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段樵教授引述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在市场（或资本主义，或自由）经济，每个人于追求自利中，达到了整个经济体的最大利益。一九八○年代以来，台商对大陆地区的投资亦可作如是观。在这过程中，台商投资是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即进入大陆开放地区的外资先行者之一。台商是先行者、冒险者，并舖垫了大陆引资发展路线持续深化的基础。
　　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九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加上劳动成本的上升，令台湾的企业在一九八○年代起，不得不积极寻求产品与技术升级或进行海外直接投资（FDI）。台湾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也是一种顺势操作，将本身的劳动密集工序，向生产成本较低的邻近地方作梯度转移。在一九八○年代，这种地区首先是越南战火平息后的东南亚，其次乃是大陆首先对外开放的广东珠三角区域。
　　段教授指出，由许多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可以肯定台商是大陆制造业外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香港企业。由于台商早期以香港为后勤基地往珠三角，其后往长三角发展，台商与港商的群聚与供应链关系也较密切。台商、港商及其他外商，对受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若干值得学界验证或量化的影响。
　　台商的境外投资，有极明显的制造业跨境生产特质，对外与对大陆的持续投资，使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偏向服务业。一九九三年之前，台资在广东的投资最多，主要集中于东莞、深圳与广州，各年总金额尚超过在上海与江苏投资的合计，但其后即被超过。不过迄今，广东项目总数仍居大陆第一，台商对大陆投资，至少在珠三角部分，也带动了台商在香港的直接投资。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之后，台商作为整体外商的一部分，直接对资本、就业、出口、财税做出量的贡献，也为本身的持续成长赢得利润条件与经营空间。如自更宏观的视野观察，在大陆官民积极配合，努力学习，以图追回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间失掉的三十年的不懈奋进下，台商与整体外商的自利行为，更为大陆至少在长、珠三角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脱胎换骨的机遇。三十年来，此二地区乃至全大陆，在经济增长上获致的成就，就印证了这一点。
　　研究发现，在广东、江苏、浙江，特别珠、长三角地区，前者有香港，后者有上海，形成了二个地区引资的核心城市。长期发展下来，塑造高效分工的城市链，提供该地区宏观层次的聚集经济效益。台、港企业为此二地区带进产品生产分工网络，这是聚集经济效益在产品层次的体现，也带来了配套行业，包括服务业的兴起，令各受资城市，改变了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地级市「小而全」，工业行业类似度较高，金融、物流等服务业高度不发达的局面。各地区行业相异性因外商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兴起后增高，城市链内各地依比较优势条件发展，也增进了长、珠三角整个地区结构优化，行业互补发展与产品分工群聚形成的整体经济效益。
　　段教授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经济情势明显改变，大陆也将经济发展目标由「惟增长」转为「多元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由「外需」朝向「内需市场的开发」。三十年增长之后，劳动者的福利更受重视，生产成本也在缓步增加。台商面临的技术升级、管理升级的压力必然日益沉重。过去三十年「筑巢引凤」，今日可能要「腾笼换鸟」，这也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一部分。
　　台商与外商在大陆，前三十年的阶段性角色可能已近尾声，下一个三十年，在地主国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可能要参考目前在爱尔兰、东欧，甚至在英、美、日等国的外商或台商先行者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