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形势下的协商与谈判
时　间：6月19日下午2：30至4：30 
地　点：海基会  
主持人：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
与谈人 　周继祥   台湾大学教授　李允杰   空中大学教授　潘锡堂   淡江大学教授
 　　　　龚明鑫   台湾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大年   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高孔廉
　　非常感谢各位拨空来出席这场由「交流」杂志所举办的座谈会，请各位多多指教。今年五月底我和江董事长到海基会任职以后，就积极筹备两岸恢复协商，并在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完成协商，签署了「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及「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希望各位针对这次协商，提出有什么应该要改进的地方，作为未来的参考。各位也都看到两岸之间还有好多议题，包括货运包机、海运直航、新航路、探勘海域油气、共同打击犯罪等很多议题要谈，在准备工作上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请大家提供高见。

周继祥
　　这次海基会代表团去大陆谈判，「承先启后」的意义重大。马总统前几天曾说，这次谈判是接续八年前的谈判，亦即「承先」。我把发言的焦点放在「启后」这一段。这阵子有关两会谈判的报导非常多，但也造成一些困扰，众多讯息，何者为真？何者为非？这些都会影响两岸谈判的过程。例如之前爆出来的说是会前已有一个草约，而在野党一直在争论这草约是怎么来的？程序是怎么样？有没有经过授权？是不是合法？总体而言，海基会代表团这次赴北京谈判虽然匆促，但也不容易，时间这么短，就能顺利的带回一定的成果。
　　回头来看，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确出现很多问题，举凡媒体所报导的都是可以检讨的。首先是事前的筹备工夫，以一九九八年的「辜汪会晤」为例，我方为此先开了很多次会议，事前的准备工作做的很长，也曾邀请学者专家提供意见；但这次可能是时间比较仓促，事前准备工作并不是那么多，凝聚的共识也好像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辜汪会晤」的团员有康宁祥，那时他是代表在野党，吴荣义、蔡英文、包宗和则代表学界。相对而言，未来海基会在组谈判团队的时候，要注意到社会观感，一定要考虑到在野党所能扮演的角色。两岸谈判已经不是海基和海协两会的事情而已，海基会所代表的意义，可以拉高高度到代表整体台湾社会，因此，成员可以有更大的包含性，免得有人晾在一边说风凉话；而在野党则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在看，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出发前的准备功夫可以更细腻、精致一点。
　　两岸谈判已经不是海基和海协两会的事情而已，海基会所代表的意义，可以拉高高度到代表整体台湾社会，因此，成员可以有更大的包含性。
　　在一九九八年的辜汪会晤我也是工作人员之一，知道这个工作很辛苦，中间有很多环节。前方谈判要跟后方保持沟通，临场很多状况，包括讯息的传递等，都要妥为处理。也难怪看过八年前大阵仗的国内媒体，在相较之下，会认为这次海基会的应对进退好像比较乱。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大家对海基会期待很深，也希望海基会多做一些检讨，对下次谈判做更多准备，把参与的层次放大，把准备的时间拉长。此外，相关议题的事前准备很重要，过去海基会设有谈判小组，平常就做一些议题的准备，搜集各式各样的资讯，或请教学者专家。毕竟谈判的意义太重大了，它不是那一个政党的专责，而是由海基会代表整个台湾社会的利益去谈判。
　　从过去经验看来，这次谈判团队官方的色彩更强，我们看到海协会角色的扮演，和海基会不太一样，到现在为止，除了张树棣是以陆委会主任秘书身分来兼海基会副秘书长之外，海基会董事长、秘书长以下成员都跟陆委会没有直接关系。相对来看，海协会不是这样，海协会除陈云林是国台办主任退下来之外，孙亚夫、郑立中、李亚飞等，都是以国台办现职的身分兼任海协会职务，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其实，我们有很多机制，可以邀请其他单位的人员到海基会来，反正有回任条款，以后可以再回任到公务体系，早一点先把可能要参与谈判的人，从各部会抽调到海基会来，这在技术上不难，可以让谈判成员早一点接触这些议题。
　　此次协商只是第一步，以后还有更多要谈。「启后」的部分，除了准备的功夫，和参与的扩大、对在野党的尊重，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监督方面。
　　这是从比较两次谈判来看，当然，也牵涉到海基会经费的问题，但我想既然马总统这么重视制度化协商管道，要经费应该不难。所以我建议海基会应该可以把准备功夫做得更大，从各部会抽调一些人马提早做一些准备。
　　五二○之后执政党扮演的角色，我认为不必太凸显，党对党协商只可以是一个辅助机制，但为了不让党对党这个管道太被强化，我建议可以让更多民间管道来协商。海基会、海协会的轨道固然是不可替代的，但可以透过其他三轨、四轨、甚至五轨，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像有些过度敏感的议题，便可让学者先来谈，因为学者没有包袱；再看议题的性质，来决定由那个轨道继续谈。台湾这个多元社会有多元的声音，藉著多元轨道的意见交换，多少可以凝聚一些共识，也可减轻外界对国共两党进行密室政治的疑虑。
　　总而言之，此次协商只是第一步，以后还有更多要谈。「启后」的部分，除了准备的功夫，和参与的扩大、对在野党的尊重，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监督方面。立法院王院长日前提出「两岸签订协议监督机制」，这个监督条例是按照两岸关系条例来起草的，它有凭有据、不是无的放矢，如果此次谈判代表团出去前，立法院先把此一议题抛出来就很难看。
　　但现在立法院将周末包机当做是节日包机的延长，还没有牵涉到事前要立法院审议的问题，只要送到立法院备查就可以；可是将来两岸两会若进一步去谈某些重大协议，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可能是要先给立法院审查同意，这还牵涉到保密的问题。
　　谈判不可能敲锣打鼓去谈，事前有草约、有密使去谈，我都觉得可行，但是要顾虑到监督的机制，尤其是立委诸公看到前方抢尽了镁光灯，当然会有想法。
为了让将来两岸两会的工作更顺利，海基会应考量立法院适度的参与、事先的协调，这部分的工作恐怕也要加强。特别是有人批评说，这次协议是事先讲好的，海基会只是来盖个章、背个书，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私下沟通管道固有其必要，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纳入监督机制，有更多的沟通，不要造成一些误会。站在对二千三百万人民有利的角度来看，海基会代表在出去协商前，如能在台湾内部有更多协调，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高孔廉
　　我提出两个问题请大家提供高见，一、谈判与会晤的性质应该有所不同，国外的谈判团队不知道有没有涵盖在野党，谈判团队是代表政府行政部门还是代表党？第二、国际间的协议、协定或条约，到底要不要事前送立法机关审议？

李允杰
　　我认为两岸的新情势目前形成两个气候，一个大气候，一个小气候。大气候是：在两岸之间，首先在北京方面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顺利将奥运完成，以及抓紧两岸二十年和平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营造两岸稳定发展的气氛。经过民进党执政八年两岸关系的停滞对立，北京认为国民党重新执政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之后，北京认为台湾方面的「法理台独」疑虑已消除，两岸之间能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这是大气候。
在大气候之下，形成一个小气候：即两岸的领导人或领导阶层双方都有心、有使命感，希望建构一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特别是胡锦涛个人有著强烈的使命感，相较于以往的江泽民或邓小平，胡锦涛亲自抓紧中共的对台工作。在台湾方面，自二○○五年四月「连胡会」后，萧万长、吴伯雄及江丙坤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相继访问大陆，促进两岸间相互了解、沟通及建立互信的作用，两会复谈之所以如此顺利，事实上不能抹杀了前面铺陈工作的贡献。
　　但是，我要谈的是，前面已经做好了铺陈的工作，后续是否需定型化呢？我稍后要谈的，是否需要将「接力协商」的模式定型化（即先前由国民党与中共谈好后，再由海基会协商签字之模式）？此种模式是一个关键重点。至于有关两次会谈的差异点可从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因为两岸有了政治互信的基础，中共的一贯做法是，如果双方没有政治互信的基础，一定会设法突出前提，即「一中原则」的前提，在以往民进党执政时期，中共的做法即是如此。国民党执政后，因为「国共平台」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基础，在两岸复谈时就不提「一中原则」了。如果我们详阅「江陈会谈」的协议与纪要全文，皆未出现任何有关「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文字。在谈判过程中，可能高秘书长也没有听过有关「一个中国」原则，只有在「江胡会」时，稍微提了一下「九二共识」。换言之，双方有了政治互信与善意的氛围后，中共就不再谈政治，也就是「搁置争议」，接下来是「共创双赢」，亦即优先处理经贸交流中有交集的部分。
　　二、两次会谈最大的差异点，在于此次「江陈会谈」完全不谈政治，上次「辜汪会谈」时辜前董事长还提及了「波茨坦宣言」，强调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双方处处在「政治」上过招。「江陈会谈」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此为最大的不同之处。
　　此次会谈没有波折，并不表示将来发展会很顺遂，我认为将来的议题，就像两岸已有所认知，是「先易后难」，随著难度的增高，波折亦会不断。
　　三、此次参与「江陈会谈」的台湾官员层级为历次最高，参与人数十九人中，有八人是政府官员。换言之，双方已正视官方代表的现实。此为第三个不同之处。
　　个人认为两次会谈最重要的差异，在于整个政治气氛的不同，因为政治气氛不同，造成双方想要谈成的氛围。心态决定了结果。当谈判双方都想谈成时，过程与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记得在「辜汪会谈」时，感觉双方是「谍对谍」的气氛，例如，台湾方面出招强调「中华民国存在与分裂分治的现实」，或者是中共方面出招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等，双方在文字游戏上较劲，但在此次会谈中是完全搁置的。台湾当前要拼经济，并藉著两岸开放来联结全球，两岸经贸正常化对台湾方面是有利的。观察此次「江陈会谈」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波折，这是好现象。
　　但是，此次会谈没有波折，并不表示将来发展会很顺遂，我认为将来的议题，就像两岸已有所认知，是「先易后难」，随著难度的增高，波折亦会不断，即使在此次「江陈会谈」如此顺利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一些小涟漪，例如：「两会互设办事处」的小插曲。
　　随著两岸谈判难度的增高，未来的谈判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一、二轨之间要如何扮演好彼此的角色？诚如周教授所言，北京是「以党领政」，只要党中央决定即可定案，至于后续的谈判，只是贯彻党的意志而已，才有所谓的「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白手套与手是合而为一的。但台湾不同，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政党，台湾不是「以党领政」，而且在行政部门之间亦存有「本位主义」的观念，也会产生协调的问题。所以，北京方面是中央集权，上面一个命令，下面就一个动作；台湾方面必须花较多的协调成本，来凝聚共识与整合意见，最后才能达到口径一致。
　　第二，此次的谈判，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周志怀副所长认为，此次会谈是「接力协商」的谈判模式。简言之，国民党的「国共平台」跑第一棒，谈好后再交给海基、海协两会来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来此种模式继续下去好不好？也就是说，国民党谈好后，陆委会与海基会只是「背书」而已，这是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个人认为，若长期将此「接力协商」定型化，国民党跑第一棒，海基会跑第二棒，事实上不是很好。除非国民党中央能完全接收到与陆委会、海基会相同的指令、讯息与底线，亦即完全整合在马英九总统的指挥之下，否则，国民党谈好之后，陆委会与国安会不一定能接受，对此个人认为有两个解决办法：
　　一、将国民党中央整合于马总统的指挥之下，因为北京方面将两岸未来要协商的政治议题（例如终止敌对状态、和平协定），视为是「国共内战」的延续，如果是由「国共平台」来谈，比较不会有两个国家谈判的国际观感。所以，北京方面不管是对台研究的学者或媒体，如文汇报、大公报、新华社等，皆不断强调「国共平台」的重要性；换言之，中共重视「国共平台」更甚于两会复谈。虽然有人认为规格不重要。但是，「吴胡会」的规格相对于「江胡会」的规格，我个人认为北京是有意要凸显「国共平台」的重要性。如果无法改变此一现实，可让国民党赴大陆前先讲好，不谈任何的具体的东西，只讲大方向与原则，双方相互的暖场、缓冲与沟通，而国民党的讯息与底线必须与陆委会、海基会是相同的，这是马总统的国安团队必须整合的工作。
　　二、国民党赴大陆协商前，须充分与陆委会、海基会协商；或者是让陆委会、海基会人员加入「国共平台」，亦即在第一阶段协商时，就有海基会的谈判人员参与其中，这样有两种模式。
　　我个人也同意，将来不管在一轨、二轨或三轨，除了党政平台及民间团体，例如「澳门模式」的「小两会」或者是学者专家智库等，皆可成为二轨、三轨或四轨，但无论如何皆无法取代一轨。台湾是多元社会，如何让多轨最后经过凝聚民主的共识，还是服从一轨的目标，个人也提出几个具体的建议，以及将来海基会在谈判方面须补强的问题。
　　三、协商前沙盘推演与实兵演练是非常重要的，此次会谈因为国内刚完成政党轮替，时间上匆促上阵，彼此的熟悉度略显不够，特别是「两会互设办事处」的问题起了一点涟漪。原先陈云林提议以「香港模式」方式用旅行社名义设办事处，幸好有高秘书长经验老到，建议是否以「两会互设办事处」为宜；此举为高秘书长稳健熟练之处，但若是其他谈判人员，可能无法有如此熟练的临场谈判应对功力，也可能在此部分没有事先的沙盘推演，所以显现在谈判临场上或口径约束上的不一致。
　　四、如何在出发谈判前，做好明确的分工与授权？授权是垂直，分工是水平，垂直与水平之间的整合也是重点。
　　五、谈判团队的纪律与协调。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面对中共集权领导的谈判班底来说，必须再三强调这部分。
　　整体而言，未来整个谈判是「问题不大，困难不少」，亦即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困难挑战还是不少。

高孔廉
　　由于媒体对这次协商的过程并不是很清楚，因此有些报导不很正确。以这次的接待规格看，其实不能够拿「吴胡」和「江陈」来比。因为性质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式去协商谈判的，中共原先建议采取「吴胡会」的规格，我们认为不宜，因为我们不是来访问的，我们是来协商的；他们曾建议专机、地毯的接待方式，是我们不要；而且我们考虑到将来他们回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接待，他们可以把高速公路封起来让我们走，在台湾可以吗？办不到。因此我们这次去协商，不能说他们的接待规格比较低。
　　至于接力模式，接力模式是周志怀的讲法，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讲法？其实这种讲法也不完全是事实，因为不是国共讲完之后我们去接力，其实这个接力，接的是原来「小两会」的会谈，不是接国共的部分。
　　我不是否定国共的功能，他们的事先沟通还是有功能在，刚才也提到多轨，沟通管道越多越好。另外，授权与否，外界也是有些误解。报导说我们逾越授权，其实不是这样。授权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包机」和「观光客来台」，这两项是要谈协议的，一定要照著授权的内容走，不能够超出授权的范围。
　　但是除此之外，只能说是「对话」，你提，我就回应一下，这些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之下的回应，不能说是有共识的，这是很明确的。在谈判桌上回应对方所提，并不就表示同意。再就事前准备来说，其实我们准备很多，在我之前已经准备很多；我来了之后，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事前也做了很多沟通。

潘锡堂
　　这次两岸两会在北京的谈判到底有什么成果？比较具体的成果当然跟签署协议有关。首先在落实周末包机这个部分，周末包机是把四个节日的包机扩大化，这样一来，势必有利于渐进式迈向年底的平日包机，也有助于两岸人员互动往来的便利性与便捷性，这是第一个成果。
　　第二个成果，就开放陆客来台观光而言，势必可透过大陆居民来台观光及消费，一方面增进对台湾的了解，一方面提振台湾的观光旅游产业，有助于提升台湾的经济发展。
　　至于在本次协商的意涵方面，我认为也有两项：
　　第一项，是正式的恢复海基、海协两会中断长达十三年的协商机制。海基、海协两会最后一次进行谈判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针对「第二次辜汪会谈」举行的第一次预备性磋商，各界瞩目的「第二次辜汪会谈」原订在当年八月进行，当时的主谈人是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与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这是两岸最后一次的谈判，最后还对八项议题达成共识。不过，当大陆代表回到北京之后，李前总统登辉先生立即在六月初赴美访问，于是大陆方面展开一连串中断及阻挠谈判、对话的不理性做法。两岸谈判虽然因此中断，但是两会之间仍然还是有一些对话，希望彼此可以消弥误会、重启协商。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终于再度率团访问中国大陆，除了在上海举行「辜汪会晤」，也分别跟钱其琛与江泽民进行会晤。然而，这次两会负责人的会晤本质上并不是协商、谈判，应该算是两岸两会在中断多年的协商谈判之后，所进行的一个礼貌性拜访，目的是为了营造和谐的氛围，俾利两岸能尽早重启协商。当时双方并达成邀请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在隔年秋天适当时机回访台北的共识，让辜、汪二老在台北再度见面。但是，那年的七月，李前总统又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导致大陆方面又藉词中断了两岸的协商谈判，甚至连协商谈判的暖身活动也都全面抵制。
　　因此，这次两岸两会在北京的复谈，应该说是恢复了两岸两会中断十三年的协商机制，也恢复了两会中断将近十年的正式对话。
　　本次两会复谈中，两会所摆出的层级都是历年来最高的，海基会的协商代表团中有政务官，海协会的副会长像郑立中、孙亚夫也是以副首长的层级来坐上谈判桌。
　　第二项，我们看这次两会谈判层级提升到副部长级的政务官，这绝对是空前的，但不会绝后，以后两岸应该会沿续这个模式。换句话说，这为今后两会的协商谈判奠定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如同刚刚其他的先进提到，本次两会复谈中，两会所摆出的层级都是历年来最高的。现在两会最高领导人，分别是江丙坤董事长和陈云林会长，至于海基会的协商代表团中，不管是傅栋成或游芳来都是政务官，一个是陆委会的副主委，一个是交通部政务次长；对照大陆的国台办副主任兼海协会的副会长像郑立中、孙亚夫也是以副首长的层级来坐上谈判桌。这代表两岸的决策官员已从幕后站上台前，不管他们用两会的顾问或是用副会长的身分直接坐上谈判桌，可以在谈判过程当中提高协商谈判的效率，即时针对技术性、专业性问题提出看法；当协商陷入胶著难以突破的时候，马上可以寻求双方虽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的折衷解决方案，甚至拍板定案。
　　我觉得过去在一九九五年两岸两会谈判中断之前，当时海基会跟海协会的协商就常采用这种模式，海基、海协每三个月有一次副秘书长层级的协商，在当时很长的一段时间，海基会主谈的副秘书长是许惠祐先生，海协会的主谈则是孙亚夫，三个月就要交手一次。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每三个月交手一次，以他们层级来看似乎不怎么高，他们接到的授权也很有限，到最后常常都因为欠缺临门一脚，于是就功亏一篑，双双打道回府，待下一回合再说；若下一回合谈的差不多，紧接著两会的副首长层级就可以登场。我记得当时交手较多的是焦仁和、唐树备。我将这种副秘书长层级在前面先谈，后面副首长层级再谈的方式，归纳为谈判模型的「水平前后型」。
　　另外还有一种「垂直交叉型」，我印象中一九九五年一月两会在北京协商时曾经采用过。什么叫「垂直交叉型」？就是同样议题同时透过不同层级在不同的谈判会场里分组进行，各组在谈判时，若实际遭遇技术性或关键性问题，马上pass到另一边征询意见，直接打通「任督二脉」，若打通不了，则马上请示后方的陆委会。我认为这种谈判方式，比起「水平前后型」有效率。
　　我觉得这一次「江陈会谈」比过去的模式更有意思，因为这一次的层级不仅仅包括「垂直交叉型」的谈判模式，还融合了两会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三个阶层，等于是毕其功于一役。在此之前，因为已经有「澳门协商模式」的「小两会」在包机跟观光议题上累积了一些谈判成果，就差最后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临时又将两会副秘书长层级的协商跳过，简化过程，由两会副首长层级直接就针对协议文本进行协商，然后就签约。我觉得两岸在将来谈判的规格、层次以及模式上，都可以做通盘的研究，看看那一种最有效率。
　　这次两岸针对包机以及观光的谈判可以很迅速地达成共识并签署最后协议，其实在博鳌论坛「萧胡会」时已经有蛛丝马迹可循，接著国民党吴伯雄党主席到北京也见了胡锦涛，在「吴胡会」的谈话中，其实已经预埋了这次高秘书长跟江董事长率团到北京的一个伏笔。当时，我们就可以预见在两个礼拜之后举行的协商会很顺利。
　　另外，我想再谈谈两会复谈成果。这次「江陈会谈」对于两岸关系影响有二个：第一，恢复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以及两会最高领导人的互访机制，包括紧急联络人的机制也从单一变成多元；第二，两会将会逐步地协商较为敏感与高难度的议题。过去一九九五年两岸谈判还没有中断之前，我方的谈判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就像允杰兄讲的「由易入难」，好像车子要从山底开上山必须要盘旋而上，但我觉得较艰难的或较敏感的，也不见得会在很遥远的未来才会触及，如果迅速的话，下半年很多的议题包括货运包机、海运直航，还有综合经济合作协定的议题，例如投资保障、避免双重课税等问题，都必须要及早准备。假设今年下半年两岸协商谈判都很顺利，并且累积一定的谈判成果，我想大家认为比较敏感的议题，例如协商结束敌对状态还有两岸外交休兵，也可以进一步讨论。
　　谈到两岸外交休兵，八、九月马上就快到了，大陆最关心的大概是台湾的领导人会不会届时又要宣誓「重返联合国」或「加入联合国」，甚至做出具体的动作来推动。假设台湾做了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而且在对美的军购方面也做某种程度的暂缓跟克制，根据最近几个月我应邀到北京跟大陆高层官员的对话（包含陈云林），他们表示只要台湾做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或释出善意，大陆必定也会做出相对的回报。以台湾加入世卫的问题来说，大陆内部对于是否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曾经有很多的争议，根据他们沙盘推演的结果，虽觉得不满意但尚可接受；我研判具体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明年五月前，因为今年会期已经过了。但要厘清的是，中共同意台湾用「中华台北」名义参与的不是ＷＨＯ，而是ＷＨＡ，是世卫组织的年度大会。中共的立场应该是先世卫大会而后再谈世卫组织，并且先以观察员身分入会，至于能否成为正式会员，恐怕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秉持互信，而且在今年下半年相关议题的协商都很顺利，我认为在明年上半年，有很多敏感或比较棘手的问题陆续就会浮上台面，甚至比一般人的预期来得早；因为两岸都在加大力度，积极营造和谐的气氛。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关加入世卫的问题，胡锦涛跟萧万长的博鳌会、执政党吴伯雄主席的「吴胡会」、以及台湾去的一些专家学者与政治人物都曾经做过「暗示」或「明示」，强调入世卫是两岸协商国际空间的第一步；日前也有一些媒体注意到，除了入世卫之外，今年下半年大约在十月前后，一年一度的ＡＰＥＣ亚太经合会即将召开。历年的亚太经合会，我们的总统从李登辉先生到陈水扁先生都希望能够自己去参加最后的「非正式经济领袖高峰会」，可是每年都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委派代表出席。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我想马英九总统应该也很期待亲自参与ＡＰＥＣ亚太经合会的「非正式经济领袖高峰会」。但回归现实面，在这个场合里希望中共不阻挠也不封杀马英九先生以适当名义参与，并与胡锦涛不期而遇或轻松对话，恐怕也是过度超越现实的期盼。不过既然很多人期待中共对我们释出善意，或许这就可以当做是一个检测的关键：如果代表马英九总统去参加亚太经合会领袖会议的人选，不要限制是经贸官员或是企业界领袖，能让台湾层级比较高的官员出席，例如行政院院长。当然，在目前两岸关系才刚回温的时候，我们也不太需要有过高的期盼。
　　谈判的系统组成应该是一条鞭的，在野党可以在立法院监督，若协商获得成果当然也要回来到立法院接受检验、监督，但不需要在协商谈判过程中，亲赴前线说三道四或阻挠，我想这个观念相当重要。
　　我认为，今年亚太经合会的经济领袖高峰会，应该还是可能采取往年的模式，就是马英九总统循过去的模式派一个代表；但假设明年两岸在触及较敏感的议题，包括协商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还有两岸外交休兵，双方都做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之后，或许二○○九年的两岸关系会比较可能有改善的空间。
另外，我想谈谈有关如何整合台湾内部的朝野共识，来支撑未来两岸协商谈判时代的来临。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不要说谈判队伍在前面冲锋陷阵，但后方却老是唱衰、老爱扯后腿，惟有有效整合台湾内部的朝野共识，才能真正面对两岸协商谈判的时代来临。
　　有关每次协商谈判队伍组成，是否要延揽一部份或几位在野党代表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世界各国几乎没有邀在野党参与协商团队的，基本上可以在出发前邀他们来座谈、咨询提供意见，但是组成的谈判队伍不需有在野党的代表，除非在这次出发前已经笃定不想谈成结果。其实谈判的系统组成应该是一条鞭的，在野党可以在立法院监督，若协商获得成果当然也要回来到立法院接受检验、监督，但不需要在协商谈判过程中，亲赴前线说三道四或阻挠，我想这个观念相当重要。
　　再者，根据我的研究跟观察，北京方面是有意特别侧重「国共平台」，而淡化两会的协商机制。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两会谈判时，海基会除了必须取得陆委会的授权委托协商以外，还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但大陆的海协会跟国台办、中共中央台办，却是「三块招牌一套人马」，就像川剧「变脸」，你要什么脸，随时变给你，根本不存在监督制衡问题，当然也相对地有效率。毕竟协商团队像是打仗一样，可是台湾的谈判代表却受限很多，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海基会跟陆委会的关系无法像大陆的国台办、中央台办和实际主谈的海协会可以紧密整合在一起，中共说了就算。相对地，「国共平台」可就单纯许多，于是在野党才会一直质疑「国共平台」会不会逾越应有的角色与分际。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希望两岸协商谈判能单纯化、效率化，所以某种程度会特别重视「国共平台」。在我的理解里面，中共并不把「国共平台」当做「二轨」，因为不管「一轨」或「二轨」，谈判谈成最重要。

高孔廉
　　中共究竟把「国共谈判」当做「二轨」或「一轨」，我并不清楚。但我感觉到两岸的决策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决策是层层上报，拍板定案后，再来跟你谈。在这种情况下，先期沟通就很重要。沟通的形式有点像「Ｕ」字形，一开始是由上而下，上面先沟通后，底下开始谈，再开始由下而上，我觉得好像这样比较有效率。如果一开始由下而上，由于根本没获授权，怎么谈呢？

龚明鑫
　　关于授权问题，据我了解，像美国ＦＴＡ的自由贸易协定，它是国会授权，有快速通过的时程，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不管有没有事先通过授权，签署的协议最后仍要国会批准才算数。所以现在美韩之间虽然签了ＦＴＡ，却还不能够执行，就是因为两国国会都还没有通过；也就是说，如果立法院没有通过的话，这个协议是无法生效的。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或许有其他的例子也不一定。
另外，与其他国家所谓的二轨，政党也有，但我看到比较多的是透过两边的智库做对口，智库的型态弹性大而且可以多样化，双方政府官员可以透过智库来参与。老实说，现在两岸之间的二轨、三轨很多，不是这么缺，我比较担心的是有关于两岸议题，台湾跟美、日之间的二轨，已经没有了，这个是蛮麻烦的。过去来讲，两岸之间的议题，我们会透过二轨的智库形式跟美国进行沟通，过去陆委会前副主委童振源或许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美国跟日本无法得知两岸之间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在过去，两岸之间只要有重大协议，通常会透过二轨的形式与美国、日本的智库进行沟通，对于两岸未来的发展也是比较好的，我建议可以思考如何去重新建立这个部分。
　　两岸对谈中断十三年后第一次复谈，第二次也已经确定在三个月后，我认为意义很大。长远乐观看来，两岸复谈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是一个多回合的竞逐，不在是一次定输赢。
　　这次两会复谈就正面上的意义来看，经济实质的效益为何？有各种不同的推论。到底效果多大？甚至有人说是负面的效果，这需要一段时间的检验才精确。但形式上来说，两岸对谈中断十三年后第一次复谈，第二次也已经确定在三个月后，我认为意义很大。因为第一次来讲，就媒体报导看，某部分我们有些吃亏。虽然我们确定了「客运包机直航」、「陆客来台」等议题，但除此之外的「货运包机」却没有在这次达成。但长远乐观看来，两岸复谈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是一个多回合的竞逐，不是一次定输赢。就外界观感来讲，这次复谈我们好像吃了一点亏，但第二次之后就不一定了。再者，就「货运包机」来讲，我倒不觉得国内有不同声音，对谈判过程来说全然是负面的影响，因为它相当程度可说是扮演黑脸的角色，我甚至觉得国内舆论对「货运包机」有点压力的时候，反而使得在前面的谈判队伍可以说：因为我压力很大，这个东西一定要排到议程里面，甚至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具体成果，否则我回去没办法交代。这就是我们黑白脸怎么扮演的问题，到底是要反对党扮黑脸？还是谈判队伍中就有企业主、企业人士参加，由他来说：这对我们企业来说就是最重要的议题，为什么没有排进来？或借口这对经济效益上的效果可能是很有限的，适时造成对方更多的压力，我觉得可以做些思考。
　　就未来的准备上来说，事实上这次去谈判的三项授权中什么东西要优先谈，事实上跟陆委会讲好了。但下一回合优先谈什么？我想可能还是需要重新厘清，到底那些议题是双方都具有急迫性的？那些东西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对他们是不利的？那些东西对他们有利，但对我们来说比较不利的？这中间的策略到底如何运作？我们要提出的议题到底是什么？这也回应了马总统一直提到的综合经贸合作协议，这个题目要用包裹式策略一起讨论的话，困难度是蛮高的；但一项一项切割处理的话，缺点是双方可能比较没有平衡协商的空间。
　　我的想法是，如果综合经贸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没有办法谈的话，照理说这个协议的架构可以先谈，这个架构将来要包含什么内容可以后续来谈，但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架构。马总统一直希望，这个综合经济合作协议谈成以后，将来可以跟其他国家谈ＦＴＡ，但我觉得这个期待实在过高。不过只要这个架构提出来之后，大家愿意以这个架构来谈，摆脱中国大陆还有澳门跟香港之间的ＣＥＰＡ模式，只要去掉了这个部分，事实上这回合的谈判台湾就是有得分。而只要开始谈这个架构，我们就可以尝试把这个架构拿去跟新加坡谈经贸协议，这效果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是否用包裹式的方法去谈，大家看法或许不同，当然包裹式谈成的机会是比较低，但我觉得这个协议的架构可以先提出来。
　　另外我们谈到经贸国际空间的问题，ＡＰＥＣ马上就要来了，马上面临代表人选的问题。因为台经院负责ＡＰＥＣ的秘书幕僚工作，过去我们希望是副院长层级的代表人选，到后来请卸任的官员，他对我们整个行政运作至少是了解的，但是到后来只请企业人士代表出席，事实上这样的代表人选几乎没有办法在ＡＰＥＣ跟其他国家、甚至中国大陆谈具体的双边合作协议，因为他只是一个企业家而已。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中国大陆协商的是，我们派去的代表人选，至少可以有相当程度地代表台湾跟其他国家谈经贸上的协议。在我看来，如果要派企业主，不如就请海基会江董事长担任代表，更具象征上的意义。但这样也有很大的风险是，未来类似的会议人选，我国代表是否都得事前跟中国协商？
　　最后，谈到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目标正常化问题，过去李登辉总统时代有「国统纲领」做为两岸之间阶段性的指导原则，各个阶段都有它的条件。但现在国统纲领没有运作，到底两岸经贸所谓的正常化要分几个阶段？在怎样的条件下到达另一个阶段？所谓「到达」，要到怎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能有个勾勒？我觉得都要更清楚。比较清楚的时候，我相信可以凝聚国内反对党的共识。假如说大家对这些阶段性条件可以接受的话，以此为基础，相信我们的谈判队伍也可以有所依据，不会随著媒体舆论或企业利益起舞而乱了脚步。

高孔廉
　　关于美国、日本扮演二轨的问题，在这以前，是由美国的智库在办，由他邀请学者、军事专家进行，如果这部分他们未来有继续办，我们照样可以透过这个模式来参与。

刘大年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次协商是成功的，不管从中外媒体、各国政府的立场，或是从国外的智库的评论来看，都很肯定这次协商的成果。既然这是一个成功的会议，对于两岸未来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简单地说，就是希望这个协商可以有效改善两岸关系，并且能够继续，同时也赋予更多的期望。当然在继续与期望之下，国内也会出现杂音，比如对于谈判的底牌提早浮现，或是对于一些实质上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我觉得这些杂音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
我个人认为，这次会谈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建立「继续谈判之基础」。大多数的人会认为，陆陆续续往下谈的结果是两岸经贸关系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然这包括了一些实质开放层面的部分。我觉得国内各界对于这样的变化好像不是非常地了解。以此次协商的主题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为例，可以发现无论在协商进行时或是在谈判之后，都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论述，当然这不一定是要由海基会来做，但这种论述却须要加强。例如第一阶段开放陆客来台为三千人，若是此能落实，一年下来约有一百一十万人，比我们现在最大的观光客源——日本还要多。如果照马萧政见未来开放一天一万人，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万人，这大致与目前每年来台的外国人数相当，这将会创造很高的经济效应。我认为要消除国内杂音，就必须对这个经济效益多做一些说明。
　　另外根据过去的经验，当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的时侯，有些观光客可能会脱逃，所以未来在大陆观光客增加下必需建立安全机制。因为如果你开放三千人来台，平均每团待十天，代表每天有三万个大陆人停留在台湾，这是台湾过去所从来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安全机制就更加显得重要，但是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一直都不甚了解。同样地，我认为直航的安全问题其实也是一样，也必需通盘地加以考量。
　　其次各部会针对谈判议题所提出的论述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架构。我们来看一下马萧的政见，就会发现在达成两岸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两岸共同市场终极目标之前，比较务实的目标应该是「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目前开放大陆观光客、直航以及未来的货运直航，均可视为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一环。除此之外，有一些单方向措施也是属于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范畴，是目前就可以做的，比如说对大陆产品的进口限制、上市上柜公司对大陆投资百分四十净值的限制。另外在马萧的政见中也谈到开放陆资来台，也可以单方向立即推动，但是陆资来台到底要做什么事？从事不动产？或是直接投资？还是可到金融市场去？这些均需要进一步评估。
　　另外如果这些限制被解除了，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等于多了一个出口及投资管道。因此未来进行两岸两会会谈时，如何将这样的利多当作一种筹码，我个人觉得值得深入思考。如果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这些项目都必须要事先规划。
　　在达成两岸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两岸共同市场终极目标之前，比较务实的目标应该是「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目前开放大陆观光客，直航以及未来之货运直航均可视为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之ㄧ环。
　　刚才我所提到有关经贸方面比较细节的问题，包括陆资的问题、进口产品限制、赴大陆投资的限制等，就我的理解，目前各部会都在做评估，但是对于开放的程度与进程，我个人认为必须做全盘的考量；换句话说，未来海基、海协两会谈判的时候，应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搭配。究竟未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四年或是几年内达成，这些需要落实的政见，如何完成也需要有一完善的考量。特别是此政见之落实的前提是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而且唯有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后，才有可能有效地与全球连结，台湾才有可能在国际经贸中脱颖而出。
　　总之此次两岸会谈，无论是在实质面及建立互信方面，均有一良好的开始。毕竟因为过去隔阂太深，所以各界对于此次会谈有很高的期望，至少双方已踏出了第一步。未来如何在自愿的动机，平等的原则，渐进的过程，互惠的基础下，共创双赢的结果，就有待双方共同努力了。

周继祥
　　这次协商有时间和非签成不可的压力存在，因此有一个很奇特的观察点是，那天江董事长会见胡锦涛时，仍然谈到十六个字，但在「博鳌论坛」时，胡锦涛将「建立互信」摆在最重要的地方，各方解读认为他是在暗示「互信」是很重要的；而在「江胡会」时，他把「平等协商」当成最重要的，这就出现另一种解读说是胡在暗示「下不为例」，这次我被你们牵著鼻子走，要七月四日就七月四日，有那样一种味道，所以他才把什么是「平等协商」提出来，对内部做一个清楚的交待，暗指下不为例，不要强人所难。
　　所以我一直强调，谈判要有纵深，要有一些不同角色的扮演。台湾的情况非常特别，如果把在野党撇在一边，这个谈判就很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海基会应该要把格局放大，假如在野党代表肯去，可以相信他就不会在那边捣蛋。记得一九九三年「辜汪会谈」的时候，在野党人士自己出钱到新加坡去监督，看海基会有没有卖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在出发前应该可以谈定，因为大家都是识大体的，在双方摆出谈判阵仗情况下是不会跟自己人开玩笑的。所以我认为，在当前两岸的特殊情况下，要照顾到另外五百四十四万人的想法，我们站出去，人家问你是那里来的，大家都只会说是台湾来的，「二千三百万人利益优先」是朝野很难得的共识，不管是「统派」还是「独派」，都是以「二千三百万人民优先」，执政党也不会只顾到七百五十六万人民。在面对中共的时候，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这是我们非常难得的最大共识，所以我建议海基会多对在野势力伸出手，特别蔡英文女士现在担任民进党党主席，她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专业人士，我建议高秘书长多向其请益。
　　此外，这次签署的一个协议、一个纪要，基本上是回到当年钱其琛讲的：「两岸问题以『两岸』解决」。过去民进党不愿意回避台湾主体意识，要在双方接触时强调我方的主权，让对方觉得是铁板一块，这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很大的差别。当民进党还有台独党纲的前提，中共就不会给好处，所以他故意给你穿小鞋。倘若现在谈判架构就设定在当年钱其琛所订的框架下，就用「两岸」的名称，「两岸航线」、「两岸人民」，虽然没有「一中一台」，没有「两中」的困扰存在，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有所坚持，特别是要尊重和体察「自由时报」所代表的那些声音，众目睽睽之下，在两岸之间谈判的时候，你能搁置主权争议到几时？就这么单纯吗？两岸之间就真的没有界线了吗？这点会慢慢发酵，既然国民党现在是赢家，立法院又占三分之二席次，我觉得可以多释出善意，让在野党多提一些忠诚反对的建议。

高孔廉
　　七月四日并不是所谓非签不可的压力，马先生只有讲过七月，七月四日绝对不是马、萧，或是陆委会、海基会讲的。另外，如果不定位为「两岸」，其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方不愿意称之为「国际」，我们不愿意称之为「国内」，现在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两岸」是目前所能够想像最可行的方案，记得在民国七十七、八年，制定法律的时候，原称之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外界则简称为「两岸条例」。

李允杰
　　关于「究竟谈判团队要不要纳入在野党人士」？个人认为不妥，谈判团队不宜纳入在野党人士，原因如下：
　　第一，如果谈判团队加入在野党人士，万一随时向国内的在野党中央回报，然后在野党中央再利用党团召开记者会，则容易造成谈判破局。在当下的谈判气氛中，海基会是否要承担谈判破局的责任？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在野党的政治人士，可否考虑加入二轨、三轨的平台中，例如智库的对话机制，既然有「国共平台」，也许可以有「民共平台」（民进党与共产党）的出现，在野党可将意见与北京方面交流；甚至在民间团体中，在野党人士可用咨询顾问的身份参与其中，事先将其意见表达、整合，皆是可行之道。或是有些亲绿的学者，身份较不具敏感性，而北京方面亦可接受这些学者登陆情况下，在双方签定文本的协议前，都可以加入事先的二轨或三轨的暖场(warm up)。
　　至于事后，民主国家皆有其监督机制，任何谈判的后续，例如海基会的董事长要赴立法院报告备询，甚至如有任何法律变更条文，还必须经立法院审议通过才行。例如西方国家所签Ｆ ＴＡ（自由贸易协定），皆需国会通过才正式生效，监督不成问题；但在野党要参与前线的谈判团队，在台湾有窒碍难行之处。个人还是认为在野党应以参与二轨或三轨的方式为宜。
　　中共不希望台湾搞「法理台独」，希望能让中共顺利地进行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共现今的目标已不全然在于台湾，目标是美国；因为要抗衡美国，所以中共必须有崛起的稳定环境，他们希望台湾不要造成困扰，能让大陆专心发展。
第二，现今台湾谈判的筹码愈来愈少，那么为何大陆还愿意与台湾谈判呢？简言之，就是「以大事小」，重点即在于「防独」重于「促统」。中共不希望台湾搞「法理台独」，希望能让中共顺利地进行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共现今的目标已不全然在于台湾，目标是美国；因为要抗衡美国，所以中共必须有崛起的稳定环境，他们希望台湾不要造成困扰，能让大陆专心发展。只要台湾「不独」，中共也愿意克制自己，甚至给予台湾一些好处。所以，可以发现现今两岸对谈中，大陆方面已很少用「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原则」，只有在其内部谈话中，才会提及「一中原则」。
　　我个人也同意，今年七月至八月台湾接著马上又要面临有关「重返联合国」的议题，此议题对台湾来说是「务虚」的议题，每年都提议，皆被打回票，提了也是白提。个人认为在目前两岸良性互动的气氛下，台湾要考虑是否维持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于「重返联合国」议题，今年是否应该暂缓？
　　至于台湾对美「军购」方面，因涉及原因复杂，如果一旦对美停止军购，会影响台美关系；但如果继续维持对美大量军购，又会影响两岸关系。北京方面非常在意台湾对美的军购，所以台湾对美军购是否可以采取缓议或缓购（不是不购买，只是暂缓而已），将时间延至明年的四月或五月，看看台湾能否顺利参与ＷＨＡ，甚至是ＷＨＯ的观察员。如果北京方面对此兑现诺言，让台湾有国际空间，则在「重返联合国」与「对美军购」两方面，台湾也可释出善意的回应。但此部分的议题很难透过两会谈判来正式谈，如果能够有默契的话，还是要回到二轨、三轨或者是「国共平台」来谈较为适当。今年十一月份将举行「国共论坛」，论坛中将会区分成数个组别，其中可能会有若干组特别来讨论「两岸国际空间」、「两岸货币监理」或者是「清算机制」等有关涉及主权的议题。
我认为在「国共平台」上，海基会是否能以从政党员的身分或者是咨询顾问身分，事先就加入「国共平台」参与讨论，如此才能「如手使臂」、「身心合一」，而非国民党自己做一套，而海基会没有参与事先的讨论。总之，海基会可否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加入「国共平台」、或二、三轨对谈中，或是可否在海基会的谈判团队中，加入国民党智库或专家学者，虽不上谈判桌，但可扮演后勤咨询的角色，这是值得双向思考的问题。

高孔廉
　　我是觉得「正式谈判」和「会晤」需要区分，会晤性质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参与，这也是一件好事。

潘锡堂
　　有关如何整合国内共识的问题，其实很难做。如果要期待民进党调整心态，可能最多也只能流于道德上的呼吁，朝野要共同思考，怎么有效整合台湾内部的共识，才能真正支撑两岸谈判协商时代的来临。我的看法是：
　　第一，对应国民党执政后的心情，民进党在心态要去调整始终持著「卖台」、「让步过多」的这一类质疑。有些人认为两岸协商之所以会有进展，基本上是国共两党一唱一和「唱双簧」，硬要把民进党逼到无路可走，甚至要把民进党消灭掉，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种思维应该被扬弃，大家应该要用比较正面、正当的心态来监督两岸的谈判，不要陷入愈来愈狭隘化、边缘化，而且完全背离主流民意的思维。
　　第二，不管是台湾内部、对岸以及美国都很关心，到底马英九总统要不要恢复「国统会」？马英九总统如果不恢复「国统会」代表什么意思？马英九总统是不是想延续阿扁「终统」的路线？我认为马英九总统必须审慎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无法回避，惟有积极去面对处理，才能化解不管内部、对岸甚至美国不必要的质疑。
　　马英九总统可以考虑把「国统会」更名，改成「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或「两岸和平发展与合作委员会」，由马英九总统亲自出任主任委员，萧万长、吴伯雄、行政院长、立法院长都纳入成员，其他在野党的党主席也可以出任副主任委员；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广纳朝野各政党领袖及代表，共同组成与运作这个委员会，也可藉著这个平台来凝聚、整合台湾朝野两岸政策的共识，甚至扩大朝野两岸政策的基础，这样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支撑执政党的两岸政策，因应两岸谈判时代的来临。
　　陈水扁总统在二○○四年双十国庆，曾谈到两岸和平互动稳定关系架构拟定的问题，「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也可以共同研议两岸和平稳定互动关系的框架，这个是长久的事情，我想未来也躲不掉，每隔一段时间，不管是媒体或舆论就会提醒：你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也是无可逃避的问题。

龚明鑫
　　我觉得凝聚共识的第一步是要先「释疑」，外界的一些怀疑，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两岸经贸的正常化，到底正常化的状态是什么？阶段性到底该怎么做？事实上马总统很清楚的说「不统、不独、不武」，这是他最重要的主张。大家会很关心的是，两岸之间一直交流下去的话，会不会名义上是「不统」，但实际上是往「统」的方向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疑虑。
　　如果把两岸关系所谓的正常化的状态说得很清楚，就不会有这样的疑虑。另外我为什么一直提到谈判内容，因为我们跟其他国家签订ＦＴＡ，如果要用国际的框架、国际的协定跟中国大陆签的话，他一定不会同意。那么我们可以转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跟他签的方式，也跟别人签，如此这既是两岸也是国际。假设我们想跟日本签订ＦＴＡ，我们把内容涵盖在综合经贸协议里面，我们跟大陆先签，名称或许就叫两岸综合经贸合作协议，签了之后我们拿这东西跟日本签，所以它既是两岸的东西，对我们来讲，也是国际的东西，这对是「统」是「独」的疑虑，我想会降低很多。

高孔廉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收获非常多，各位所谈的有些可以列为未来很重要的参考。有些可能是各位只看到媒体的报导，跟事实有点距离。
　　这次协商，我们不否定以前所做的贡献，以前是已经舖了一段路，但这段路实际还没有完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签，我们接手了以后，实质内容比以前多了一点，也正式完成签署，最重大的意义是恢复两会之间的正式联系沟通管道，而且设有紧急联络人制度，最近黑龙江车祸事件就是靠这条管道联系发挥功能，接回团员；而且有了这条管道以后，双方可以避免误判。
　　希望以此作为起点，我们争取实质的利益，恢复我们经济的荣景，然后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跟对方谈。〈本文刊于97年6月「交流」杂志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