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词去年突然从大陆席卷台湾。对于「山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模仿」或「仿冒」，但山寨能在全中国蔚然成风，并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山寨文化」及「山寨经济」，其背后所代表意义就不仅只是模仿这么简单。 「山寨」这两个字最原始的意思，应该就像是水浒传中所指，绿林好汉占山为王、扎寨为营之处。至于山寨何以会变成仿冒品的代名词，普遍的说法是，山寨一词原本就有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因此，一九八○、九○年代在大陆广东等地，就有人将一些专门生产仿冒品的小工厂或地下工厂称为山寨。

山寨手机热销刮起旋风

　　仿冒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山寨」能在这一、两年快速成为新兴专有名词，则与山寨手机二○○八年起在大陆热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年在中国大陆若要生产手机，必须先获得大陆「信息产业部」颁发的手机生产牌照。二○○四年大陆将手机制造调整为核准制，改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符合资格的厂商手机生产牌照。到了二○○七年十月，大陆又进一步宣布取消手机生产牌照制度。 　　政策松绑，让有能力的厂商都可以加入手机生产行列，这就为大陆山寨手机的崛起创造先决条件。但山寨手机能发展到今天年产销近二亿支的惊人规模，甚至威胁到正规手机大厂，台湾资讯业者从旁加持无疑扮演著关键性角色。 　　以往手机厂设计一款新手机，大约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当中需要投入的研发人力与成本更不计其数。但台湾ＩＣ设计大厂联发科数年前跨足手机ＩＣ市场，为下游厂商提供手机核心晶片组，终于让大陆手机业者得以摆脱美、日、欧通信晶片厂控制，大举挥军山寨市场，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甚至因此被誉为「山寨机之父」。 　　有了联发科为山寨手机业者提供客制化手机ＩＣ晶片组，大陆的山寨机也逐渐摆脱早期只能针对热门手机进行简单外观模仿，逐步进阶到所有手机大厂新款手机的最新功能能够近乎同步复制，甚至做到让一般消费者真假难辨的地步。有些山寨机还可以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将各种功能整合在一支手机之中。

山寨手机从抄袭模仿开始，到自成一格创新

　　研究大陆山寨文化的台北海洋技术学院教授彭思舟说，大陆的山寨手机从抄袭模仿开始，后来还能配合「地方消费习惯」，加入自成一格的创新元素。例如，深圳有一款山寨机号称配备八个喇叭与收音机功能。因此，消费者只要将手机播放模式调整成喇叭功能，传送出来的音量之大，即使农民在操作农耕机时，都能边听电话或收音机，这款手机也因此得以在大陆农村热销。 　　山寨手机正是藉著价格低廉、功能齐全，甚至具备一些手机大厂未能提供的特殊功能，让山寨手机很快就掳获大陆年轻人、城市民工及农民的心。 　　山寨机日益壮大的声势也很快引起媒体注意。大陆中央电视台二○○八年六月为此专门制播「揭秘山寨机」专题报导，让外界进一步认识到山寨机在大陆手机市场构筑出的庞大势力。 　　山寨机爆红后，「山寨」一词也慢慢被用到所有仿冒物品或事物上。例如，大陆中央电视台每年吸引数亿观众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出现山寨版；一些年轻人则以戏谑手法拍摄山寨版新闻，放在网路上娱乐其他网友。另外，还有山寨明星、山寨笔记型电脑、山寨家电、山寨食品、山寨商店等等，整个中国大陆几乎到了「无处不山寨」的地步。大陆甚至还有一个网站就叫「山寨文化网」，网站内除提供山寨新闻、众多外型酷似明星、名人的山寨图片、网友搞ＫＵＳＯ的山寨短片，网站也贩卖各种山寨产品。 　　对于大陆横行的山寨文化，外界的看法两极。被认为是山寨经济最大受益者的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以身为山寨手机最上游供应商的角度来看，喊出「今日山寨，明日主流」的口号。同样也做自有品牌的大陆中兴通讯副总潘胜华也认为，「存在就是合理」，山寨与正规品牌只是不同的市场区隔。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教授彭思舟表示，从某个层面来看，山寨产品其实缩短了大陆农村与城市的数位生活落差，让大陆广大的农民及社会底层民众以较低的价格，也能享受到手机、电脑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便利。他指出，大陆八亿农民并不是没有消费力，而是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有限，这包括产品的功能与价格两个层面。山寨产品能在中国盛行，正是在价格与产品功能上，满足了大陆农民与城市民工的需求。 　　不过，大陆中央电视台在「揭秘山寨机」的报导中指出，「光是听一听﹃山寨手机﹄这个名字，人们都能感受到它到底有多么草莽。它就像是手机市场上的﹃山大王﹄，不但不遵守游戏规则，而且滥杀无辜，没有丝毫的底线」。 　　报导指出，「手机市场上的﹃正规军﹄，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产品牌，因为价格上的劣势，面对这蜂拥而上的土匪，只有节节败退的份。然而﹃山大王﹄破坏了市场秩序，也冲击著国家的法律，从不缴税」。因此，中央电视台呼吁，山寨市场必须得到规范，守法的厂商应该得到保护。

山寨产品问题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被视为是山寨产品大本营的广东深圳，市长许宗衡今年二月在向人大会议进行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这是大陆地方政府首度将「山寨」二字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一出，随即引发热烈讨论，但在深圳部分人大代表建议下，许宗衡的工作报告最后还是略作修正，改以拗口的「品牌效应低的初级创新产品」取代「山寨」一词。报告的表述也改为，「规范引导品牌效应低的初级创新产品生产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事实上，不少山寨产品确实涉及侵害智慧财产权问题。大陆「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日前在一场记者会中也坦承，有相当一部分山寨手机已经涉嫌侵犯他人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这种现象不值得做任何肯定。 但话锋一转，田力普又说，「如果一个企业，不管它是在山寨，还是在村里，还是在平原，它生产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凝聚了创造和创新，而且质量好，功能更多，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同时又以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得到市场的认可，我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创新」。 　　从田力普的谈话，不难看出当前大陆对于山寨产品所采取的模棱态度。担任深圳政协常委的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今年三月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更是强力捍卫山寨产品。 　　乐正说，「山寨产品是草根市场的小品牌，是国际品牌超级利润的终结者，是中国电子消费大众化的推动者，是电子产品进口替代的生力军，是中国电子产品技术创新的推进器。谁敢说在这些山寨企业里，将来不会再冒出来一两个中兴、华为呢」？ 　　山寨企业能否出现下一个中兴、华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二○○八年只是「山寨元年」。在市场对于功能相仿，但价格相对便宜的产品确有需求，而仿冒、侵权的认定、诉讼又极其繁琐与漫长下，山寨文化与山寨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持续存在于中国大陆，甚至出口至台湾等周边地区及国家。（作者系经济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