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题
　　自从「软实力」的命题被提出来之后，分析中国「软实力」的文章，就彷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大家都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因此绝大部份的文章，就围绕在中国文化打转，而似乎忽略了约瑟夫‧奈的完整说法，他说：「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软实力」是分成「软」和「实力」两个部份。所谓「软」包含了两个部份：一是作为名词，它指相对于一个国家军事和经济等有形的力量而言的文化、制度和对外策略等国家内在的部份。另一是作为动词，它指一个国家通过某些有形的表现而吸引和说服其他国家学习、效法和跟随，由于这是非强迫的吸引力，是别人自愿被吸引的，古人说「近悦远来」所以称为「软」。所谓「实力」也包括两种：一种只是外显的、展示的意义，这种「实力」可以是自卫的；另一种意义则是威胁地、强迫性质的。准此而言，软实力是该国家或民族所展现出来，足以「近悦远来」的吸引力。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来优质化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但是否得以因此而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则是取决许多其他的因素。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二○○六年十一月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称「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二○○七年一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加强网路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说中国领导人是非常重视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但是从其话语来看，只是作为名词的软实力。
　　相对而言，大陆的学者在谈中国的软实力时，其实更多的是带有可以吸引外人的含意。譬如，中共官方在谈「孔子学院」，大陆学者在谈外国的「中文热」、「功夫热」等等，亳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吸引力，但是在这其中就存在著「软实力」的名词和动词间的差异。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前一阵子，两岸都流行过韩剧，那么韩剧是否是韩国的软实力呢？当然可以说是，然而显然这也只是作为名词的软实力，韩剧作为软实力的吸引力，是无法与美国好莱坞的文化产业相抗衡的。所以「软实力」不仅仅是一阵风潮，而是一种足以使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制度表现出来的价值，可以吸引外人学习甚而内化为外人追求的价值。
　　如此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可以有名词和动词之分，自己所能努力的只是名词的部份；而讨论软实力的文章，却似乎都自然而然地假设，只要努力优化自己的软实力，结果就必然具有动词的软实力的效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名词的软实力到动词的软实力是有条件的。

二、晋阶
　　从名词的软实力晋升成为动词的软实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此一软实力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是指可以为他人解决实际的困难。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说，之所以可以引起他人的好奇和仿效，其最原始的原因，是因为其方案的有效性，如果甲的方案可以或是被认为可解决乙的困境，当然就会被学习。比如在廿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精英提出德先生、赛先生，以至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全面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是根源于此。当其时也，其实西方也没有特别向东方推销他们的文化、制度，但是中国人认定西方的文化、制度是救国的良方，所以我们就会提出「全盘西化」、「以俄为师」，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是必须具有普世意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如果要有吸引力，其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具有普世意义才能对他人产生意义。例如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又如一个国家提出某种构想体现了时代的需要，或者是人类某种共同的价值，例如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等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验虽然成功，但是其经验过狭，就很难具有吸引力。例如，一个小国的成功经验，就很难具有吸引力，又如一个以出口能源而致富的国家，其致富之道，也不具备成为软实力的可能性。总之，软实力的普世性是其扩散的前提。
　　第三，是支撑软实力必须有硬实力：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都是在其硬实力的支撑之下才能彰显，没有抽象的软实力。按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和硬实力应该是相辅相成，没有硬实力则软实力也不可能受重视。以中共为例，过去他们提出第三世界论、反霸斗争等，就没有引起多少学者的重视；再如当代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等，也没有引起重视。这就说明，软实力必须有硬实力的支撑，否则就只是空谈。所谓「硬实力」，除了指该实力主体的大小、影响力之外，也指其实际成功的范例，和该实力主体对软实力重视的程度。
　　第四，是软实力之所以能够吸引他者的效尤，还必须有一套逻辑的论述。也就是一套经由经验事实所抽绎出的理论，透过对理论认识、学习，加以充实和修正，才能不断丰富其内涵，形成完整的体系。有了体系性的理论，才能够提供他人完整地思考，以便提供找出有益的部份加以参考或创新，也可以提供给他人加以经验印证或批判。
　　其实正如同「软实力」乙词一样，约瑟夫．奈提出此一名词之后，由于它具备了上述的充份和必要的条件，所以名词的软实力，产生了动词的效果，如今世界各国都将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评估的一个重要环节。
　　准此，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作为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必然具有其一定的软实力，但是该国家或民族的软实力，是否有可能转为动词的软实力，进而影响他人，其必要条件是软实力的内容之现实意义和普世性程度，而充分条件则是该实力主体自身的影响力、重视程度以及其理论化的程度。唯有在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配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对中国大陆而言，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文明存在数千年，在前现代化社会中，对周边国家曾彰显过软实力的作用，当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其作用就大不如昔。所以当今像北京当局，十分著力于中国文化的推广，其实真正的软实力并不在文化本身，而是中国近卅年的发展道路所彰显的魅力。

三、中国模式
　　依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名词的中国大陆软实力可能很多，例如近年以来中国大陆很努力的「孔子学院」、「和谐外交」、「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都可以做为中国大陆的软实力。然而迄今为止，真正成为动词的软实力，恐怕只有「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讲的是中国大陆近卅年的发展模式，最早是在二○○四年，首先由英国著名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在当年五月由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一篇报告，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此报告对中国大陆二十余年经济改革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其实我们如果冷静地阅读这些说法，恐怕也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因为除了「极左」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国大陆、当今的朝鲜共和国(北韩)之外，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是「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至于结果不同，则是领导人的判断，其实和路线无关。真正使西方不得不回头反省中国大陆的发展道路的原因，应该是以下的因素：
　　第一、中国大陆是在西方社会的诅咒下繁荣起来：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精英对中国大陆前景预测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绝大多数的西方精英相信韦伯（Max Weber）的说法，认为儒家和资本主义是无法结合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所以当今中国大陆的繁荣，打破西方精英的「科学判断」，超出了他们的知识典范（paradigm），他们不得不以「北京共识」来暂时存放，以便再一次将「中国成长」置于西方社会科学手术台重新解剖、认识。
　　第二、中国大陆是唯一的早期的极左社会主义国家中，在经济上转轨，而政治上不转轨却依然成功的例子，这是资产阶级想不通的事。纵观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扬弃共产主义，全面学习西方，结果不论大国、小国都不成功。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是异数（anomalism），此一异数挑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通则性，如同当年海王星被发现之前的牛顿物理学一样，虽然完美仍有疑问。同样地，社会主义中国长时期的成长，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就是一个拷问和折磨。在没有答案之前，「中国模式」就是唯一而且暂时可以说得通的「假设」（hypothesis）。必须进一步立足此一「假设」，去证明或是否证西方社会科学的通则。
　　第三、挡不住的「中国崛起」，也是西方人的困惑。按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西方人可以说十分熟悉，他们既熟悉你的行径，也熟悉你的未来，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路径很了解，所以就很清楚地掌控你的节奏，很有把握地可以知道自己何时出手，结果如何。
　　但是中国大陆不一样，她的成长是非帝国主义模式，这就超出了西方的罗盘之外，西方国家相信民族主义、领土主权是中国崛起的软肋，但是假如我们一方面排列一九九三年的中共货轮银河号遭美军拦检事件、一九九五年的台海风波、一九九八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二○○一年的美中南海撞机事件、二○○八年的「三、一四」西藏事件、二○○九年的「七、五」新疆事件；另一方面又看到上世纪末迄今，中国大陆与俄国、哈萨克的领土纠纷解决、东海与南海的建议方案，实在又令人无法归纳其行为准则。
　　对这样一个「测不准」国家，才是西方人讲「中国威胁论」的真正原因。因为西方无法了解中国大陆的崛起，也挡不住中国大陆崛起的自我节奏，所以只能将「威胁论」和「机会论」并存的「崛起论」，用来建立一个观察中国大陆走向的缓冲期，而「中国道路」便是从中国大陆自身出发，去观察中国大陆崛起的视角。
　　西方对中国大陆崛起的忧虑和好奇，迫使他们对知识的普世性进行反思，从而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语，无形之中为中国提供了传播软实力的捷径。从某种意义来说，不论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中国周」，都是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话语下彰显了更强的生命力。换言之，当今作为名词的「中国软实力」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努力，但是作为动词的「中国软实力」，从话语的思考到论述的逻辑体系都还是西方的、西式的。那么这样的软实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呢？

四、结语
　　「软实力」乙词之所以在中国大陆相当受到认同，主要是它很适合中国人在竞赛的场域中，常见的「韬光养晦但有所作为」、「十年寒窗到一举成名」的过程心理。客观而言，不论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对中国大陆而言当然是存在的，只是中国人觉得如今的中国还未成功，仍远远不到总结经验的时刻。因此，当前都还只是以西洋说中国事的阶段，恐怕要等到以中国人以中国话说中国事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才真正能发挥软实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