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两岸关系展望座谈会
时  间：98年1月20日（星期二）
地  点：海基会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海基会马绍章副秘书长 
与谈人：杨开煌（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
　　　　杜震华（台湾大学国发所副教授） 
　　　　李允杰（空中大学公行系教授） 
　　　　董立文（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 
编者按：以下学者专家的见解，不代表本杂志或海峡交流基金会之立场。
 
马绍章：
　　我们好不容易挥别了二○○八年。过去这一年来，大家都强烈感受到经济不景气，甚至有很多的预测指出，谷底还没有到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二○○九年能够从谷底翻身。去年，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我们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去年五二○之后，两会恢复会谈，举行两次协商，并且签署了六大协议。在第一次协商时，签署「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及「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第二次协商，两会分别就海运、空运、邮政及食品安全签订了四项协议。对于这四项协议，一般认为突破最大的就是两岸实现了海空航运「大三通」。就像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在两岸经贸论坛所提到的，把两岸纳入了一日生活圈。我们如果以台湾地区为中心，在一千五百公里的半径范围内都可以纳入一日生活圈的范围。你可以早上从家里出发，中午一边吃饭、一边开会，晚上再赶回家里吃晚饭。这个进展对很多台商而言，意义非比寻常，尤其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成本。两岸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最主要是两岸建立了一个基本的互信，找到了共同的交集，也就是「九二共识」。在这个基础上面，两岸恢复协商，签署协议。但是，互信是可以分为很多层次的，包括政治的互信、军事的互信、文化的互信、经济的互信等等，所以「九二共识」只是一个互信的基础。我们希望未来两岸的互信能够逐步地加深、逐步地扩大，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互信基础是「以两岸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互信的基础上，两岸未来的协商能更顺利的进行，为两岸的人民谋更多的福利。
　　进入二○○九年，大家都说希望「牛转乾坤」，所以今天我们「交流」杂志特别举办了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四位研究两岸问题的学者专家，共同探讨两岸新年的新发展。在去年「胡六点」发表之后，他们都有很多极精辟的见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杨教授，看看今年两岸互动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影响两岸关系发展又会有那些变数？
  
杨开煌：
　　展望明年的两岸关系个人以为最重要的是先要解读「胡六点」(编者案：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卅周年的大会上，发表名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俗称「胡六点」)。我认为这应该是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成为中国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工作指导。首先是「胡六点」从发表的形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有三点必需注意的：
　　第一是发表者的身份：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比如说，在三十年前用的头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是在中共政治运作中，「人大」虽是中国大陆宪法名定的「最高的权力机关」，但却是在党领导下的权力机关，在实际的运作中，特别在当年的时空情境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个机构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一个在中国大陆没有权力的机关来发表一个并不属于它的职权范围的「对台政策」，因为「对台政策」一直是党务或军务的工作，这就难怪当时蒋经国政府认为只是一种统战性作法；而这次胡锦涛用的头衔是「三位一体」，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一直到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头衔不仅象征了中国大陆的最高权力，而且确实拥有最大的、实质的、可执行的权力。因此在我看来，这次的宣示肯定是中国大陆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政策所作的一个重要调整的宣示。
　　第二是发表的形式：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是经由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的方式来宣告，没有任何的仪式来烘托其策略改变的重要意义，感觉上只是中美建交的一个配套的政策而已；而此次的宣示则是采取在中共政权的典礼仪式上相当隆重的方式来发表，足见其慎重和重视的程度，也说明此一政策的重要性。
　　第三是当天的纪念会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先是说明了「人大」在这卅年如何立足在「人大」的立场推动对台工作，推动国家统一；之后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林文漪也从大陆台胞的角度说明对国家早日统一的期待，以及大陆台胞对对台政策的推动和努力；十分特别的是大会还安排了「全国学联」主席刘凯先后发言，他的发言集中在两岸青年在两岸统一、两岸关系的发展上、过去的贡献和未来努力的方向，特别希望两岸青年在共同文化的哺育和薰陶下，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此一安排似乎意味著北京己经认知到和平统一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故而新的对台政策这样的纪念方式代表上下一心，任务传承的决心，与一九七九年的和平统一，列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大不相同。
　　其次以「胡六点」为重心，从理论层次来看，也有二点与以往的统一工作是不同的。
　　第一是「胡六点」解释了「统一」的意义，这是中共的领导人第一次对于「统一」这个词汇作出解释。过去对中共而言，所谓的「统一」很简单，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和消灭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改由中共或在中共中央许可下来统治台湾，就是「统一」；到了一九七九年提出「和平统一」的时候，所谓的「统一」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和「消化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中共不来统治，所以「统一」就是中华民国「易帜」(改名、改旗、改歌︶，其他一切不变；现在按「胡六点」的说法，就更明确指出：两岸的「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的再造，而是「终止政治对立」。这样的一个「统一观」，和胡锦涛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一个中国」框架的用语，很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指向、有意义的信息。果如此的话，在这个新的「统一观」之下，其对台政策、对台工作有些什么变化，对我方来讲到底意义何在？这是我们必需关切注意的。
第二是「和平发展」作为新的两岸关系的取向，从「十六大四中全会」一直到「十七大」，以及胡最近的讲话，都强调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大大超过两岸统一的提法，甚至是取代两岸统一；当然「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新取向，是从二○○五年国民党连前主席访问中国大陆时，国共两党签订了「五大愿景」，在共同体认的第三部分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此后，胡锦涛的历次相关发言，就一直维持著这样的定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不是中共对台提出「和平」的号召、「和平」的构想，从毛周的时代就提过「和平解放」，邓小平时代提出「和平统一」，一直到现在的「和平发展」，这里面都有「和平」这一个讯息，但是细心理解一下，就可以体会出三个不同时代的「和平」，其中的意义不一样的。在「和平解放」时期，对毛泽东来讲，「和平」是聊备一格的手段，而且是分化台湾，美化共产政权形象而已；到邓小平时代，「和平统一」的「和平」基本上带有「统战招安」的味道，也就是挟持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特别是中美建交之际，开出诱人的条件，让我方愿意缴械投降，运用「招安」的手段把台湾问题以不战而胜的方式加以解决；现在胡锦涛所讲的「和平发展」，如果套用Max Weber的话，我认为中共过去以「和平」作为对我方政策的必要的「理性工具」，那么到了「和平发展」阶段，此一手段意义的「和平」，应该己经具有相当「目的理性」的意涵，也就是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同时是中国大陆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大陆建构周边和平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平的追求对中共而言的，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过程也是目标。因此它所代表的意义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统一观」的新诠释与「和平」的政策意义的变化必然带来对台工作方针、工作作风的变化。
　　最后从内容上来看，很明显地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个是「经济合作要升级」，第二个是「文教交流要深化」，第三个是「政治对话要启动」。从这三个内容来看，我们又可以看出「政治上的突破、政治格局的对话启动」应该是「胡六点」所阐述两岸关系的重中之重。从这六点来看，有四点与「政治」有关，︵包括人员往来一项中，有条件与民进党沟通︶，一点与「经济」有关，一点与「文教交流」及「青年交流」有关。之所以订定有这样的工作内容，主要在于北京当局对台湾情势的判断，诚如大家所常说的，两岸关系在去︵二○○八︶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所以双方虽说原有「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默契，然而在顺境下，大概都不会轻易的放弃处理复杂议题的机会。在政治上只要有任何突破，那怕只是些微的突破，大概都是他们所乐见、所想要努力的，这包括了「结束政治的对立」、「扩大的政治交往」、「启动涉外的协商」、「对话和平的框架」。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很清楚，双方都很积极，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一个两岸经济正常化的架构｜ＣＥＣＡ，可以开始启动框架的谈判，使两岸的经济合作能够大幅度地升级。过去是二个地区的经济合作，将来应该是要成为一个经济体，诚如江丙坤董事长所说从发展模式来看，依赖大陆并不是坏事，因为这代表大陆需要台湾，大陆的经济发展有相当部分是靠台商的努力。现在要担心的反而是有一天大陆不再需要台湾。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关键不在依赖太深，而在大陆不让台湾依赖，因为这表示大陆经济已经有根本性的改变，台商将面临生存问题。可见两岸经济必然是越来越密切。
　　除此之外，「文教交流」、「青年交流」的议题，在「胡六点」是相当重视的，过去在「江八点」的时候是放在第六条，但这次「胡六点」则放在第三条，可见「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对中共中央而言，将是未来对台工作的重点。在胡的讲话中还特别有一段文字指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这一段话既肯定了台湾文化，也区分了爱乡爱土和分裂意识之间的区别，应该说这样的区分是有助于中共的涉台干部与台湾绿营人士的接触，同时由于中共真正体认到对台工作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所以把「青年交流」的工作摆在相当重视的位置上，看来中共的共青团在往后的两岸青年交流方面应该也会有比较突显的角色。
　　我认为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在看到胡锦涛的讲话后，基本上持正面解读的人比较多，赞同的人也比较多，显示对于今年的两岸关系，大家应该会以比较正面的角度、正面的方向来看待，但是能不能真正的顺利发展，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应该还是在两岸的自身。第一个关键是「马政府的政绩」，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想要在二○○九年寄望台湾地区的经济有所起色，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如果马政府的两岸政策能够让经济不再继续恶化下去，然后逐步地让大家看到未来的希望，那么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所受的质疑和指责就会降低，则后续的两岸政策作为也就可以得到台湾民意支持，使得他在两岸的问题上可以做比较大胆的尝试；反之，当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第二个关键是中国大陆，他们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更复杂。中共可以说是刚刚渡过一个极复杂、极波动的二○○八年，明年对中国大陆而言，更是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的一年，而且又碰上很多周年纪念的一年。「建国六十年」是大家都知道的，另外是「六四」三十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九十年，然后是西藏拉萨暴动的五十年。这些关键的年代往往会引发群众集会，而群众集会容易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一种盲目移情的效果，演变成大的动乱。对中共而言，上述的重要事件不能不纪念，要纪念就增加群众集会机率和正当性。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发展带动愈来愈突出的社会问题，其问题的性质、范围也愈来愈严重，所以中国大陆非常担心任何一个偶发的事件会酿成一个社会事件，导致最终演变成一种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像二○○八年一样，安然渡过二○○九年的各种挑战，那么将会有助于两岸关系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反之，中共自顾不暇，两岸的发展自然也有变数。
　　除此之外，美、日等国尤其是美国在台海之间的利益纠葛，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所采取的算计，当然也是变数；不过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只是「依变项」，基本上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总之，二○○九年的两岸关系基本面是好的，但存在不确定性的两岸关系。
 
杜震华：
　　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一月十六日参加研讨会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将举办的第三次「江陈会谈」，将以金融议题为核心，希望两岸签署金融监理备忘录，达成两岸市场准许进入的规定，让台湾银行业者能在大陆设立分行，并经营人民币放贷业务，提供大陆台商融资服务。
　　江董事长也提到两岸签署综合性经贸合作协议︵ＣＥＣＡ︶相当重要，因为东协十国出口产品到大陆将有百分之九十的产品是零关税，台湾若无此项待遇将会丧失竞争力。
　　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一月十六日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指出：今年可能陆续提上议程的有：开通两岸空中定期航班、启动两岸银行、证券、保险及货币领域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以及投资保障、避免双重课税、知识产权保护、渔业劳务合作、农产品检验检疫等。
　　由以上报导，可见两岸今年的互动会朝向金融发展，但在三通直航、打击犯罪、投资保障、课税、智财权、渔业、检疫等方面都极可能纳入协商范围。
影响今年两岸关系发展的变数，包括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国内方面又包括政治和经济变数。政治变数主要是在野党的杯葛动作，经济变数主要是国内景气的好坏。如果在野党的杯葛动作很大，会对两岸发展速度产生压力，拖缓其发展进程；而如果国内景气状况越差，对于两岸发展所抱希望就会越大，越能够容忍两岸发展之速度。
　　在国外变数方面，在经济上国际景气复苏的状况将会影响台湾依赖大陆的程度。如果国际景气快速好转，台湾对于两岸发展的依赖程度将会减轻，对于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企望将会较为和缓；否则就会加快脚步和大陆进行经济合作。
　　至于两岸应该怎样做才能建构一个全面的、稳定的互信环境？一个全面的、稳定的互信环境，必须建立在一个「可预测」的发展基础上；而这个「可预测」的发展基础，目前只有单方面是明确的。亦即北京是明确地要「统一」台湾，而台湾却没有明确的「统一」承诺。这使得北京在和台湾互动的过程，不愿意有太快、太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台湾的国际经贸空间，或是协助陆客来台旅游上面。
　　北京对台最新政策已经清楚表达在胡锦涛于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中的讲话，亦即所谓的「胡六点」。
　　如果台湾领导人可以做出政策性的呼应，清楚表达执政党愿意如何回应「胡六点」，就可以提高台湾对此重大议题的「可预测性」。当这种可预测性提高之后，要建立一个全面而稳定的互信环境，当然就比较容易。
　　如果台湾不便做出正式回应，则恢复「国家统一纲领」可以替代正式的回应；但如果完全没有回应，全面而稳定的互信环境不太可能建立。
 
李允杰：
　　诚如刚刚杨开煌教授所言，影响二○○九年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变数就是「胡六点」。中共的治国一向是以「意识形态」由上而下实现它的路线。例如，在经济路线上，过去是标举马列主义，后来渐渐转变成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在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提出「三个代表」后，彻底的改变了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这说明它的经济路线是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调整，以因应外在环境变化。
　　「对台政策」是中共的另一个主轴，对台政策关系到大陆的民族主义。从邓小平以来，就是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为主轴，到底「胡六点」改变了没有？我个人认为大的主轴、框架没有变，但是说法更弹性，包装的更软性。尤其提到「两岸之间的对立，是由于中国的内战所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不涉及到国体与政体的改变」，这种说法是否隐含一个模糊的空间，是否未来可以出现「一中两个政权」呢？台北政权与北京政权对立，可以形成两个政权平等的谈判吗？其中隐含一个模糊的地带，但我认为，至少胡锦涛到目前为止没有大破大立，「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主轴没有改弦更张。
　　我认为「胡六点」是两岸关系一个重要的谈话。对「胡六点」的解读关键点有二：一是为何有「一中」用词的突显与转折，二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首先，自去年三月马萧当选以来，北京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由此两岸进入蜜月期，在此蜜月期让两岸有个「共识点」，即「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所以我们看到，从「博鳌论坛」和连战、吴伯雄的访问大陆，以及两次「江陈会谈」，两岸的交手互动几乎只讲「搁置争议」，或是说「九二共识」，很少提及「一中原则」，给台湾有「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间。但在「胡六点」讲话全文中，「一个中国」出现了八次，「和平统一」出现了十三次，「九二共识」出现了两次。我个人的解读是，显然地，从去年三月马萧当选以来两岸蜜月期，出现了重要的转折。
　　这个转折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两岸在原先蜜月期有「先经济后政治」的共识，但在两岸三通与经济交流迅速取得进展的同时，马英九总统多次在国际媒体表达台湾的国际空间与大陆撤飞弹问题。马总统的想法是藉著两岸关系改善的氛围，进一步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如此可证明从「两岸和解」走向「活路外交」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对马政府有加分作用。但北京认为这两项问题都涉及两岸主权与政治定位，既然台湾要提，就无法回避，干脆一篮子绑在一起谈。
　　换言之，「胡六点」即代表了北京的态度，愿意处理台湾国际空间与军事互信的议题，但北京方面不愿意如马政府所期望的「绕过政治谈判」，直接对台湾让步。例如，「撤飞弹」问题，就直接撤掉飞弹，或把飞弹转向亦代表撤了飞弹；或者是「两岸国际休兵」，就直接休兵就好了嘛！或者是直接让台湾加入ＷＨＡ。但北京方面对此非常谨慎敏感，因为涉及两岸主权问题，他们认为要谈就要先谈「一中框架」。
　　第二，「胡六点」最重要的政治讯息，是北京预告处理台湾国际空间的前奏。尤其是其中第五点有关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提及是「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前提下，通过两岸务实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主要是针对五月台湾参与ＷＨＡ的问题表态。其次，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可行途迳，其实是预告北京为了台湾参与「东协十加三加一」开启可能机会之窗。去年九月在厦门「九八会议」时，我个人亦参与发表，曾提及中共可协助台湾循ＡＰＥＣ的模式加入「东协十加三加一」。当时许多媒体朋友，甚至是大陆的媒体以及「商务部」就有一些回应。我个人认为，中共方面亦知悉此一讯息，愿意处理此一议题。但另一方面，北京方面担心，台湾一旦扩大了国际空间之后，反而成为台湾未来「不统」的筹码。再加上考量未来台湾内部政党轮替，可能造成覆水难收的风险。例如，一旦让台湾加入某一个国际组织后，假如民进党再次执政，就很难再让台湾撤出该国际组织。
　　其实，「胡六点」就是一部两岸走向「终极统一」的意向书，它希望台湾能给个保证，确保一旦中共于国际外交方面对台湾松手之后，不会造成「台独坐大」的失控情势。由此不难发现「胡六点」发表时机的选择，选在「告台湾同胞书三十年纪念日」，对北京而言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时间点，亦未脱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轴，有权力正当性传承的意义。同时，今年五月份即将处理台湾加入ＷＨＡ的问题，在处理此一议题前，中共希望台湾能给个承诺，中共方面才能决定处理此一议题的策略。换言之，我个人把「胡六点」理解为，在「给」台湾方面国际空间之前，向台湾「要」的一份「未来统一的承诺书」。其中矛盾之处，在于北京是先设定目标，但过程可以弹性处理的「对台战略」，这与马总统的「先发展过程，目标以后再谈」的两岸政策是有矛盾的。因为在两岸政治关系上，胡锦涛期盼马英九能以领袖的高度做出承诺，引领民意向未来统一靠拢。但马总统的正当性来自选举，他不可能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尤其现今的主流民意是「不统、不独」，如果我们把「永远不统、不独」、「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以后再走向统一」和「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以后再走向独立」等三项，加总的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更何况现今台湾内部蓝、绿两方意见分歧，尚未准备好与对岸进行政治谈判。
　　所以，两岸现今的主权与政治的矛盾，在「胡六点」提出后提前浮现了。而此矛盾的后续发展，是否冲击两岸经济合作的交流与协商的机制，或者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今年五月的ＷＨＡ大会将是一个关键的观察指标。如果台湾进入ＷＨＡ受挫的话，我认为会影响到台湾在九月份参与联合国的策略，如此一来，两岸原本要「外交休兵」，很可能会因为两岸互信不足，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进而冲击到两岸经济合作交流与两会协商机制。
　　关于两岸政治互信的全面建立，以现实面来看，目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由于双方的「两岸政策」都受制于各自内部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态。台湾方面长期以来要求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但北京始终不愿意承认，担心会造成「两个中国」或「Ｂ型台独」。「胡六点」就是在安抚中共内部的质疑：究竟「和平发展」是走向「和平统一」还是「和平分治」？因此两岸执政当局都应该思考，以同理心来建立两岸互信的环境。我认为台湾方面，在未来两岸谈判中难以回避「一中」问题，应该思考发展「民主一中」的新论述，即两岸应共同努力寻求未来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中」，在实现「民主一中」之前的过渡阶段，两岸维持「一中各表」的默契，是建立政治互信的最佳方式。
　　中共方面应该思考的是，在两岸经济合作的效益尚未彰显之际，例如「大三通」，大多数民众反应机票票价太贵、砂石船限制营运的问题、陆客来台观光人数少等问题。在台湾人民尚无法感受到两岸整合的实惠之际，假如现阶段两岸贸然跨进政治主权议题，恐将治丝益棼。长期来看，两岸和平协议终究无法回避。两岸无论是「探讨」或「协商」政治定位问题，恐怕还得有更具开创性的新思维来处理「一中」原则。
　　新思维应让两岸从过去针锋相对、只争朝夕的窠臼中跳脱，寻找能够兼顾两岸政治现实的新途径。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回到今年四月以来两岸「搁置争议」的默契；另一是扩大「一中框架」的包容性，将「一中各表」视同不违背「一中原则」。换言之，「不否认中华民国」可以让两岸关系与蓝绿关系找到共同的交集与平衡点，既不违「一中框架」，且有助于共产党与民进党开启对话，有利于两岸的稳定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就像胡锦涛常对其党内干部所说的：需要解放思想。
　　至于两会今年会谈的重点包括：两岸金融ＭＯＵ的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陆资来台、避免双重课税、农产品检验检疫及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不过，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两会谈判在处理新议程的同时，别忘了检视上次协议的落实成效。例如，陆客来台观光、三通直航的效益，陆资来台的规划尚未落实，究竟陆资可投资那些项目，或者是有那些保障等等，皆尚未定案；又譬如ＭＯＵ的谈判，是不可能像「天下掉下来的礼物」，大陆方面一定会要求对等开放，我方则要求承做人民币的业务等。对于这些议题，与其两岸不断的签订新的协议，倒不如双方都能虚心的检讨过去所签的协议，究竟落实的成效如何？
　　政治主权与国际空间议题在未来一年内恐将无法回避，应考虑授权海基会谈判底线及策略，以因应即将面临的ＷＨＡ与联合国等相关的重大议题。
    
董立文：
　　有关两岸未来的进展与变数，就可能影响的相关因素，个人粗步胪列了四项：第一个当然是众所瞩目的「胡六点」，第二个是马英九总统的反应，第三个是中共的政局，第四个则是美国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居首的「胡六点」，「胡六点」提出后直到今天，在台湾内部各方的解读仍然是差异极大，前面发言的几位先进也各自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我们大家对「胡六点」的理解，就像是在「拼拼图」，必须从最左边的到最右边的全部拼齐，但当中没有所谓对错的问题，而是要特别注意到「胡六点」里面有所谓善意的部分，也有具敌意的部分。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一月一日到今天，我们的总统府、行政院以及执政的国民党中央，甚至到民进党中央，对「胡六点」的回应基本上都是很低调的。这似乎可以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胡六点」的发表，为二○○九年的两岸关系发展，投注了一个很诡异的气氛。
　　其次，是马英九总统对「胡六点」的反应。我认为，「胡六点」当中清楚传达要求台湾进行统一的政治谈判，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么马英九总统要如何回应这个要求，就会成为重中之重，当然也是胡锦涛最重视的关键。
　　第三个因素，我要特别强调中共的政局。温家宝曾经在日前表示，二○○九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既然如此，二○○九年也势必将是中国的社会稳定最困难的一年。而直接涉及中共政局的变化，马上会面对的就是「十八大」的政治接班问题。
　　要看待第四个美国因素，我要另外提出三个观察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今年年底台湾的县市长选举，这个选举的性质类似台湾的期中信任投票，而且会跟现在两岸正在折冲有关，与今年五月台湾能否参加ＷＨＯ或ＷＨＡ的活动会有直接相关。我试图做一个大胆的判断，「胡六点」当中既然已经提出，而且定位为「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我要强调「胡六点」并没有使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字眼，那么，北京方面会把两岸是否要先签订和平协议的问题跟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区隔开来。这代表，中共会先「给」，中共「给」了之后，马总统所做的反应就更加重要了；这应该是五月间的事，但绝对会牵涉十二月间的选举，因为台湾县市长选举也是中共对台政策的重要指标或选择，假如马英九总统的反应不如胡锦涛之意，中共便可能采取口惠实不至或相对停滞，俟观察台湾的期中选举结果之后，再来做下一轮的判断或决策选择。对中共来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对马英九总统的大陆政策「加码」，来帮助国民党取得胜选，然后再进一步藉机跟国民党要求要进行两岸和平协议的谈判。
　　第二个观察指标是两岸和平协议的进展，既然胡锦涛的谈话已经提出进行趋向统一的政治谈判要求，今年之内，两岸的和平协议谈判能否提上议程，当然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如果不行的话，研判中共的对台政策或中共对马英九政府的政策，也会相对有另一个转折。
　　第三个指标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宣示，「胡六点」提出的时机刚好在美国政府面临换届改组之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对亚太政策的新负责人都还没有实际到位，必须等到这些人到位后提出新的政策宣示，自然将会牵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提到两岸互信的问题，我归纳出以下五个将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由下至上」跟「由上至下」的对立。「由下至上」当然是代表马英九总统所提的「先经济后政治」，但「胡六点」中明显看出要政治与经济并进的主张，甚至在很多问题上要求要先确立政治的框架，两者的冲突将是第一个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胡六点」提出来之后，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专家在质疑，到底甚么叫做「互不否认」。「胡六点」基本上是对马英九总统大陆政策的四项基本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互不否认」、「暂不统一」的明确回应，但现在却将焦点集中在甚么叫「互不否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方确实注意到，我们的政府从马英九总统、外交部长到陆委会主委与总统府发言人等，都一直在谈论或强调「互不否认」，陆委会甚至主张「两岸关系要从互相否认到互不否认，再走到相互承认」，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引起北京很大的反弹，因此，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陆委会提到上述的「三部曲」。针对「互不否认」的议题，在我搜集的资料中发现，北京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两会层次的问题，第二个是两个政府层次的问题，第三个是两个国家层次的问题，他们觉得「互不否认」似乎包括这三个主要层次，而里面衍生的问题包罗万象多达九十余项，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强烈的质疑：「台湾到底要甚么样的互不否认？」
　　第三个挑战也是出自「胡六点」中最关键的话－「两岸关系是内战所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这句话提出严正的质疑，这句话是过去没听过，在「胡六点」中被提出，问题很严重，因为他重新定义了两岸的现状，也重新定义了未来。我们应该要提出甚么样的质疑呢？第一个，六十年前「国共内战」悲剧的结果为什么到今天还要台湾人来承担？第二个，过去六十年来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现在的台湾人民要如何来继承？第三个，政治对立是否也要分成三个层次，按照中共区分「互不否认」的方式，由两会层次、两个政府层次到两个国家层次来处理。再换个角度看，谈到「国共内战所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问题」，不免又让很多人产生混淆，如今国共两党早已经坐下来把酒言欢，那来的政治对立？又有什么政治对立呢？
　　第四个挑战，是趋向统一与维持现状的矛盾，这是未来两岸若要签署和平协议时，马上就会碰到的棘手问题，这牵涉到所谓的「互信」，甚么叫「互信」？北京想要趋向统一，台北则要维持现状，二者之间如何寻得交集？
第五个挑战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到底有没有选择未来的权利与自由？现在的在野党民进党从二○○八年的五二○之后，就把重点不是摆在「台独」而是放在「保台」上。所谓「保台」的意思，就是要保护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也是民进党对两岸如果即将进行和平协议的协商谈判，所要坚持的最终立场。
 
马绍章：
　　谢谢董教授，刚才前一轮的发言非常的精采，四位授教分别针对「胡六点」铨释。虽然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做出正式地回应，但是四位教授的铨释都值得我们有关机关参考。接下来我们第二轮的发言主要是针对题纲里面的第三个及第四个问题，两岸国际空间在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因为在「胡六点」里面，特别提到「国际空间」的问题。二○○五年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双方已经开始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换意见。这次，等于是胡锦涛第一次对这个问题做出比较正式的回应。当然对于这个回应，各方也有不同的解读，因此我们也想听听四位教授的意见。尤其在参与ＷＨＡ方面，今年会有什么发展？毕竟胡锦涛用的是一个消极的提法，也就是不会造成「一中一台」或是「两个中国」的条件。除了这二个条件以外，其实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种选择，我觉得双方都可以共同再去思考。第四个问题是，我们海基会与海协会今年会谈时应该有那些重点？那些地方应该要再加强？去年第二次「江陈会谈」的时候，双方已经有很多的共识，要谈的议题都已经订出来了，但是这么多的议题要在两次的会谈里面一次把它全部解决，可能也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有关这些议题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我们也想听听各学者专家的意见。另外，随著两岸的发展，我们两会角色的定位是否需要再重新调整、重新定位，也希望听听各位学者的意见。
 
董立文：
　　谈到两会会谈的重点、定位与功能，牵涉经济事务的协议多属专业领域，例如银行、证券等，因不在本人涉猎研究范围，故无法提出具体建议，但我仍要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项观察。当双方试图协商「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及「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定」的过程中，我发现北京方面正在努力做一件事，就是逐步明确双方的「政治身分」。因此，我对海基会要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论经济、文化或交流等事务，其实从北京的角度看，他都是步步为营的，为的都是要确定双方的「政治身分」，我们应该要特别留意才是。
　　再者，外界常有「国共平台」与两会角色冲突或竞合的问题。我记得在去年九月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讲话中已经很清楚定位「国共平台」，这是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共对台政策一次新的定调跟发展，其中还定位两岸关系大合作、大交流与大发展等，诸如此类，但其中也有几段牵涉「国共平台」的谈话。王毅认定「国共平台」在两岸关系中要起「铺垫」作用与「先导」作用等，以及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功能。但我认为「国共平台」在现实上仍旧有四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不透明性」，双方实际协商的内容跟公开的议程是绝对不一样的。举例来说，ＷＨＡ的事、和平协议的事以及王毅是否要来台访问的事，应该都在「国共平台」协商的范围，但在公开的谈话中，我们绝对看不到任何相关的讯息，易让人有黑箱作业的联想。第二个缺点是「不受监督」，第三个是不代表台湾民意，第四个则会让台湾的党政关系难以理顺，所以「国共平台」会向所有人们都发出错误讯息，包括国际在内。我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不论王毅怎么说，陆委会应该重新对两会定位跟功能再做确认。我很赞成刚刚杨开煌教授所提，两岸关系处在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海基会可以出面做更多的事情，譬如邀请两岸相关学者专家进行「和平论坛」，即是很好的方向。我们注意到，去年年底的「国共平台」，国民党曾表示有广泛邀请非党籍人士与民进党人士共同参与，但实情是，不只民进党，其他在野党也不可能去出席；但如果邀请单位是海基会，则可能存在更大的空间与可能性，因此，在两岸交流的各类平台上，海基会均应该当仁不让。
　　第三个建议，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主动提出对中共的「政治期望」，有些议题不需要透过两岸协商协决，例如大陆主动撤离对台飞弹、在国际打压方面主动休兵等，我们也可以要求大陆释出相应的善意。另外，在谈判上也应该要有「最低底线」的划定，「胡六点」中谈到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要再次强调，这不仅不是「参与国际空间」，而且还是一种实质上的倒退。我认为，两岸应划定底线，就是最终结果不能比双方没有协商之前的情形更糟糕，譬如过去的ＡＰＥＣ或所谓的「奥运模式」等。未经双方协商，台湾便已经拥有的资格或条件，那至少是我们的「起点」，否则我们要协商何用？
　　第四个建议，今年一月九日，海基会江丙坤董事长曾到大陆访视台商并在深圳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先生见面，当时，陈云林发表的公开谈话著实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台商要奋进，不能等、靠、要」。我认为，这句话的内涵不只适用于与经贸事务有关的两岸关系，同时也适用于两岸的政治关系。类此谈话，应该是由台湾人自己说出来，不要让对方说，不然实在很难堪。
 
李允杰：
　　针对两岸国际空间与海基、海协两会今年会谈的重点问题，刚刚董教授所提之观点，个人大致上都同意。但是，两岸之间的对弈，有时很难采行「一厢情愿」的做法，例如，大陆提出：「两岸之间不是国体、政体的改造，而是中国内战所遗留下来的对立」，大陆讲这些话的意思是告诉台湾，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既然历史不能割裂，台湾就必须概括承受。换言之，大陆的意思是，两岸之间任何的谈判皆属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谈判。但我认为，六十年前的国共内战，至今台湾已形移势转，亦不是国民党说了算的局势。台湾还有一个曾经执政过的民进党，现今两岸之间，亦非国共两党说了就算的局面。因此，个人认为：
　　第一、两岸之间应该要有新思维，此新思维同样适用于「国共平台」的问题，北京方面认为「国共平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要重视，原因是国民党不可能永远执政，万一国民党在野，就要维系一个稳定两岸的一条线。
　　第二、中共认为「国共平台」的互动符合一个国家内部事务，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就台湾方面来说，「国共平台」扮演润滑剂的作用，避免双方在议题上产生尖锐的对立问题，可以产生润滑作用，中国人有句话：见面三分情，亦即双方可以有事先沟通的润滑作用。
　　但是，毕竟「二轨」不能取代「一轨」，海基会还是获得官方正式授权的单位。个人认为在「国共平台」问题的处理方面：第一、国民党应该体认到，毕竟「二轨」不能取代「一轨」，身为执政党，亦应与政府有配合的默契。第二、中共曾提及将来要与民进党对话，如要破除「国共平台」的疑虑，可以考虑增加「民共平台」。换言之，中共不只是与国民党对话，也要跟民进党对话。如果真有「民共平台」，亦可考量将之演变成「两岸和平论坛」。但是，中共方面要求民进党先放弃「台独」后才与之对谈。民进党方面认为，如果要先放弃「台独」后才对谈，那还谈什么？就是因为彼此立场不同才需对话、沟通，才需要瞭解民进党究竟在想些什么。为什么民进党始终坚持他们的悲情，为什么他们认为台湾要独立、自决，民进党的疑虑为何？是因为二二八事件？或是与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的历史经验呢？中共必须要了解的是民进党的心态。我也曾多次于媒体上发表文章主张红、绿要对话，两岸之间的问题才能平顺的解决，或顺利的取得彼此间的交集与共识。
　　刚刚有关国际空间的问题，个人已提到观察ＷＨＡ的关键指标，两边的回应都会很小心，以免两岸当前的良好形势功亏一篑。有关ＷＨＡ的问题处理，考验著两岸领导人的智慧。
　　至于两岸在二○○九年的重要议题如下：第一、签订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这是大陆台商企盼二十多年了，过去北京方面认为不需要，因为大陆有「台商保护法」，只要有单行法规即可。现今台湾要开放陆资来台，亦是签订投资保障协议的最好时机，包括在去年底上海「两岸经贸论坛」，北京「国台办」的重要智囊、清华大学台研所刘震涛所长，也认为两岸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最重要的是先将此谈妥，才能让大陆台商有实际的保障。例如北京新光集团的投资纠纷，至今尚未完全解决，本人认为此协议是对台商很实惠的协议。
　　另外一个是ＭＯＵ，ＭＯＵ也喊了十几年了，直到最近北京方面也愿意谈，不管是ＭＯＵ也好、投资保障协议也罢，都非想像中的容易，天下亦没有白吃的午餐。在ＭＯＵ方面，中共势必要求台湾对等开放，但对方财力雄厚，一旦开放，大陆数以千亿的资金涌进台湾，台湾方面反而会担心市场被瓜分。但台湾也想前进大陆扩展版图，包括能否承作人民币业务、货币清算机制等问题，或多或少都会牵涉到业者利益与主权的问题。我认为台湾的主管机关，必须在谈判之前，事先与国内业者举行座谈，进行沟通，或者是征求意见稿，要真正知道国内业者需要什么才是最务实的。同样的，在陆资来台方面，经济部亦规划数年了，但却还处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局面，究竟什么项目？什么产业？能否双重课税等问题都尚未定案。本人认为相关主管机关，如经济部、金管会等相关单位要加快作业，将我们的谈判底线或策略、业者的企盼等问题汇整列出，授权海基会进行谈判。ＭＯＵ、投资保障协议及陆资来台等三点，是我认为二○○九年最优先的议题。
　　同时，个人亦认为海基、海协两会谈判，无须每次都急于签署大量的新协议来拼业绩，这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当协议签得愈多，如果协议是空包弹，或者无法具体落实时，国内的政治效应就会发酵。例如，在陆客来台观光方面，大家都在期待两岸大三通后，陆客来台观光会带给台湾实质的效益，结果有落差。虽然台湾方面有一些配合不足或团费太贵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陆方面并未全面开放，北京方面为何要限制大陆观光客大量来台？其考量点为何？本人认为，与其不断的赶进度，倒不如先检讨过去落实的状况。否则，政治效应就会发酵，假如两岸两会过去签署许多协议，却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时，被民众认为是空包弹，民众会质疑两岸签署众多协议有何用呢？本人认为政府与海基会应特别注意两岸签署协议后，国内相关主管部门或国安团队应特别注意协议签署后，落实成效如何？有必要做一全面性的检讨。
　　最后，我在第一轮所提及的，在未来一年有关ＷＨＡ、ＷＨＯ、九月份联合国大会是否提案？如何参与？两岸之间的政治定位与国际空间的问题势必难以回避。在此情况下，本人认为政府有必要对海基会增加授权，在谈政治主权与国际空间议题时，有那些谈判的底线与策略。例如，第三次「江陈会谈」将至，如于五月份前举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究竟在五月份台湾要如何处理此问题？两岸可以先非正式的讨论，对于两岸之间化解一些歧见、冲突与磨擦，会有正面的助益，前提是海基会要获得授权。两岸之间是否可以非正式的讨论一下相关问题？或是两岸应该有一个默契，这是蛮重要的。就像莫非定律一样，以为是小事情，一旦擦枪走火，就把两岸间努力融解的冰山又再度凝固起来。
 
杜震华：
　　两岸国际空间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由于台北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回应，两岸国际空间不太容易获得北京单方面的重大承诺。亦即，对于台北「需要国际空间」的呼吁，北京应该只会有最起码的应付，例如同意台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而且在其他国际机构或场域采取一种「且战且走」的模式，在台北反复提出要求之后，再做出可以交代的回应即可。
　　这不仅使得台北获得国际空间的速度和实效极为有限，而且可能因为还是经常处于一种被「打压」的状态，对北京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会让部分人民对于执政党对北京的「倾斜」感到不满，容易让反对两岸和解︵以获取政治利益︶的政党或政客炒作反对、杯葛的空间。若两岸之间在外交上有「擦枪走火」的状况时，极容易杯葛经济互动的进程，让经贸合作难以前进，甚至经济交流情况会倒退。
　　谈到海基与海协两会今年会谈的重点，两会今年会谈的重点可能会包括上述项目。但是，ＣＥＣ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常被台湾忽视。没有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其实已经让台湾付出重大代价。「东协加一」商品自由贸易在二○○二年十一月签署，翌年七月生效。统计由二○○二年底到二○○七年底为止，全球外来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量提高一百二十五％，东亚提高了一百六十％。在其中，印尼提高七百三十％，泰国提高一百二十三％，马来西亚提高一百零四％，韩国提高九十一％，新加坡提高八十四％，香港提高二百五十二％，而台湾仅提高六十二％。台湾是东亚主要的竞争对手中提高最少的，显示台湾已经「被边缘化」了。除此以外，台湾的国际贸易、国内投资都在付出代价。因此，高度重视ＣＥＣＡ的签署，以及尽早进行相关的协商，是刻不容缓的重大工程。没有必要将这种协商放在其他问题解决之后，否则将缓不济急！
　　目前的两会角色和定位的确特殊，由于陆委会过于保守，使得两岸合作的先期性研究和整合工作极为有限，根本不符未来两岸交流互动的需要；但相关之大量研究和整合工作又似乎不适宜由海基会进行，此使得台北对于两岸交流的准备工作并不完善。然而，目前的模式又仅在「初期」的阶段，似乎不适合立刻进行大幅改变。因此，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改变较好。
　　然而，台湾在周边国家相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浪潮之下，发展空间其实已经受到影响，也就是已经被「边缘化」了。近来一家台湾刷卡机制造公司迁厂到新加坡，而新加坡的劳动和土地成本都明显高于台湾，可以看出台湾没有加入周边区域经济整合的结果，无法以优惠的关税出口，已经影响到厂商的投资意愿。因此，快速和中国大陆和解，签署两岸之间，以及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协定，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事务，不要低估其对台湾的影响！
 
杨开煌：
　　关于海基会的角色与定位的问题。我不晓得海基会的危机感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自于多轨的话，其实很容易厘清。「学者」与「政党」是「对话」，「其他受委托的单位」是「协商」，海基会是唯一代表政府与对岸进行谈判的机关。如果把这个问题厘清楚，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海基会应该没有所谓定位的问题，因为只要进行法律性协商、以法人代表来进行协商的时候，一定是海基会，其他都不作数。
　　不过除了上述的制度性协商之外，我建议海基会似乎可以自今年开始在台湾举办「两岸和平论坛」，或者是「两岸和平发展的论坛」，邀请大陆研究台湾、国际、或军事问题的学者来台湾。就像中国大陆每一年所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论坛，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可以使得两岸各主要政党都有发言机会的平台，当然此一构想主要是为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创造对话的机会，这也符合「胡六点」明言有条件与民进党接触的提法，也许刚开始大家会非常的紧张，会非常的在意彼此的言论，甚至会吵架，就像我们九二年到大陆开会一样。但是，假如例行的一直办下去，从第一届到第Ｎ届不断地进行沟通，我相信时间久了，对于两岸关系，特别在彼此误解、彼此不了解的政党之间，自然能够搭起一个比较顺利的沟通桥梁，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海基会能够思考这个问题。
　　关于「国际参与」问题，从中共的角度其实非常简单，它分成二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国际」的，一个部分是「外交」的。在国际的里面又分二个部分，一个是「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活动」；在外交里面则分成「外交」与「外事」。从五二○以后中共的作为来看，应该非常清楚，就是国际活动这一部分他们是有弹性的。国际组织在没有协商以前仍是紧守严防。为什么国际活动或者国际组织的活动可以有弹性呢？是因为它采取逐案、逐次、逐年审核，所以什么党上台、下台不会对北京造成困扰。而国际组织则是一经加入，不可能排斥，所以中共在这一个层次上，就比较谨慎。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上，中共关注到三个问题：第一，加入的身份是什么？第二，加入的名称是什么？第三，加入以后的权利是什么？这等于是台北入会的三关。过去在某些两岸均存在的国际组织，协商的模式都是「背靠背」的协商，这种背靠背的协商就是两岸双方均透过第三者的协商模式，此一模式对我们当然是比较吃亏。将来如果能发展成为「面对面」的协商，不管是名称、身份、或是权利都可以当面说清楚。比如说ＡＰＥＣ这种事情，我们大概就没有机会来办所谓「各经济体的非正式领袖高峰会」，我们也不可能轮流来办年会，因为当年我们与香港参与ＡＰＥＣ时，被设定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国际组织上，如果想要拓展、想要突破，真是困难重重、关卡重重；但是就国际活动来说，弹性应该比较大，特别是在目前的台湾情势下，我方可以透过面对面协商的模式来扩大我方的国际活动参与。
　　从外交来说，可分成「外交」与「外事」。所谓「外事」，就是民间的、经济的、文教的与人道的，这个部分大陆也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让步；而「外交」是属于政治的、军事的与安全的，这个部分在两岸没有协商以前，也是紧守严防。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共的外交人员听了胡锦涛讲话之后，你叫他马上改弦更张，与台湾的驻外人员握手，可能性不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性，自己的坚持，不可能前一分钟骂你，后一分钟就言和。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在中央下了文件之后，一定要层层学习、层层写报告，然后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底党中央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的作为如何调整，届时才能看到转变。所以台湾在这一方面须要有些耐心，勤于沟通，由易而难，逐步有成，才是正道。
　　关于两岸「和平协议」问题。「和平协议」是一个很大的框架、架构，不可能只用谈判的方式来搭建，两岸应该用什么方式呢？应该是「做中议、议中做」，也就是在需求的驱使下先做，在做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都慢慢被接受而且没有后遗症了、没有副作用了，就形成某些惯例，包括政治定位也好，包括ＣＰＭ也好。包括国际外交的协作也好，也都靠逐步摸索，逐步积累经验，逐步建立互信，在做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都觉这样做可以接受，这个时候把这些作为文字化，这就是和平协议。所以我的看法是：两岸在政治关系方面，我们不可能先设想一个完美的、双方都接受的框架再来互动，而是很多东西都已经陆陆续续试做，到最后再把已经做了的东西文字化，然后经过文字协议，这才比较自然，反对者也最少。而两岸「和平协议」问题研究的功能，则在于指引和启发一些创意，不是政策的路径图。
 
李允杰：
　　无论是国共平台或是两会协商，国民党可以大方地促成北京与民进党之间的「民共平台」，因为只有「民共对话」才能解决台湾目前蓝绿之间的困境，虽不敢说可以立即「一步到位」的境界，至少透过长时间的沟通对话，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我个人认为，北京方面不要先预设立场，例如，一定要对方放弃「台独」，北京方面才愿意与之对谈。总要先要了解对方的想法，为何一定要坚持「台独」呢？你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地方我们双方可以彼此来共同努力之处？事实上，国民党可以在此方面大方的「作球」给民进党，一方面可以改善蓝绿关系；另一方面，可让北京方面了解，台湾方面不是马英九总统非要坚持「不统不独」，而是台湾在现实上有实际的困难之处。如果真能建立起「民共平台」，对台湾整体利益来说，有加分的效果。
　　我认为「对话」是必须的，就算不称为「民共平台」或者是「民共论坛」，我个人还是认为北京方面应该不要先预设立场，非得要先放弃「台独」，不放弃也可以先沟通；民进党这部份我认为也应该放弃过去的包袱，至少要了解对岸在想什么，才会知道如何制定比较务实的中国政策。两边的对话是迟早的事，可以不拘泥于「论坛」或「平台」的名称，我个人还是鼓励双方对话。

马绍章：
　　刚才董教授有特别提到「国共平台」及「两会角色」的问题，有一些观念上的误解，我想藉这个机会稍微作一些解释。
　　首先，从谈判的理论与实务来看，如果谈判协商过程完全公开透明，结果很可能就是破局。尤其两岸协商，其中的折冲樽抯，牵涉到谈判的策略与艺术，实不宜公开。即使美国在与中共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整个谈判过程也不对外公开。但不对外公开，并不代表不受监督。国共论坛要接受民意的监督，如果不符合民意潮流，在选举时选民自然会有所选择。至于海基与海协的协商，谈判过程虽不宜公开，但每一个细节仍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而协议也必须送到立法院，接受立法部门的监督。
　　海基会接受主管机关的授权委托进行协商，而国共平论坛是提供一个两岸各界交换意见的平台，并不代表公权力，也没有拘束力。这也是国共平台与两会协商最大的不同之处，两会协商最后签的是「协议」，国共平台最后提出来的是「建议」。建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协议签署了以后就有法律效力。
非常谢谢四位教授，今天四位教授发言都非常精采。我们从四位教授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对于今年两岸关系的发展是有相当的期许，尤其是在两会的协商方面，对我们协商的重点都有给我们宝贵的指教。我想在今年的协商当中，不论是金融各种监理的备忘录，或者是货币清算的协议，都希望在今年能够达成，因为这对于两岸共同对抗金融危机有相当大的帮助。至于投资保障协议，对我们台商而言也是期盼了二十年，尤其大陆地区的人民也想要来我们台湾地区进行投资，因此双方都会有投资保障的需求。我认为今年六月，在我们江董事长、高副秘书长兼秘书长的带领之下，一定能够顺利达成任务。
　　从刚刚四位教授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两岸关系有确定、也有不确定。确定的是，我们两会今年会就很多相关的经济议题进行协商。但是，就像刚刚很多学者提到的，这个「胡六点」的谈话把政治的因素带进来，为两岸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少学者指出，胡六点的谈话代表中共想要提前把政治议题端上?面。个人认为，政治议题固然最终无法避免，但中共也了解这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部份，因此胡文从头到尾并没有要谈政治议题的意思。相反的，中共这一段时间一直强调「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这也是双方都认为这是推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很重要的原则。我个人相信，在这个原则下进行两岸协商与交流，我们对两岸协商会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们非常谢谢四位学者，也希望大家随时给我们指教。〈本文刊于98年2月「交流」杂志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