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会成立已届二十年。当年有幸参与筹备，草创典章制度，建立运作架构，
拟订交流纲要。其后，襄助董事长处理日常会务；万事起头难，个人投入亦深。
二十年来，两岸关系虽然曲曲折折，走走停停，但欣见海基会一直扮演正面的角色，
发挥积极的功能。忝为昔日工作团队的一员，个人与有荣焉。

时值海基会成立二十周年，特别以「海基会与两岸关系」为题，表达个人对海基会的祝福，也是对两岸关系的期许。
海基会作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与协商窗口，本身必须具备声望，受到尊重与信赖，始能展现自信，有效执行托付的任务。海基会成立不到一年，个人即已感受来自社会的尊重，同时也体会到机构的声望日隆，大陆的对口单位也能以礼相待。为此，应向公亮董事长与首任秘书长陈长文致敬。辜先生的社会威望与长文兄的远见智慧，是海基会社会形象中的重要资产。这种资产具有累积性作用，希望日积月累，将海基会的专业、声望、形象从高峰推向顶尖。
至于海基会与大陆有关机构互动，成立初期，双方函电系由「国台办」与海基会相关人员以个人名义署名。其后大陆成立「海协会」，以为对口。至此，海基会与海协会的交流架构于焉成立；两岸之间总算搭了一座桥梁，对于其后的交流协商开启一扇相互认可的门窗。上述发展，对于两岸关系的互动有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海基会成立的三项任务：促进交流、提供服务、参与协商。三项任务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例如开放探亲之后，文书查证之需求随之而来。但文书查证事涉公权力，须要两岸共同协商。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束缚重重，形同僵局。大陆坚持协商文书查证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文书查证是事务问题，「一个中国」为两岸的核心问题。大陆坚持以「一个中国」作为处理事务问题的前提，个人迄今不解。
为化解此一僵局，不能全赖函电往来。一九九二年九月间，个人有感于偷渡客遣返速度严重落后，爰藉送回「霞工缉二号」人船之便，前往厦门实地了解遣返业务。大陆方面，知悉本人有厦门之行，时任海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邹哲开先生特别专程南下接待。
个人爰利用上述机会，就涉及文书查证所衍生的「一个中国问题的处理」等议题，与邹哲开先生做了坦诚的沟通。会晤时间虽然短暂，但双方原则同意就有关「一个中国问题的处理」，择期在香港举行「处长级会谈」。另，咨商已久的「辜汪会谈」确定在新加坡举行。
由于此一坦率的沟通，终于开启香港会谈之门，并在后续的香港会谈达成「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的处理模式，解决搁置多时的文书查证问题，也奠定「辜汪会谈」的基础。厦门之行，对于当时两岸交流与协商僵局之解决，极具建设性与历史性意义。上述背景对外未曾公开，利用二十周年庆之机会予以披露，以增社会各界对于两岸关系之了解。
主权及主权所衍生的管辖权，是两岸的核心价值。海基会成立不久，就面临涉及管辖权的「鹰王号」走私，与「闽狮渔」号海上抢劫案件。
一九九一年六月，巴拿马籍货轮「鹰王号」涉嫌走私，大陆缉私船紧追至台中外海，强行上船押走二十六名船员，留下五人操船。货轮呼救，台湾海军驰援，人船押回台中。我方采取人船分离处理，人员送返大陆，船由司法机关侦办。
大陆海关人员及随身武器，由海基会人员搭乘华航班机护送至香港移交大陆当局，机上甚多媒体记者随行采访。本案涉及管辖权之行使，又有海关官员，两岸历史首见，本人亲自随机了解。距料，飞机到了香港上空，众多大陆官员在过境室等候，要求本人单独下机前往协商移交地点与方式。大陆不知何故，不愿随行记者在场见证此一历史场合，对于移交地点亦甚坚持。双方讨论甚久毫无进展，最后本人建议在华航机舱交接，并告知对方，如果协议不成，人员武器只好原机返台。还好，大陆在最后一刻同意在华航机舱交接，过程比一般想像要复杂。
不久，一九九一年七月又发生大陆渔船「闽狮渔」号越界捕鱼，并涉嫌抢劫台湾渔船「三鑫财」号，被我海巡单位押回台湾依法处理。案件发生之后，大陆红十字会拟派团来台「协商案情」，并拟派记者随团采访。其间，两会尚待协商细节，大陆代表团即迳出发前往香港，高调喊话，企图掌握主动。最后我方同意以「人道探视」方式来台探视渔民，并同意记者范丽青与郭伟峰等人随团采访。
上述「鹰王号」走私案、「闽狮渔」渔船抢劫案，事涉司法管辖。其间又发生海关官员及随身武器，在香港机场衍生移交枝节，以及大陆红十字会组团来台人道探视及记者随行采访。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堪为两岸最具敏感性的政治案件。海基会在整个过程，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事件终能圆满落幕，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与两会的互动创下另类案例，也充分彰显海基会处理两岸事务功能。总而言之，过去二十年，两岸关系时起时落，海基会在每次起落之间都能扮演阶段性任务。
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如果依照过去的轨迹，未来仍会曲曲折折；曲折能否通幽，端视两岸所做所为所产生之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消长。
首先，让我们就西德的「东进政策」，南韩的「阳光政策」与「中国」的「和平统一」作一比较。南韩的「阳光政策」失败了；西德的「东进政策」成功了；两岸还在不确定的航程之中。
「东进政策」之所以成功，来自「善意的国际环境」与「善意的交流环境」。所谓「善意的国际环境」，包括苏联的态度。所谓「善意的交流环境」，东西德签署「基本条约」，西德承认东德是「国家」（西德界定为「一德两国」）；双方强调疆界不可侵犯是和平的基石。「基本条约」对于统一问题只字未提，不预设前提，保留未来自然发展空间。在这种友善的气氛下，自信容易培养；有了自信，互信随之而生。西德以大事小，远见与仁恕尽在其中。这是两德足供其他分裂国家学习之处。
南韩与北韩之间，虽无类似两德之基础条约，但两者均以国家身份融入国际体系，彼此互不否定他方之国际人格。南韩推动「阳光政策」，盼能以太阳的光热，促进和解，惟表明不接受被北韩并吞，也不容忍武力挑衅。为了交流合作，南韩前后提供不少经济援助。但「阳光政策」失败了；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北韩没有「自信」，因此无法建立「互信」。
回顾两岸关系，数十年来两岸在国际社会，相互竞争排他性的「合法性（Legitimacy）」与「代表权（Representation）」。大陆在与其他国家之双边关系上，坚持「唯一合法政府」，不接受双重承认。在多边关系（国际组织）方面，坚持「唯一合法代表」。这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斗争，旨在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使台湾的国际法律人格逐渐淍零。大陆所谓的「和平统一」，事实上是单向强制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缺乏双向咨商。一般咸信，不承认对造的法律存在，何来双方对等协商的基础？各种民调显示，大陆长期在国际社会各项领域践踏台湾人民尊严，不但加深两岸问题的「国际化」，也累积不少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负面感情。
两岸交流虽已历经二十年，但彼此仍处敌对（confrontation）状态，双边交流充满算计，事务性谈判突显强烈的斗争（adversary）性格。目前，除了经济议题各取所需之外，双方「共同基础」非常脆弱。交流往来最基本的「对等、互信与尊严」也难落实。大陆高度管制交流与协商的步调，快慢在于方寸之间，收放随心所欲。所以，海基会的两岸工作，可难可易，可快可慢。这样的互动模式如不调整修正，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仍将是走走停停，曲曲折折的格局。如果大陆不能让台湾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彼此的「互信」永远无法建立，共同基础与认同更难培养。
有些民族主义的狂热人士，认为统独是生死之争，誓言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斯言重矣！其实，天下分分合合是历史常态，世界地图每隔一段岁月就会变更颜色。统独必须符合人民福祉，顺应民意。此一民意必须经由国际社会公认之法定机制决定，不能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就台湾内部而言，任何变更现状之终极安排，必须兼顾不同的国家认同，否则社会势必动荡不安，成本必大。两岸交流应该务实以进，始能水到渠成；不宜躁进，也不容订定时程。我们乐见两岸交流。交流可以促进了解；交流可以促进改变。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