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底，驻京期间，海基会多次盛情邀稿，
希望我能书写采访海基会廿年的心得。
时值海基会成立廿周年前夕，这项邀约让人难以婉拒，
但却又不免陷入一些回忆，索性自订上述题目。

「追随」一词，字义看起来，似乎有点「封建」，并且带著对某些伟大人物的景仰、崇敬之意。不过，这里的「追随」只是用在形容过去廿年我与海基会的新闻采访关系，封建余绪的疑虑应该是多余的，或许还可能会理解这语法的使用，还算是准确的。
一九九一年初，两岸政经形势出现冰融的有利契机，先后接掌党政军大权的两岸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总统与江泽民主席）都亟于建立公开与秘密的接触管道，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在两岸开展交流的大趋势、大环境之下相继设立。在当时《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的支持与鼓励下，我的采访路线先从立法院「转进」中国大陆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随后更专责处理海基海协的各项交流与协商。两岸关系出现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我个人两岸新闻采访生涯的「路线转折」。
过去廿年来，我很幸运地成为《中国时报》处理两岸重大新闻的主要成员。随著两岸关系的跌宕起伏、海基会协商角色的变化，全程采访并见证了两岸重大新闻事件与两岸谈判进程。从九二年香港会谈、九三年新加坡「辜汪会谈」、九四年「千岛湖事件」、九五年台北「焦唐磋商」、九七香港主权移交、九八上海「辜汪会晤」、九九澳门主权移交，以至二○○八年五月两会复谈后的历次「江陈会谈」，从事两岸新闻采访的丰富经历，几乎是与海基会的发展历程同步成长的。
近年，经常有朋友问道：「九二年香港会谈，究竟有没有『九二共识』？」起初，我都会很有耐心地说明当时两岸的政治环境，与两岸当局授权两会商谈的详细过程，并多次发表专文介绍政党轮替过渡期间，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将九二年两岸商谈处理「一个中国」原则的过程，归纳提出「九二共识」的考量。但最终发现，长期陷入蓝绿对立的台湾社会，显然已失去客观理性、实事求是讨论两岸议题的环境，各方关注的焦点只集中在有没有「九二共识」，或「九二共识」的内容为何？
从一九九二年两岸谈判文献与两会往来函电，当然找不到苏起在二○○○年四月廿八日才创新提出的「九二共识」一词，但朝野十年来反复陷入有没有「九二共识」的争论，其实是各方都不愿深刻省思两岸政策路线、统独理念等根本问题。尤其，当时号召筹组「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并在立法院推动《两岸关系条例》立法，设立陆委会、海基会的李登辉总统，在政党轮替后已然成为台独精神领袖，使得两岸议题的讨论，经常面临「人事已非」的复杂困境。
其实，就是有了九二年香港会谈对如何处理一中问题「各说各话」的政治默契，才有了九三年新加坡会谈的诞生。当然，幕后的驱动力量，则是迄今仍未完全解密的「两岸密使档案」才能说得分明。「辜汪会谈」（大陆称「汪辜会谈」）新闻名词的诞生，我已不确知是我率先使用，或是与其他同业脑力激荡后，同步使用的新闻名词。无论如何，经由新闻同业约定成俗，反复使用之后，「辜汪会谈」一词也就变成两岸谈判历程的重要代名词，也成为载入两岸谈判史册的专有名词。这时让人感受深刻，海基会的任何协商动向，无不牵动著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
后来我又陆续报导两会「邱唐磋商」（邱进益与唐树备）、「焦唐磋商」（焦仁和与唐树备），以至二○○八年五月两会再次复谈之后的「高郑磋商」（高孔廉与郑立中）预备性商谈，这些源自于我个人在媒体上创新使用的新闻名词，也都相继成为报纸与网路上经常出现的两会谈判符号。这些报导所以会受到各方关注，关键就在海基会与海协会的谈判动向，始终被赋予两岸当局授权谈判的政治意涵。
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七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厦登场的「辜汪会谈」，为两岸谈判揭开了历史新页，举世瞩目。不过，新加坡的一个场景，十余年来，始终历历在目。刚和汪道涵握完手回到饭店的辜振甫，一改谈判桌上的和颜悦色，竟怒气未消地说：「这种谈判怎么谈呢？对方出招，我们却不能接招，让黄昆辉（时任陆委会主委）自己来谈吧！」陆委会绑手绑脚的授权，预埋了「海陆大战」的冲突火种。
当时我正在香格里拉饭店套房会客室等候访问辜老，顿时被辜老发飙的不满情绪给吓著了。虽然稍早记者会，辜老展现绅士风度，耐心地对中外记者解释：「对方提出经贸、三通问题，我们不予回应，在国际谈判的惯例上，就代表著我们目前不想讨论这些议题。」但在国际经贸谈判舞台，身经百战的辜老没说出口的「潜台词」是：对黄昆辉行前训令海基会谈判代表不得回应三通议题，深感不以为然。
香格里拉饭店内的这一幕，经历了十余年后，印象依然深刻！同时，辜振甫在前往新加坡会谈之前，因朝野政治对立，作为海基会最高谈判代表，内外夹攻，腹背受敌。陆委会训令辜振甫务必谨守「事务性、功能性」的谈判基调，不得回应汪道涵倡议的三通议题；民进党立委更是群起围攻，后来当选总统的立委陈水扁更是毫不留情地攻击辜家是「卖台家族」，一度让辜老在谈判前夕，萌生辞意。
九○年代初期的两岸政经形势，因中国仍陷入「六四事件」的历史伤痛之中，人权问题备受国际非议，经贸情势依然低谷徘徊，汪道涵与唐树备在新加坡几乎是以恳切的语词促请台湾开放三通，帮助中国大陆燃起经济发展的动能。但当时李登辉政府的主轴策略已蕴含「戒急用忍」，并不想过度加快两岸经贸交流速度。因此，海陆两会领导阶层呈现出来的理念差异，即成为后来陆委会亟于紧收事权，海基会希望获得自主运作，进而形成黄昆辉与邱进益之间的「海陆大战」。
「海陆大战」的新闻处理，是让人情绪复杂、心情感伤的。作为媒体的角色，海陆官员公然较量，砲火相向，虽然增添不少新闻与内幕的题材，但我在海陆两会的朋友们，彼此变成了敌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激烈互斗的气氛，「比反攻大陆还紧张」（陈荣杰语）。我常在想，政策理念如此分歧，谈判纪律如此松散的海陆团队，坐上谈判桌，如何抵挡谈判纪律严整的大陆海协会谈判代表团呢？
「海陆大战」之后，两会人事相继洗牌，陈荣杰后来出使俄罗斯，邱进益出使新加坡，黄昆辉目前则是台湾独派政党「台湾团结联盟」主席。媒体形容海基会秘书长是折损率最快的职务，从创会秘书长陈长文、陈荣杰、邱进益、焦仁和、许惠祐，以至政党轮替后的刘德勋、游盈隆（陆委会副主委兼任），或二度轮替后的高孔廉，海基会历任秘书长人事调整，无不反映海基会一路走来的「沧桑」。
一九九四年三月卅一日发生在浙江省的「千岛湖事件」，则是我采访两岸重大事件过程最让人伤痛的经验之一。廿四位台湾旅客在千岛湖搭乘「海瑞号」，连同六名大陆船员与两名地陪，惨遭抢劫并纵火杀害。浙江地方公安部门初期只说是意外事故，有意隐瞒案情，随后真相陆续被揭露，变成震惊海内外的「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件」，海基会协助处理善后的过程，自然又成为新闻事件的焦点。
当时第一批前往千岛湖采访的台湾记者，因事发突然，大陆初期又不安排采访签证，都是透过旅行社临时安排，以罹难家属的亲友身分夹带入境的。有浙江台办官员事后透露，他们也知悉台湾记者混在亲友之中，因为他们都携带了专业相机，还在千岛湖畔祭拜亡灵的过程拼命拍照，省台办基于情况特殊，并未刻意揭露台湾记者的身分，但让地方台办官员见识到了台湾记者跑新闻的敬业精神与冲劲。
我是稍后跟随海基会刑事专家团前往千岛湖的，当时许惠祐率领了刑事专家侯友宜（现任新北市副市长）、律师许文彬等人前往千岛湖，听取公安部反恐怖处副处长何挺（现任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介绍侦办经过。期间，多位海基会团员在下榻的「西园宾馆」经历灵异事件，我曾写了《西园惊梦》侧记，描述许律师白天书写「不叫奇冤湖底沈」祭文，夜里梦见彩衣女托梦诉冤的午夜惊魂记。
尽管两岸两会为了台湾刑事专家此行的任务是「前往千岛湖办案」或是「听取大陆刑事专家说明案情」等攸关两岸治权的敏感问题，争议不绝。但正是这桩特大旅游悲剧，两岸刑事专家侯友宜与何挺在千岛湖相遇，并在杭州西湖举行案情说明会，进一步促成了两岸警政与公安部门的密切合作，日后逐步建立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正是经由侯友宜与何挺透过两会所搭建的平台而建立的。
一九九六年秋，台湾刚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总统直接民选」，李登辉与连战当选中华民国首任民选总统、副总统；中共解放军对台海水域进行的火砲射击演习也刚落幕不久，两会谈判无限期推迟。当时有感于政治变局，新闻媒体应发挥重要的监督角色，因此与多位采访线上的新闻同业共同筹组「两岸新闻记者联谊会」，希望透过联谊会举办的系列《两岸论坛》，促请朝野共同关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
联谊会因经费有限，曾洽商海陆两会借用会议室，作为联谊会举办论坛活动的场地；朝野各界的决策精英相继应邀参与联谊会举办的《两岸论坛》，并发表他们对不同时期两岸政策的观点。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成为首位参与论坛的地方首长。多年来，包括前法务部长马英九、前陆委会主委萧万长、前陆委会主委蔡英文、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都曾在论坛活动与新闻界分享了他们的决策经验。
二○○九年耶诞节前夕，江丙坤与陈云林在台中举行第四次「江陈会谈」，台湾主要在野党发起大游行，对海协会代表团提出各项诉求。当我在新闻中心看到电视转播，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与台湾团结联盟主席黄昆辉分别率领群众游行示威时，心中无限感慨。坐镇台北的马英九、萧万长、苏起，以及率众包围谈判会场的蔡英文、黄昆辉，他们都是出身陆委会，最熟悉海基会谈判业务的决策者。然而，蓝绿政党的两极对立，却让台湾的两岸政策持续陷入永无止境的恶斗循环之中。
前尘往事，历历在目，既目睹了中国政经变化的历史演进，更亲身见证了廿年来海基海协协商交流的发展历程。邱进益当年从总统府副秘书长转任海基会秘书长时曾说：「海基会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机构！」他的意思是说，海基会负责谈判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即可功成身退。然而，当前两岸政经情势的发展与演变，远比邱进益当年想像的还要复杂，海基会距离「功成身退」，显然还有相当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