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二○一二）年二月一日，广东汕尾乌坎村选出十一人组成的村选举委员会。选委会成立后，将选出村代表和村委会组织。这是乌坎抗争事件后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海内外人士瞩目。

事后，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二月三日至四日到广东省走访农村，针对民众反映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问题，他表示，村民自治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做好村委会直选，最基本的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民本主义」式的民主

两天后，中共共青团报刊「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声称乌坎事件峰回路转，是「中国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指一个难关）」。文章并强调，「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民众依法维权，政府法律维稳」，正成为各界的共识。

然而，海外媒体对于乌坎选举是否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民主」，却大多抱持怀疑的态度。西方媒体更批评温家宝在广东推崇民主的谈话，不过是「大陆领导人对外宣传的一种策略」而已。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大陆民主发展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乌坎选举确实迈出了大陆「新农村民主运动」的重要一步。然而，以「乌坎模式」作为基础的「新农村民主运动」，将逐步发展出「民本主义」式的「中国式民主」，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为什么呢？

《民主是个好东西》

大陆内部并不是没人关心「民主」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相反的，近几年来，不论是政治界或是知识界都有人在讨论：如何在大陆现实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式的民主」。其中，较引人注意的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著作《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这本书中，俞氏主张「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食衣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力，人类人格就不完整」。俞氏深刻的肯定：民主是一种解决社会争议的较佳方法、合理分配社会价值的适当程序，以及有效保障民众权益的制度途径。

对于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进程，俞可平认为，应该要从「善政」迈向「善治」。所谓「善政」，是指实行以民为本、清政廉明、高效运作、民主有序的政府管理体制。

寻租型官员

推动「善政」，需要有一批可以落实「善政」的干部。大陆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便订下干部升迁的三项指标：⑴知识化，⑵革命化，⑶年轻化。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员，一种是「寻升型官员」，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地努力追求表现，累积工作成效，以寻求下一次的升迁机会。

然而，有些官员看到自己未来升迁无望，便可能转变成为「寻租型官员」，他们深刻了解「有权不用，过时报废」的道理，从而「以权谋私」。在这一次的「乌坎选举」事件的背后因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干部。　

村干盗卖土地

这场被视为大陆「新农村民主运动」的乌坎选举，肇因于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因村干部腐败和贩卖土地纠纷，爆发大规模群众抗争事件。在过去四十年间，乌坎村内的主要干部都未曾更换过，每次选举都利用伪造选票等方式连任，然后藉职务之便，私卖村民拥有的八○％集体土地，并吞款自肥达三十亿台币。

村民自二○○九年起就此问题多次上访无效，至去（二○一一）年九月底，上千名村民因上访遭拒，与当局发生冲突，并将村内官员赶走，自行组织理事会进行自治。

十二月初，政府派大批军警至村内逮捕「滋事村民」，同时封村并断水断粮。然而，因为被逮捕的民选临时村代表薛锦波猝死，引发村民愤慨，数千村民群聚示威要求归还遗体，使得整个情势更为严峻。

乌坎民众在林祖銮、杨色茂等人领导下，强调抗争是「基于维护群众基本权利」，绝非政治对抗，使得事件没有极端化。

最后广东省派出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首的工作小组，进驻乌坎，并答应民众三个要求：承认乌坎村组成的临时代表、释放逮捕的抗议人士并交还逮捕过程中猝死的村民薛锦波尸体，重选村委会，并解决土地纠纷，事件才告平息。

「民主改革」的压力

乌坎村基层干部腐化的现象，绝非单一事件，而是伴随中共改革开放而衍生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再加上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迫使中共不得不考量「民主改革」的可行途径。

随著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民不再依附党、政、军及国有企业过生活，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力下降。此外，北京当局面临的城乡差距、贫富悬殊扩大，人民不满意中共政权的贪污腐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也逐渐下降。这些挑战，都成为北京当局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民主化。

针对这个问题，俞可平提出的具体建议是「善治」。俞可平认为「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更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他认为大陆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密切结合大陆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从而提出了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性」、「廉洁」、「公正」等十项指标，作为大陆政府治理的重要判准。

严格说来，这十项指标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之上，它们应当是构成「中国式民主」理论的重要成分，彼此之间有著密不可分的动力关系。我们可以用这次「乌坎选举」事件的经过来说明这一点。

四十年来第一回

乌坎村群众运动发生之后，广东省委一月十六日宣布林祖銮担任乌坎村的总支书记，同时兼任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负责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维权抗争首领成了村官，这是中共史上头一回。

大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走入历史后，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已实践了三十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有村民自治的规定，但乌坎村民说，这次选举是四十年来第一次。过去乌坎从来就没有真正选举过，都是上级说了算。村民对选举很陌生，这回有关选举知识海报贴满了全村，就是要民众知道选举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乌坎村选举委员会的候选名单不再是中共指定人选，而是全村「海选」。从取得五十位以上村民联署的廿六位自荐人士名单中，民众可以写下自己中意的人选；也可以自己填上自己信任的人选。选票共有十一格，每位民众可以一次选十一个人选，或只写一、二人。

二月一日，在上百位武警和四十多位村中大学生志工维护下，选举平和进行，下午林祖銮宣布投票结束，立即用红纸封上投票箱。五点开始点票，随后公开唱票计票。

「摸著石头过河」

这次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将负责二月的村代表选举，和三月的村委会选举工作。村委会是大陆最基层的农村组织，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从这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长期以来，乌坎村虽然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可是因为选举过程不透明，村里的公共事务被少数干部长期把持，进而以权谋私，造成村民们的普遍不满，终于酿成群众聚集抗议事件。

官员盗卖村民土地演变成为群众集体抗议，由于领导人坚持这是「维护群众权力」，而不是「政治对抗」，广东省委也顺水推舟，宣布由林祖銮担任乌坎村的总支书记，结果整个案件便峰回路转，走上「合法的道路」，而符合了俞可平所提出的许多项「指标」，包括「合法性」、「法治」、「参与」等。 至于这样一人一票制民主选举，能给大陆其他农村民主带来什么参考价值？林祖銮说，「这不敢说，我们自己也是摸著石头过河」。

增量民主

「摸著石头过河」很能够说明乌坎村民代表日前心里头的感受。用俞可平列出十项指标来说，乌坎村民要搞民主选举，被选出的代表就必须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的决定，他们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或「高效有序」的解决公共的问题，而不能事事仰赖上级，「看上级的脸色办事」。

值得注意的是，被选出的村委会这种「摸著石头过河」的感觉，完全是中共既有的体制内进行，并没有破坏中共体制。领导群众运动的林祖銮本人也是共产党员，事后被任命为乌坎村的总支书记。更清楚地说，如果我们把「乌坎经验」称为「新农村民主运动」，这种「民主运动」只是由一批党员领导群众，替换另一批腐化的党员而已。

依照俞可平所倡议的「中国式民主」，「中国民主改革」的发展进程应该要采取渐进的「增量民主」。这样的「增量民主」不但不会危及中共的政权，反倒会强固中共的统治基础。

「中国式」民主的指标

俞氏认为：推进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和政治菁英的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而发展民主的基本途径，就是致力于「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依照俞可平的论点，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因此也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依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共近年来所谓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著力于「正当性」（legitimacy）、「合法性」（legality）和「有效运作」三个层次：在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上，近年来大力推动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在有效运作层面上，是强调「服务型政府」的转化；而从法律运作的合法性来看，则是从依法治国（rule by law）到以法治国（rule of law）。「乌坎经验」是中共是否能健全「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指标，值得我们缜密观察。

儒家人文主义的政统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西方哲学是通过「实体」（entity）的观念来了解「本体」，把社会看作一个「实体」，所以会用「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中国人是通过「功用」（function）的观念来了解「本体」，所以会有「体用不二」观念，很难发展出社会科学理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俞可平所提出的「增量民主」主张，并没有思考作为中华文化的「本体」，到底具有什么特色，而只是从「功用」的角度，讨论「民主」对大陆社会可能发生什么作用，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说：「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是他在否定「文革」路线之后，为了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提出的「实用主义」判准。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共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下，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傲人成就，另一方面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价值紊乱、道德败坏、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的严重问题。

「民主」固然可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从世界各国实施「民主」的经验来看，「民主」绝不是能治百病的「万灵丹」，更不是有求必应的「洋菩萨」。不了解自身文化的特质，盲目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反倒可能导致更难解决的社会问题。继「欧盟四猪」发生债务危机以来，跟著爆发危机的欧美国家，无一不是「民主」国家，就是最好的殷鉴。

牟宗三在致力于整理儒家文化的统绪时，曾提出「三统并建」之说，认为他毕生所作的努力，是在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道统」，将来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建立自主的社会科学「学统」，才有可能开出民主政治的「政统」。

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中华文化最好的实验室，如何以「台湾推行民主政治」的经验作为起点，总结西方国家的民主经验，建构中国式的民主理论，开出儒家人文主义的「政统」，正是当代社会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