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前言

　　物价上涨的相关讨论基本上并不常出现在大陆过去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与政府政策所关注的议题，大部分都集中在物资及生产的调节与分配之上。原因在于过去大陆的计划经济架构之中，配给等相关制度取代市场价格讯号，成为分配生产与消费性物资的主要法则。而改革开放，国退民进之后，以显著的固定资产投资成长率做为代表现象的快速工业化，也使得大陆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消费的成长，造成大陆在九○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经济之后，又陷入生产过剩所形成的通货紧缩现象。直到最近，价格问题才开始成为大陆货币政策主管机关与民间社会的关注议题。
　　大陆过去严格管制物价，特别是民生性物资的价格，事实上与其早期产业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曾指出，大陆过去管制物资价格的主因，在于上个世纪五○年代选择跟随苏联模式，以资本密集性高的重工业，而非轻工业，做为第一波工业化的主力产业。但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特性，与大陆在二战后缺乏资本的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必须透过政策介入压低银行利率与外汇价值，并且透过发展垄断性国营事业，加上压低各种投入要素价格，才能够快速累积并动员资金以利发展重工业。因此，过去大陆工资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是在这样的产业政策下，被刻意的压低，进而引伸出后来的联产与配给等一连串的配套制度。
　　因此，解读物价上涨对大陆社会的影响，其角度与解读物价上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毕竟大陆有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因此社会对大环境的物价上涨不一定全然抱持负面看法。首先是由于大陆工资也计划的往上调整当中，此外历经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陆民众，对过去政府控制物价后所造成的生产短缺恶果，还记忆犹新。因此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常以其本位去理解大陆的物价上涨问题，并且认为物价上涨一定将会造成大陆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其实未必正确。大陆物价的问题也远较已开发国家复杂，因此必须细部分析其核心问题，方能理解对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

二、问题分析

　　表一是大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从资料中我们可以推断目前大陆物价所存在的几个现象。首先是食品类的物价上涨率最高，除了鲜菜涨幅维持在三％～六％之外，其余项目涨幅均超过一○％，鲜果类涨幅更高达二九‧六％～三一％；相对而言，除了居住类指数有六％～七％涨幅之外，工业产品与主要服务涨幅均非常有限。代表这一波大陆物价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与居住上，工业产品甚至仍然存在供给过剩与通货紧缩现象。
　　其次，除少数项目之外，大部分项目价格指数的城乡差距不大。以食品类而言，农村产地价格涨幅应低于城市涨幅，但在粮食、肉类与鲜菜等却得到反例；反之工业产品与服务的城市价格涨幅应低于农村，但在烟酒及用品、家庭设备用品与服务、医疗保健等却得到反例，足见物流成本并非决定此次物价上涨的主因。
　　在我们将焦点放在食品与居住类项目的价格涨幅，并且消除物流成本对价格上涨的影响怀疑后，合理的推断剩下两种可能，第一是国际与大陆货币政策问题是造成食品与居住两者价格上涨的主因；第二则是货币政策只影响居住价格，影响食品价格者另有主因。
　　首先我们可以尝试厘清，大陆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食品价格。从图一中可观察到，代表大陆货币政策的M2供给指数变化，与食品物价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代表最近某些针对物价上涨的讨论中，将原罪归给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说法并不正确。若直接观察主要食品类的供给状况，可以发现除了今年第一季旱灾对大陆小麦等作物稍有影响之外，其余粮食类、蔬菜类的耕作面积均呈现小幅成长，此外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也表示将展开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针对玉米与梗稻等项目增加生产，以确保市场供应与物价稳定。显示过去一段时间的食物类产品价格上涨，有部分原因来是直接来自于供给相对不足的因素，其次才可能是来自于热钱因素导致的进口大宗物资价格上涨，以及若干项目存在的国内炒作。
　　基本上这些因素，都可以透过政策手段加以解决，因此目前造成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因素背后，尚不存在难以扭转的结构性困境。随著大陆政策鼓励农业大型化与科技化，农业技术与生产力逐渐提升，市场监管体制逐渐建全，因此除非遭遇大规模的复合性灾难，否则食品类价格要面临失控，并且进一步对大陆社会产生显著负面性影响的机率不高。而大陆人口压力对粮食消费所带来的挑战，也主要反应在平均所得提高后，对动物性蛋白质摄取的需求，以及对食品多样性的需求增加等，但这些市场需求的增加对物价的影响，也是建立在所得增加的基础上，因此对社会综合的影响应该是渐进且和缓的，并不会快速累积明显的民怨。
　　然而居住类项目的价格上涨，就存在相对复杂的长期结构性问题。首先是房地产同时作为民生必需品与投资性资产，受到炒作的可能性远比大宗农产原物料要高，并且早已成为大陆金融机构所释放出庞大流动性的主要投资标的，背后并存在著地方政府以土地开发换取财源的结构性问题。此外，大陆人口亦有持续往城市化集中的问题，使住房价格呈现易涨难跌的基本面结构，诸多因素加总，对于在城市地区寻求生活的广大农民工与中低所得雇工，必须面临住房成本高涨，排挤其他生活支出的困境。同时，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资讯相对畅通的时代，无产阶级社会对于有资阶级快速累积财富的方式，亦容易产生明显的相对剥夺感，而一旦物价与所得分配恶化成为大陆不同政治集团间争夺权力的可操作议题，可能进一步加深大陆社会分裂的风险。
　　造成住房价格上涨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是否为长期现象？撇开热钱炒作房地产的因素，单独以基本面的人口移动因素观察，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资料，大陆城镇人口约为六‧六六亿人，占比为四九‧六八％，比二○○○年普查上升一三‧四六％，这显示大陆人口明显往都市集中，也反映十年来工作机会仍集中在主要城市。以地区别而言，相对二○○○年，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二‧四一％，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处于下降。而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较二○○○年增加一‧一七亿人，显示过去十年人口流动的比率大幅成长，且多数移往沿海省分。
　　上述现象说明，沿海发达省分仍将持续产生磁吸效应，在较多元的工作机会与较优厚的工资水准交互作用下，过去十年已经造成人口从西部往东部地区迁移的现象。虽然目前这样的趋势已经有所减缓，但大陆八○后新世代对制造业工作的逐渐排斥与对城市生活的依赖，大西部发展计划不一定能够充分达到分散人口分布的显著效果，沿海一二级主要城市可能将持续成为人口集中地区。然而，在城市地区工资上涨远不及房地产上涨速度下，农村移民在城市生活仍衍生诸多的社经问题，如农村地区的隔代教养、城市地区的交通与医疗公共资源不足、住房成本占可支配所得偏高，以及所得高度M型化的现象等。未来，伴随大陆城市逐渐大型化后本身所产生的治理复杂化问题，极有可能引发各个所得阶层之间，在公共财与服务分配上的社会摩擦问题。

三、结论

　　综合而言，本文认为此次食品类物价上涨对大陆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大，未来只要不爆发大规模的复合性灾难，加上大陆政府坚守粮食增产与安全原则，并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大陆社会因所得上升而增加对食品类的需求，将可以透过技术进步与贸易开放，逐步获得解决。
　　反之，居住类物价的变动对大陆社会稳定性影响较大，但关键不在于住房作为一种民生必需品，其价格过高的问题，在于住房被作为一种可增值财产，价格上涨已经更快速加大了大陆资产阶级与中低所得阶级的财富与所得差距。因此，真正影响大陆社会稳定的其实并不是物价，而是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差距衍生在城市地区中，不同所得阶级对于公共财资源分配所产生的摩擦。如果大陆房市产生泡沫，反而会使社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因此本文认为住房市场的双轨制，逐步改善中低所得阶级的住房与公共财问题，同时运用租税与货币政策手段，适度压抑炒作风气，可能是当前大陆政策必须谨慎思考的方向。

资料来源:大陆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