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到北京驻点吗？」，很多人经常这样问我，我也常自问并困惑著。算起来，从事大陆采访工作已有十多年了，早就爱上北京的皇城风华、灿烂阳光和诱人美食，也把北京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然而，北京采访环境的不友善，常让人感到万分沮丧和失望。想在北京顺利完成工作，跑到独家新闻，简直是高难度的自我挑战，叫人「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一样米，养百样官

　　在北京，最辛苦，也最挫折的一件事，当然就是与北京大小官员打交道。通常北京官员正式答复记者的话都很简短，也很酷，使用频率最高的二句话－「不知道」、「我没听说」。态度好一点的官员，会很客气地说，「我把你的问题记下了，有答覆再通知你」；作风官僚一点的官员则直接给钉子碰，「我们不回答问题，找新闻处去」；遇到很会「推事」又有点粗鲁，还把记者当成「毒蛇猛兽」的怕事官员，就会说，「台湾记者不归我们管，有问题去问台办！」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多年前曾计划采访大陆交通部高层官员，在十几通电话转来转去后，找到一位交通部的新闻官，先很客气地表明自己身分和目的，那位官员冷冷地表示先把采访大纲传给他「审批」，急于获得采访机会的我，想拉拢一下交情，就「套近乎」（装熟）地跟他说，「同志，请问我．．」，我语音还没落下，对方就气急败坏地大声在电话里斥责我，「同志？谁是你同志？你是台湾人怎么可以叫我同志！」我还来不及反应或答话，对方啪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厚！有那么严重吗？连叫同志都不行」。结果，那次采访申请，有如石沉大海，连咚一声的回音都没有。后来，自我检讨了一下，猜想，对方可能是「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来自台湾的记者称他为「同志」，他可能觉得被「冒犯了」。这个经验提醒我，不要随便跟人「套近乎」，以免弄巧成拙。 刚开始到大陆驻点采访，很不习惯大陆官员，老以为北京官员爱耍酷和摆架子。后来，渐渐理解，很多时候，被问的官员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不负责也不参与相关业务。大陆政府体制讲究分工、分管，在各管一摊的分工体制下，负责新闻的人员，有时在记者询问之前，尚未掌握相关情况，是经常出现的。至于一般官员，根据大陆政府的内部纪律，是不能对外随便发言了，除非是交情够、信任够。

　　要独家，不要「毒家」

　　「如何在北京跑新闻？怎样建立北京人脉？」很多刚入行的年轻记者都有相同的疑问，「诚信和相互尊重，是建立人脉的第一步」，我一贯的答案。很多大陆朋友曾对我直言，觉得台湾人在大陆总有一种优越感，一种高大陆人一等的心态，这令他们很反感。唯有相互尊重，才能建立诚挚的友谊；而谨守诚信二字，更是维系友谊和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台湾和中国大陆分隔五十余年，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也大不相同。在北京，处处是机密，机密和新闻的分际，没有明确的界限，很像北京流行的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说它是机密，它就是机密」。对来自于狗仔横行、新闻自由万岁的台湾记者来说，在努力跑独家新闻时，还要拚老命保护消息来源，同时以「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处理所有可能涉及敏感新闻。 　　每个记者都想跑独家新闻，然而，在北京有些「独家新闻」会变成「毒家新闻」，小则害他人失去工作，大则害人坐牢，不可不慎之。一九八九年有位台湾记者跑到一个全球大独家─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现在没有人记得是谁跑了这个独家，但是这个独家的代价是，一位大陆同业为此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殷鉴不远，应引以为戒。 　　除了人脉建立外，个人认为，专业知识和素养是判断新闻价值能力的最重要基础。有个真实也是经典的新闻圈笑话。一九九八年三月，大陆举行九届「人大」会议时，有位记者问其他记者说，「奇怪，怎么中共十五大才开过，现在又变成九大」，当场令其他记者傻眼。如果一位记者对中共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概况，毫无所知，不仅会闹笑话，也无法判断新闻的价值，即使是摆在他面前的重大新闻线索，都浑然不觉，更不用提跑出重要独家新闻。

　　神啊，请让我的电话畅通吧！

　　在北京采访，最让人反感的一件事，就是电话监听已到令人抓狂的地步。北京监听台湾记者电话，是众所皆知，北京对此也毫不隐讳。今年是敏感年，单纯监听的发展，也发展封锁和干扰记者的对外通讯。 　　今年三月十日，手机老是拨不出去，当时以为是线路忙碌，就没太在意。当天晚上，某位同业发给我一则简讯，抱怨我电话老占线，一直打不通。当下，我是一头雾水，因为一整晚我的手机根本没响过，更夸张的是，手机讯号是满格。打电话去电讯公司投诉，他们认为是电话晶片出问题，要我更换新晶片。 　　手机通讯中断，对记者来说，简直是没了手脚。隔天一早，冲到电信大厅去修好我的「手脚」。电讯公司的技术人员把我的电话晶片放在电脑上测试，然后很酷地对我说，「你的晶片没问题」。晶片没问题，那为何电话会出现「间歇性断讯」。我坚持要换新晶片，技术人员没办法，进去请示高阶主管。高阶主管不情愿地走到测试晶片的电脑前，打了几个密码后，看了几秒钟后，回我一句，「喔，你这个，有两个号」。我呆住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有两个号，这是什么情况呀，是不是被盗用？会不会帮人付电话费呀？ 　　我霹雳叭啦地问了一堆可能的情况，电讯公司的主管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失言，不再回答我任何问题，一再跟我强调，「你的晶片没问题，也没被盗用，帐单不会有问题」。此时，我心里突然明白，手机「间歇性断讯」可是某些部门的杰作。三天后，我才明白，原来，我被断讯的那天正是拉萨开始出现骚乱。 　　接下来的驻点三个月期间，电话断讯干扰不时出现，后来，连其他台湾记者也陆续出现手机断讯的状况。最后，大家都学会了苦中作乐，出现断讯时，互相用市内电话拨打对方手机，比赛一下看谁的手机先通。几次被莫名其妙地断讯后，记者就变得神经兮兮，经常盯著电话看，担心是否又被断讯了。北京有关部门的通讯干扰，实在是「太超过了」，不仅严重影响采访工作，甚至可称得上是精神虐待了。

　　小记者的异想世界

　　两岸新闻交流进入相互驻点时代后，我就很羡慕大陆同行。常想，如果有一天，北京也跟台湾一样，新闻采访环境十分自由，至少有五家新闻台二十四小时播个不停，官员民代都很喜欢开记者会，又有众多名嘴爆料，也不用担心什么国家机密不机密的问题。那么，北京驻点采访工作，一定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从目前北京政治改革的龟速来看，在可预见的几年内，这应还仅是我小记者的异想世界而已。〈本文刊于97年10月「交流」杂志第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