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日前公布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到二○一○年，大陆人口增加到十三亿三千九百万，高于二○○○年普查的十二亿六千五百万人，增幅五‧九％，但低于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的十四亿人，显示大陆自一九八○年代初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总量控制方面收到效果。
　　另一方面，今年三月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一胎化」政策是「两会热搜榜」的焦点话题，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北京中央，应开放二胎政策。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联名提出「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指出三十年来，「一胎化」人口政策在大陆全面实施，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因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整个社会贫困落后的局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一胎化」已完成历史使命，人口政策的调整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也认为，大陆的人口政策确实到了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审慎调整的新阶段。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度行进，以及「少子高龄化」现象的加剧，空巢家庭的大幅度增加，独生子女成长环境的某些缺陷，都需要对三十年前确立的单纯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以调整。
　　郑功成建议，在大陆普遍实行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可以生育两胎的政策。在此基础上，让一方是独生子女，一方是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也能够生育两胎。再经过一段时期，能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生育两胎，最终实现人口的均衡增长。
　　随著「二胎」议题热烧，「老龄化」程度居大陆各省之冠的江苏省，连带成为焦点。江苏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提前进入老年化社会，目前老年人约一千三百万人，每年净增老年人口近四十万人，明显高于大陆其他省分。而新公布的人口调查数据，六十岁以上人口占一三‧二六％，比二○○○年上升二‧九三个百分点，显示人大陆口老化的速度逐渐加快。
　　大陆当初为何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有什么缺点？此政策走到今天，是否该废弃不用？始终有正反不同的看法见解。
　　一九六一年后，大陆从一场可怕的饥饿中挣扎出来，随即迎来生育高峰；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二二％，一九六二年上升为二七‧一％，一九六三年更高达三三‧五％。北京中央眼看形势越来越严峻，再放任人口增长下去，将人人吃不饱饭。
　　一九七一年，中共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一九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定下中国大陆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封「公开信」的发表，标志大陆以「一胎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正式启动。在中共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二十世纪末，将大陆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奋斗目标。
　　「一胎化」政策认为，人口生得越少越好，为了谋求民众的最大富裕，应该最大限度控制人口的增长。「一胎化」政策在城市执行的颇为彻底，但在农村可不是这样；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农家普遍想生儿子，如果生的是女儿，就会千方百计、偷偷地再生；第二胎还是女儿，接著再生。在过去，农村「计生办」（编按：计划生育办公室）惩罚超生的手段狠毒，拆屋、搬走值钱的家具、不给婴儿上户口等。有的农户生下女儿，竟然狠心把婴儿溺死。
看看农村「计生办」刷在墙上或贴在横幅上的口号，满布肃杀之气。比如：「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即便现在，农村超生情况仍存在，只要交钱，生两个、三个都行。相较于城市夫妇的「一胎化」，形成另类的「乡村包围城市」。
　　「一胎化」确实给大陆社会带来诸多问题。首先，是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下降。「一胎化」政策虽能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同时，因为违背人口自然规律，加速大陆人口内部结构变化，人口加速老化，年轻人口减少，大陆用以吸引外资的廉价劳动力，将迅速递减，甚至产生「用工荒」。
　　其次，是性别结构失衡，男多女少，庞大的「剩男」族群，将成为另一个社会问题。许多父母想要男孩，将女婴非法堕胎。统计数字显示，现在大陆的男孩比女孩多出一千三百万，到二○二○年，进入婚龄男子会多出四千万人。届时，会出现极大的失调，严重者，可能导致社会混乱。
　　第三，人口老龄化后，各方的负担会加重。计划生育政策抑制人口增长，但生育率降低，将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人口增长总共减少四亿人，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况，势必会导致迅速的社会老龄化和就业者的缺乏，而人口老化，意味经济增长的下降。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试想，独生子女结婚后，两个人要照顾四名老人。大陆网站曾出现「八○」后的心声，帖子上写著「我们曾是最享福的孩子，但也将是最受苦的大人。等我们人到中年时，将成为世界上活得最累的人。」
　　老年化现象在中国农村更突出，因为年轻的农民都移往城镇工作和居住。北大教授曾毅带领的人口学专家小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陆乡村居民年龄比城镇居民老，差距年年递增，到二○三五年，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以上是老人。
　　老年人口剧增，意味大陆社会必须负担庞大的老人族群抚养问题。有这样的预测：到二○二五年，大陆每三对老年夫妇中，就有一对没有子女养老。
　　此外，每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他（她）们打出娘胎开始，集万般宠爱于一身，个个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娇生惯养、霸道，一旦进入社会，难融于群体。依赖性强、自私、社会交往能力差以及心理承受力太弱等，是这些孩子普遍存在的现象。再者，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她）们从小到大没有伴，即便物质生活再好，精神层面将是极度空虚；一旦父母等家中长辈不在了，独生子女肯定会孤单。
　　因此，随著大陆经济越来越发达，民众生活富裕了，废除「一胎化」的呼声此起彼落。不过，仍有不少人支持「一胎化」政策，中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即是一例。
　　程恩富提出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实现人口素质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大陆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面对外界的反对声浪，程恩富认为，三十年来， 「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三亿五千万人，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 否则，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是，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程恩富不赞成允许所有农村户口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生二胎的「二胎」政策，因为它会使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
　　对于大陆面临的老龄化社会，程恩富认为没什么可怕的。他指出，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他强调，中国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因而必须坚持严格的「一胎化」政策。
　　对于正、反两面意见，北京中央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虽然有风声传出，官方已考虑要废除「一胎化」政策，但至今为止，仍处在内部讨论研究的阶段。
　　不论如何，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被国际社会认同，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人权，违背公民生育权，用工具实用主义观点看待人口问题，不是「大国」应有的作为。大陆想成为世界真正的先进国家，不能只看表面的国力提升；民众生养问题，应由民众自己决定，政府的态度应是宣导，而非以强制手段来遏止；否则，中国大陆永远成就不了「文明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