势不只能吸引大陆企业来台筹资，也能够吸收投资大陆的国际资金，是大中华区绝佳的金融平台。

中国大陆内需带来的合作机会

中国大陆从2000年之后经济成长率都维持在8%以上水准，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与工资大幅攀升，三大因素成为大陆内需成长的引擎，而且近期大陆政府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希望经济板块能够往其他产业移动，让消费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项目，消费力量的崛起会让内需产业合作契机浮现。

台湾过去在全球产业链的角色著重在代工，不能往品牌发展的重要关键在于台湾并没有足够的市场基础，现在中国大陆正往消费的路途上迈进，过去台资企业长期在大陆扎根的过程中，累积对大陆市场的深刻了解，再加上ODM12项目一直是台湾厂商的优势，过去累积的制造代工经验将会成为品牌发展的利基。

台湾各项产业的发展历程较久，所以产品路线上较为多元，台资企业除了拥有快速制造优质商品能力外，也具有精致细腻服务的实力，所以即使面对中国大陆有大众及顶级客层的区别，台湾也有能力应对此情况；其次在大陆老年化与少子化的人口趋势中，台湾医疗保健与老年安养的机制，即可移至中国大陆开发该项商机，而少子化现象背后的父母升学期盼，将会扩大文化教育产业的合作空间，尤其两岸考试文化与制度相似，台湾业者将能够更贴近大陆市场。

结论与建议

随著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两岸的经贸关系也已经开始质变，过去中国大陆对台湾来说只是出口与投资的选项之一，但现今的两岸经贸却已经成为台湾跨出国际化与区域整合的重要环节，未来彼此间的交流不再只是单向，如何透过双边的合作取得全球竞争优势将会成为发展重点。

在ECFA后两岸经贸已经开始蜕变，在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不仅经济连结度会增加，国内厂商也更有机会在大陆大展拳脚，未来台湾的发展经验有机会领导中国大陆市场走向；其次在制度上，大陆消费力量带来的不止是商机，更有制定产业规格与架构的权力，而台湾拥有的技术优势，也有机会引导中国大陆产业规格的方向。

未来两岸间的合作将会从制造、金融及内需三大面向展开，其中台湾在生产及金融技术上具有领先的优势，台湾可以借由合作顺利开拓中国大陆市场，得到技术的中国大陆也能够提升产业的附加价值，其次中国大陆即将要迈入消费成长的黄金时期，也代表著现在是台湾厂商由制造端转向品牌及通路的最佳时机。

在两岸经贸开始正常化的起点，台湾不能够再用旧有的观念去进行思考，中国大陆代表的不再只是成长快速的商机，亦或著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东协加一启动后，中国大陆将有机会成为区域整合的重点，而台湾要如何应对，以经略中华放眼全球的格局去看待两岸经贸，并以台湾的技术及制度优势主导中国大陆发展走向，才能在国际竞争的产业环境中胜出。

（本文作者林建甫、吕帛晏分别为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助理研究员）（本文不代表本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