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致力汉字文化的改革与保存
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国民政府为因应汉字改革之需求，曾由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三百二十四字。隔年二月因故明令暂缓实施。由于日本侵华及国共内战，此事遂因循未决。播迁来台后，一九五三年九月，罗家伦曾撰文主张汉字必须简化；一九五八年四月，何应钦也在国民党十全大会上，提出有关「整理简笔字」提案，获大会通过；一九七八年五月，印行《标准行书范本》，并由教育部公告，以备中小学教育单位采行，算是针对汉字简化改革案的一个了结。
此后的文字政策，关注重点转向对于传统汉字的整理、保存与传扬。如目前通用的《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就是自一九七三年二月起，委由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创编，至一九八二年九月，经过多次修订后公告启用的。此后，又陆续编制了《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一九八二）、《罕用国字标准字体表》（一九八三）、《异体字表》（一九八四）、《异体字字典》（二○○一）等字样专书。此外，二○○二年起进行的「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字形数位化制作案」，以及二○○三年起推动的「教育部国字标准字体宋体字」字形数位化制作等，都是为了因应数位时代来临，在汉字文化政策上所作的努力。
此外，马英九总统在台北市长任内，对于汉字文化议题也投入不少心力。如积极推动「汉字文化节」大型活动，举办与汉字文化相关的文物美术展览及国际性学术研讨活动，并广邀两岸及国外专家学者撰文参加研讨，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六届，为汉字之回顾与前瞻进行多层次的探讨。而目前国家文化总会，在会长刘兆玄的热心带领下，除了努力申办将汉字列入「非物质性」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推展种种两岸汉字文化艺术活动外，也正在结合学术企业界的力量，尝试进行「云端科技辞典」的编纂工程，相信这个工程的顺利实现，对于全球华人说来，都将是莫大的福音。
二、台湾传统汉字的优势—「正体字」应改称「正统字」
台湾的传统汉字，是直接继承自商、周、秦、汉以迄明、清，一脉相传的汉字系统，并且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被保存得最为完善的正统汉字。中国历代任何时期留下来的典籍，都是利用这一套汉字系统不同时期的文字所书写制作而成，它是华夏传统文化的载体。汉字「以形表意兼标音」的特质，在语音记录的精确度方面，尽管远不及纯粹拼音符号的拉丁字母，但它「借形显义」的特异功能，却让华夏子孙在面对考古发现的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汉语文献史料，还是能够八九不离十地加以解读，这绝对不是纯拼音的拉丁文字所能望其项背的。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都主张要将「繁体字」改称为「正体字」。笔者以为要把「繁体字」跟「正体字」画上等号，值得商榷。所谓「正体字」的「正」，可有三层意思：一是经由行政命令介入「约定」所形成规范化之「正」；二是经由字形演化规律的学术研究，所作出合乎初形本义的「正」；三是传承汉字历史统绪上之「正」。
就第一个层面看，台湾以《标准字体表》的「繁体字」为「正」；大陆则以《简化字总表》为「正」，就「法」的规范上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正」字，并无所谓谁「正」或谁「不正」的问题。
就第二个层面上看，大陆「简化字」的「简化」手法粗糙，对于汉字符码系统的内在秩序，破坏甚多，故其合于「正」者已大减。相对而言，台湾通行的传统汉字，因经历篆、隶、草、楷等演变，也未必都能符合初形本义。但因台湾的「标准字体」基本尊崇《说文》，又未经特殊「非理性」之扭曲变造，故其合于「正」的比例，自然远高于「简化字」。
就第三个层面上看，台湾的「标准字体」，纯系沿自商、周以来的传统汉字，跟大陆「简化字」未简化前的「繁体字」同属一个系统，故可独得传承汉字历史之「正」。
据此而论，台湾的传统汉字，在第三层面意义上可以完全符合「正」的条件；而在第二个层面上，只能说台湾的传统汉字是比较具有「正」的优越条件或「比较」合乎「正」；至于第一个层面，在各自规范的「约定」义上，彼此皆「正」，没有你「正」或我「正」的问题。因此，如要把台湾的传统汉字称为「正体字」，学术理由似不够充足。惟若改称「传统汉字」或「正统字」，则可无弊。
三、简化字因过度简化造成的问题
大陆「简化字」的制定，采用的是「霸王硬上弓」的手段，由政治力介入强制规范而成，严重背离了汉字系统的创制一向由「约定俗成」，而渐进自然确立的根本法则。改革的结果，常用汉字的平均笔画数大为减少，群众书写「趋便捷」的心理需求是满足了。但因急切为了扫除文盲，而缺乏针对汉字系统的通盘考量，整个创制过程，似乎出于个别灵感的「情」上之触发偏多，而「理」上的学术面之观照偏少。
如今，「简化字」的实施已超过半个世纪，当初杀红了眼，完全漠视汉字「以形体表意兼标音」的独特性质，试图以「汉字简化方案」作为「把汉字改革成为拼音文字」的「前奏」试验品。过度简化的结果，其所产生的问题纷纭多端，既有单纯的字形混淆与声韵错乱问题，也有盘根错节的内部义理逻辑系统失序问题，其实已经面临漏洞百出，非全面检修不可的情势。愈是对它深入探究，就更加发现它的窒碍不通。
其中最为常见而引人诟病的问题，莫过于体例不纯，且前后不相统贯一端。如把「卢」字简化为「卢」，从「卢」构形的字，右旁一律类推简化作「卢」。但「芦」、「庐」、「炉」、「驴」四字，其右旁却都简化作「户」，体例并未统一。又如「沪」省作「沪」，「护」简化作「护」。同一个「卢」旁，转换成「卢」、「户」两个代表符号，而同一个「户」旁，除「门扇」的意思外，还兼任「」与「扈」两个代表符号。换句话说，「卢」旁既可用「卢」、「户」两个符号来代表，而「户」这个符号，又可用来代表「卢」、「」、「扈」三个偏旁，形体符码紊乱不堪，增加汉字识字教学上的困扰。
「简化字」在学理层面上的最大缺失，是它破坏了六书原理，创制并重新「约定」不少悖离汉字内部逻辑的新简字，滋生了新的混淆。如「网」字既简化作「网」，「冈」又简作「冈」，「岗」又简作「岗」。不知「网」与「冈」，原都是「网」字的初文，系一字之异体。又不知「简化字」中，从山从冈的「岗」（岗）字，是「冈」的后起形声字，以致竟利用原本为同一字的「冈」与「网」，分别拿来替代两个词义迥别的「冈」（同岗）与「网」，完全混同「冈」、「网」两字间的形义逻辑系统之区隔。面对这个纠葛，唯有先删去后起形声俗体的「岗」字，保留较合初形本义的「冈」字，又保留作为初文的「网」或「冈」，用来取代后起的「网」字，方能既得笔画简化之便利，又不致引生淆乱。
此外，「简化字」中不少新的形声字，新的声符与韵符（字形），多跟该字的读音（语词）不相协合。如以「让」为「让」，新声符「上」（shang4）与「让」（rang4），声母不协；以「进」为「进」，新声符「井」（jing3）与「进」（jin4），韵尾不协；至于以「柜」为「柜」、以「彻」为「彻」，新声符的「巨」（ju4）与「柜」（gui4）、「切」（qie4）与「彻」（che4），声母及韵母两皆不协。这些新造的形声字，完全漠视汉字本身「声必兼义」及「同声必同部」的声韵学法则，将传统汉字的声符置换成既不表音又不表义的纯粹记号字，甚而导致古今声母及韵部系统的错乱与失效，对于古声韵学上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把「鸟」简作「鸟」，「乌」简作「乌」，差别只在于上部框内是否有一个向右下顿住的「点」。却又硬性规定第二笔「须向左上方钩起」，这个钩起的笔势，跟向右下按顿的「点」，必不可免的常会接个正著。又如「临（临）」字「左从一短竖一长竖，不从一长撇」等文字细部笔势上不尽合理的规定，在台湾的「标准字体表」里也普遍存在。这倒是两岸不约而同的共病。
当然，大陆「简化字」的推行，同时废除了「繁体字」的教育，最惨痛的代价是，它让华夏子孙割断了跟自身传统文化的脐带，造成文化的断裂现象。据说曾经有一位老教授要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后汉书》，这位年轻人去了半天，回来竟然说：「图书馆没有这本书。」老人大感错愕。原来「后汉书」这三个字，全是繁体字，年轻人没学过所以不认识，他们只知道有「后汉书」。听来像似是一则笑话，但其背后所凸显的，则是一个攸关中华传统文化存亡续绝的重大议题，这才真正是最令人焦虑的事。
四、大陆「简化字」面对数位时代电脑科技的因应困境
「简化字」里，通过「同音替代」及「以局部代整体」手法所创制的字，在电脑打字及国际不同系统字码的转译上，常会造成文字符码的错乱。如以「余」代「余」，「余子碌碌」（其他的人都很庸凡）转换成「简化字」系统，就变成并且也只能变成「余子碌碌」（我的孩子很庸凡）；相反的，由简体转繁体时，也同样由「余子碌碌」变成「余子碌碌」的单线对转。而「繁体字」里的「余子碌碌」，转成简体则仍然是「余子碌碌」。换句话说，在「繁体字」系统里头，「余」、「余」二字的词性差别是存在的；而在「简化字」系统里，表面看来汉字字数是压缩了，但因「余」、「余」两字在简、繁两套文字系统中，只能「单线对转」的现实范限，「余」字作为第一人称代名词的角色功能，已随著这一组「同音替代字」的不合理「约定」而被罢黜了。
享誉两岸的大诗人「余光中」先生，就经常遇到名字被无端改成「余光中」的困扰，尤其是来自大陆地区的信札里，更为常见。即使大陆朋友在文章里写的是正确的「余光中」，一经电脑的符码转换，一律被转成了「余光中」。「简化字」的存在，宛然成了余氏宗族挥之不掉的梦魇。
它如以「出」代「出」，繁体的「一出戏」转换成简体系统，则变为「一出戏」。若再将它转成繁体，则变成了「一出戏」，转不回「繁体字」里原本的「一出戏」；又如「儿」简作「儿」，根据传统汉字系统，「儿」乃「人」字的古文异体。在一般电脑字码中，列在ㄖㄣ音第二声（ren2），跟「简化字」系统不同，必须另外借由人工个别操作换码，无法直接全文转换，造成符码交换时的文字错乱。对于从事古文字学研究者来说，困扰很大。类似这种不合逻辑原理的文字改造，不仅是对汉字功能的无形扼杀，也难为汉字文化圈的电脑字码系统建立正常的转换机制，容易滋生混乱与误解，对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开展极为不利。
五、两岸以外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使用概况
传统汉字虽由华族（编按：即一般所谓华人，指具有汉民族血统的人）祖先所开发创造，但它早已影响及于近邻东亚汉字文化圈，并惠及欧美乃至全球的好学人士，是世界重要的「人类文化财」。
「汉字文化圈」以东亚为主，除了海峡两岸为汉字使用大宗外，日、韩两国自古以来都是汉字文化的传习服膺者。只是韩国长年以来，或系民族自尊心作祟，官方在公共场所几乎已完全放弃使用汉字，连车站站牌都不附汉字。尤其在一心向往西方文化的李明博上台后，汉字文化恐怕只会更遭冷落吧！
至于日本，他们本来没有自己的文字，后来才全盘接受汉字文化。直到进入明治时代（一八六八）以后，才有整理简化汉字，甚至废除汉字的声音。后来证明「汉字不可废」，不得已才由「废除汉字」转向精简汉字数量的方向发展。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日本政府初步拟定了一千九百六十二字的《常用汉字表》，其中有十二个简体字。到了一九八一年十月，才以内阁名义正式公布一千九百四十五字的《常用汉字表》，另有专门提供日本人取名用的「人名用汉字别表」一百六十六字，总计两千一百一十一字。其中的简体字，已增加为七百九十八字。日本人整理简化汉字经验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他们基本以全民为适用对象，故多理性审慎而具有高度的节制力，而不像中国的「简化字」的创制，完全著眼于为了工、农、兵的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全皆简化可见一斑），「大匠为拙工改废绳墨」，政治的意味浓厚，著眼点并非全民性。
位居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是兄弟之邦，在华语文教育上，也是命运共同体。马来西亚的文字政策，基本上是唯新加坡马首是瞻。华文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他们使用的简体字，经历了五百零二字《简体字表》（一九六九年七月）、两千两百四十八字《简体字总表》（一九七四年三月）及修订本《简体字总表》（一九七六年五月）三个阶段的演进，基本是以北京一九五六年一月由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为依准。起先还兼受日本《常用汉字表》中简体字及国民政府一九三五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影响，内含了几十个地区所独有的简体字。后来，为了方便交流起见，才逐渐转向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所修定的《简体字总表》，已经跟大陆的「简化字总表」完全趋于一致。
六、汉字改革的展望︱化解两岸「书不同文」的困境
海峡两岸的人民明明是同文同种，同祖先同历史，只有一海之隔，如今竟然使用著两套迥然异趣的文字系统。经过五十年来各自发展结果，对于两岸的青年学子而言，早已形同陌生的异国文字，这是令人憾恨的事！
书不同文，是目前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上的最大「拦路虎」，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深藏两岸同胞心中的共同隐痛。面对这个「书不同文」的棘手困境，笔者以为，下列三个方案倘能逐步加以落实，应不失为化解之道：
（一）近程方案—大陆实施「写简识繁」，台湾实施「书正识简」，两岸同步推动。
想要臻达两岸「书同文字」的目标，就现阶段情势看来，自非一蹴可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面对现实，认清问题症结，舍异求同，加强沟通。大家必须敞开胸怀，站在为华夏文化奠基的历史高度来看问题，并伸出友谊的手。大陆方面有必要全面推动「识繁写简」措施，而台湾方面也应立即实施「书正识简」措施，互相承认，接纳对方。这只要在两岸中小学教科书内，将课文中所出现被简化过的简、繁体字集中附在书后，并逐字以括弧注出其所对应的繁、简体字便可奏效。唯有如此，方可望真正达到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交流宗旨。
此一近程目标，完全符合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所有华人的共同利益，只要两岸领导阶层真能为华族文化慧命著想，必可很快获得共识，达成「写简识繁」与「书正识简」的短期目标并不困难。

（二）中程方案—两岸协同编印一套印刷用的《正体汉字》。
「书同文字」的第二个步骤，是两岸共同研拟一套《正体汉字》。「印刷用楷，手写用草」，是世界先进民族的文字运用轨则。这一套规范汉字，是基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宏扬，在「楷、草并行」的大纲领下而拟制的，它既不跟时下台湾使用的《标准字体》雷同，势必也将跟目前大陆正在筹编的《规范汉字》不同。正因为它是作为印刷出版用的，且系相应于「手写草体」而创制，所以笔画的简省与否，已成余事。真正要考量的重点是，实际的应用需求与学术理据的护持，在「情」（实用便利）、理（明确易识）之下来定「法」。为了取得双方的认同，这个「法」必须由海峡两岸共同来研讨商定。
此书之完成，可望融入有关汉语文之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为华族制定一套最符合逻辑系统，能让全世界都赞叹喜用的最优秀《正体汉字》。这不仅是全球华人所引领期待，应该也是其他各民族与汉字有缘者的共同盼望吧！倘能藉著创编此书的机会，将数量已突破十万大关，庞大惊人的存世「异体字」进行清仓大爬梳，相信这将是一件极富意义的划时代大事。

（三）远程方案—两岸协同编印一套手写用的《草体汉字》。
「书同文字」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结合两岸书家及文字学学者的力量，再共同编订一套手写体的《草体汉字》，可于《正体汉字》创制完成后著手编制。这一套草体的规范字，可以利用传统汉字书法中的行、草书，也可以将大陆「简化字」中的合理成分吸纳进来，可望为自民初以来汉字系统的「唯楷」窘境解套，其实也是终结两岸简、繁体字争议的釜底抽薪办法。
自从春秋时代王官失守，教育普及民间以来，历代对于汉字的运用，其实也始终具备「庄重体」（广义的「楷」）与「率意体」（广义的「草」）双轨并行的态势下发展。汉、魏以后，读书人在日用之间的信函便条或草拟文稿时，大抵都以行草体为主。只有在书写金石碑版、科举答卷以及正式公文书的情况下，才使用楷书正体，其实也合乎「楷、草并用」的世界文字通则。直到毛笔书写工具被西方硬笔及电脑打字等现代科技产品取代，原本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尺牍体」无形中遭到了「罢黜」，作为尺牍主调的行草书体，也因此黯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尤其近代以来中国受列强侵凌，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因而将一切贫弱的罪责，归咎于传统文化龙头角色的汉字，甚至要将它废黜。溯自清末迄今，或从语音、字形及字数等各个方面分头思考，试图为传统汉字寻找出路，无一不是这个莫名困窘下的骚动。
吊诡的是，站在便利实用的立场，不破坏便难言改革；可再怎么改革，也都很难不破坏。大陆「简化字」的出现，只看到笔画简省之便利，对汉字恣意蹂躏的结果，让人深感困扰与不安。总而言之，一切症结就出在清末以来的汉字系统把「印刷体」与「手写体」混合为一，只有写来费时的楷体系统，而缺乏可以独立行用的简便草体系统。以致长期以来，两岸人民乃至所有华人，总是免不了为汉字书写繁难而痛苦伤神，吃著同样的闷亏。
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遗憾的是，直到今日将近百年来，面对祖先为我们遗留下来的旷世文化奇珍︱汉字，我们仍旧没有足够的智慧与魄力，来替它找回其「楷、草并行」基本功能，并为华族后人建构一套足以肆应时代需求，可以一劳永逸的「新汉字系统」。真是愧对华夏祖宗！
今天，两岸简、繁体字之争论甚嚣尘上。其实，最理想的文字政策，应让楷、草分体并行。印刷体宜采「正体字」，不妨力求庄重严谨，借以通达传统之「古」；书写体则宜采「草体字」，不妨力求精简迅捷，借以开拓现代之「新」。唯有超越简、繁体字二元对立的单线思考模式，回归汉字的独特优质及其内部发展规律，才可望为汉字革新找到活路。也唯有在《正体汉字》之外，同时另编《草体汉字》，方能真正达到既省时省力，又不破坏汉字形体结构优势，经由一次革命即可竟其全功。单凭台湾的「标准字体」或大陆为了补救偏弊，正在创编的「规范汉字」，恐怕都难脱窠臼，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徒然耗时失机而已。
以上三个方案果得实行，不仅可以将汉字导归「印刷用楷，手写用草」的楷、草并行之正轨，同时也能够顺利化解两岸「书不同文」的困境，对于民族文化认同感之凝聚有大利益。若能将此议案列入未来两岸两会的会谈内容，应是顺天应人之举。但兹事体大，恐怕得花一段时间来广为宣导，才能取得各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