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来在干部甄选的标准与程序上，已经出现一些规范，使得学历高、能力强的年轻干部不断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可以从历史脉络，理解这些规范的演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一九八○年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此即「干部四化」。
这个思路构成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共干部政策的核心，至今未变。不仅如此，中共环绕在这个核心上，继续制订、延伸出许多相关的干部任免规定，因应当时政经发展的需要。一九九○年代末期以后，随著革命世代领导人逐渐消逝，后革命世代领导人缺乏独断独行的权力，致使中共菁英政治走向制度化。关系网络依然重要，但必须在符合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发挥影响力。
过去十多年，中共干部甄补标准主要包含五个面向：年龄限制、学历背景、交流经验、关系网络、政绩表现。第一种甄补标准是年龄限制，这是最重要、最明显的观察指标。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中共建立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七十岁划线离退的先例，而中央委员的年龄则限定在六十五岁以下。当时中共并未以党内文件下发「七十岁划线离退」的规定到基层组织，也未见其他领导人公开谈论此事。因此，「七十岁划线离退」能否拘束未来的权力竞争，成为领导人去留的关键，仍存在不确定性。领导人划线离退的不确定性，一直到了十六大才完全消失，成为中共高层人事去留的重要惯例。
从十六大的人事改组情形来看，领导人的年龄限制已经进一步发展。十六届中央委员（以下简称中委）的年龄结构必须比十五届年轻五岁以上，政治局委员年龄要在六十岁左右，而政治局常委的最大年龄不能超过七十岁。十五届政治局和军委成员中，年龄只要超过七十岁上限者，全数退出第一线领导职务。十五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中，超龄的人也全部出局，无一例外。不但如此，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全部低于六十八岁。仅有江泽民一人例外，保留军委主席职务。
此外，为了确保年轻化的持续，十六大对中委会成员订出比十五大更严格的标准。具体的相关规定是：第一、除特殊情况外，连任的中委和候补委员（以下简称候委）年龄必须在六十四岁以下。第二、正省部级干部出任中委或候委者必须在六十二岁以下。第三、副部级干部担任中委或候委者必须在五十七岁以下。此外，在选举新一届中委会的过程中，还特别要求从五十岁以下的优秀干部中，推举中委或候委。从整个趋势来看，中共对于干部年龄限制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二○○七年十七大的时候，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军委会中已无超过六十八岁的领导人，显见领导人划线离退的强制力逐渐增强，成为有拘束力的甄补标准。
其次，学历的重要性也在增加中。自一九八○年代以后，学历已经成为干部晋升的一项考量因素。当时规定，晋升副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原则上需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中共在一九九八年颁布《一九九八—二○○三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画纲要》，指示省部级领导干部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由于大陆在职研究生教育相当发达，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已经具有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的学历。
此外，中共还规定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要做到专业互补、结构合理，选配熟悉宏观经济管理、意识型态和政法工作专业的干部。地方政府领导班子还要有熟悉宏观经济、外经贸、金融、高新科技的干部。在二○○七年十七大前后进行的各省省委换届当中，中共非常重视干部的学历和专业背景。中共要求在省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中，增加熟悉工业、经济、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干部，以便确保经济决策的专业性。不过，假学历也因中共重视干部学历而成一大问题。
第三项重要甄补指标是交流经验。一九九四年中共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中共有计画地在不同层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同省份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职务之间，以及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进行干部交流，磨练才干。
中共在二○○六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详细规范干部交流作法。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或在同一地区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满十年者，应当交流。干部交流可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群众团体之间进行。
不少中央层级的要员，都具有地方一把手的从政经验。这对于干部晋升中央层级的职务，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历练。举例来说，总书记胡锦涛曾任贵州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曾任福建省省长、浙江省代省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曾任河南省长、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任职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长。另外几位政治明星，也都有地方或中央交流的历练。例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任辽宁省长、商务部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任交通部长和湖南省委书记；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长。这些具有职务交流的经验，对于未来的仕途发展有重要的帮助。
第四项是关系网路。中国的政治环境讲求「关系」，因此和领导者有共事经验的干部，较容易受到拔擢。胡锦涛曾经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为了建立自己的班底，大量拔擢「团派」（曾在共青团任职）干部，出任副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职务。举例来说，十六届中委会共有五十八位成员属于「团派」干部（委员二十四人，候补委员三十四人），占中委会全体成员的十六％。「团派」人数则较十五届中委会的三十四人（委员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九人）、十四届中委会的二十三人（委员十一人，候补委员十二人）增加许多。二○○三年三月国务院改组后，担任国务院二十八个部委首长的人数增加一人，成为七人。
从胡锦涛的角度来看，共青团是他寻找班底的一个人才库。许多在团中央与胡锦涛共事过的「团派」干部，现今都是中央或地方第一线党政要员。如刘延东（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海峰（国务院侨办主任）、张宝顺（山西省委书记）、李克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源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五人，当年皆曾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与胡锦涛直接共事过。刘玉浦（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市委书记）、杨崇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则因当年担任团中央常委，也有与胡锦涛面对面互动经验。胡锦涛就任总书记之后，「团派」干部快速窜起。许多「团派」干部调任重要党政职务，以组织、宣传、统战、纪检四大系统为主。
最后，则为政绩表现。干部在任期之内是否做出重要的政绩，也是中央甄选人才的标准。二○○七年十月《瞭望》周刊指出，「能否经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机考验」、「是否在重要岗位作出突出贡献」、「从政经历是否丰富」、「是否遵循科学发展观」、「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工作」五项因素，已经成为中共高官升降的标准。此外，中共强调会特别提拔「不图虚名、踏实干事」、「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著名例证为二○○三年四月北京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长张文康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被罢官，二○○五年十二月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临危受命，代理北京市长成功处理北京市SARS危机，则符合「能否经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机考验」的例证。
重要政绩也是高官晋升的关键，在年轻化趋势中，若在重要岗位作出重大贡献，便能打破以年龄划线离退的惯例，获得留任或升迁。在中央部委、大型国有企业、省级单位具有丰富资历，政绩能得到普遍认同者，比较受到重用。这些标准正好呼应十七大报告提到：「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官员，注意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官员充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中共政权的人事甄选制度，现今已出现部分的制度化。本文提出的五个范畴，包括年龄限制、学历背景、交流经验、关系网络、政绩表现，都是评断干部升迁与否的重要指标。未来可以进一步观察的是最高领导人的甄补方式，是否能走向明确的制度化。这个议题的探讨，牵涉到中共的党国体制是否能有效维系下去，抑或走向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