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的孙志刚案、二○○七年的厦门市海沧ＰＸ案（编按：ＰＸ为「对二甲苯」p-Xylene的缩写，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二○○七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二○○九年的邓玉娇案，都在传统媒介（如报纸、杂志）与新媒体（博客）的相互作用下，成为引起大陆社会重视的公共事件。善于引导议题的《新周刊》，甚至称二○○九年为「公民年」。

公民社会的呼声

在这些事件背后，则是媒体对公民社会的倡议，这个语汇意味著对更为公正、公开、法治社会的追求。非常有趣的是，公民社会的内涵也成为这几年大陆政府施政报告的内容，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几次的中外记者会当中，都提到了关切弱势、打击贪腐、广纳民意等施政目标。
此外，媒体的变化一波接一波，二○○九年微博出现之后，迅速在中国大陆引起新的媒体革命，二○一○年更被称为「微博元年」。尾随微博热潮出现的，则是大陆政府鼓励官员使用微博，借以作为与民意交流的平台。在政府与民间都不约而同谈论公民社会，也都积极响应新媒体的脉络下，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的前景是什么？在微博时代，公民社会的进行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微博时代重要记事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回顾微博时代的两个重要的事件—二○一○年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与二○一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所发起的「拍照抢救乞讨儿童」。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背景是，在经济发展挂帅的情形下，大陆地方政府为了建立政绩，动辄进行拆迁以兴建现代化的大楼。然而，政府粗暴拆迁所引起的民怨，已是中国大陆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抗议江西宜黄县地方政府的野蛮拆迁，拆迁户钟姓屋主等人只有以自焚抵抗。
当钟家姊妹准备从江西南昌搭飞机赴北京接受媒体专访时，却在机场遭到宜黄县政府人员的阻扰，钟家姊妹只有躲在机场厕所，以手机与邀请专访的北京媒体记者联系。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媒体记者透过微博报导钟家姊妹的状况，呼吁更多的人投入关注。透过微博的快速传递，原本未受到太多关注的拆迁案以及宜黄政府官员荒谬的行为，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并成为轰动的公共事件。最终，多位宜黄官员免去职务。
二○一一年农历春节，长期关注上访、拆迁户、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这个活动的发起，主要在于犯罪集团对儿童的拐骗，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儿童当中，一部分沦为街头乞讨的儿童。在这个活动发起之后，十多天便有五万多名网友关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官方微博，也发出八百多条乞讨儿童的讯息。其中，也出现与家人团圆美好结局的个案。

围观改变中国？

在这两个事件当中，一般网友大抵都会觉得满意。在暴力拆迁事件当中，不仅相关的地方官员受到惩处，甚至新的拆迁条例也在二○一一年问世，将拆迁过程法制化。在于建嵘教授发起的活动当中，引起大家对乞讨儿童的关注，甚至也出现美好结局。看来微博力量大。
在这样的脉络下，「围观」成为微博时代的新兴语汇。微博的运作逻辑，其实就像一个舞台的搭建，人人都在这个舞台上，人人都可围观其他人的看法。围观则指网路上某个讯息或意见的出现，引起大家的注意、观看并加入意见讨论就能改变现状，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围观改变中国」。
真的这么乐观吗？在笔者看来，「围观改变中国」的说法仍有一些局限。首先，从整体的政治脉络下出发。千禧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修辞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这是一个现代化想像之下的政党意象。这个修辞的政治蓝图就是提升执政能力，包括行政效率、官员清廉、广纳民意等。面对近年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官方开始提出一种理性观：所谓的理性，就是以合法理性的方式发表意见，让民众的声音纳入决策过程，进而制定让一般人满意的政策，展现社会主流力量（主流是这几年大陆政治的关键词）。这是官方订定的理性观。非常有趣的是，公民社会的倡议者当中，不少也标示理性参与的原则。
然而，「围观改变中国」指的是公民社会与政府协力改变中国大陆（北京奥运乃至汶川地震，政府民间齐心协力的志愿者精神就是一个例子）？或是相对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公民社会，以充沛的民间力量与法制力量改变中国（部份论者从古典自由主义出发的宪政主义等主张，趋近这个想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公民社会观。
什么是公民社会？放在中国的脉络下来看，公民社会并非一个新鲜的时髦语汇。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便已浮现。「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府的领域」，是当时公民社会倡议者的主要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九○年代初期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多集中在学术圈，而其特色是从宏观与历史的角度讨论公民社会的样貌。到了千禧年前后，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移转到媒体，这个移转与学术界渐趋体制化以及媒体市场化有著密切的关系。
与九○年代初期学术界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相较，媒体的特色是从学术界的宏观讨论，走向针对单一事件的穷追猛打。虽然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与传播力较大，不过，对于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却欠缺明确的讨论，这也使得公民社会逐渐成为意义有些含混的语汇。

微博之外的行动与　另类社会观

尽管含混，当今大陆社会追求公民社会的声音仍极为强烈，无论是「与政府协力式的」或是「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领域」的观点。在微博时代下，公民社会将会如何发展？从微博诞生以来，便被认为是不知何时将被官方收回的媒体。
依照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一一年十月十五日的报导，大陆最高网路监管部门对微博进行讨论，一是肯定微博是交流互动的平台；二是以严格管理的精神确保微博「健康」的网路环境。所谓的健康，与现今最流行的语言—道德（如近日大陆各地方政府掀起将官员的道德表现列入考核的浪潮）一样，尽管口号非常抽象，都是社会管制的指标。
二○一二年秋天北京当局将决定新一代的领导班子，这是大陆政治当中最重要的一刻。一如大陆所有的政治仪式进行之前，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清除工作。微博的声音是否受到管制，值得关注。
此外，微博对于打造公民社会也有所限制，例如：只能紧锁单一事件，也就是当足以起大家关注的事件发生之际，大家以一四○字各抒己见或痛陈时政。然而，一场犹如狂欢的围观于是结束，某些议题无法深化，高度流动的围观者也随之散去。值得注意的，还包括简短的一四○字的语言问题。公民社会的打造过程，至少需要可供沟通或辩论的语言，如果这一四○字仅是愤青式的谩骂或是嘲讽的犬儒主义，其意义不大。事实上，愤青与犬儒主义两种语言形式已在大陆网路文化中形成特定的表现手法。另外，行动退位成电脑键盘上的发言，虽然论者多说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却很可能不是微博的使用者，他们仅成了微博上的被讨论者。在微博的发言舞台上，成了意见领袖的发言台，而他们与底层社会的距离却极为遥远。
在笔者看来，如何厘清突破意义渐趋含混的公民社会，是打造大陆公民社会的关键。微博仅是讯息流通的工具，无法全部仰赖微博，借由不同媒介的整合打造公民发言平台是重要的。另外，中国大陆更需要的是突破和谐、理性、主流等官方话语的另类社会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行动者，中国大陆需要更多长期关注上访者、拆迁户像于建嵘教授这样的实践者，围观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