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显示，二○一○年时，台湾共有一五○五九个志工团队，总人数达七二三四一四人，志愿服务总量逾五九○○万小时、一‧六亿人次。就两千三百万总人口言，民众参与各类志愿服务之热情不言可喻，陆媒因此以「志工岛」形容台湾。

事实上，「志工」似已成为台湾千万民众的共同「名片」！在台湾不仅每日可见义警、义交，在诸如户政事务所、公园、医院、市政府等公共活动场所，更极易接触到亲切可人的各式义工。

不只国内，甚至在世界各角落，尤其是重大灾难现场，从海地、印尼、四川汶川到日本福岛，总不难于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刻，捕捉到慈济人的身影。而在泰北的美斯乐，中华救助总会、世界展望会的关怀从未间断。远征非洲大地，也总可追踪到台湾「现代史怀哲」的足迹。比起彼岸频遭非议的「小悦悦」、「十三亿人口扶不起一名七十岁老太太」等事件，以上事迹突显了两岸「公民社会」极大的差异！

「国家」vs.「社会」

由某种意义上言，台湾「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民主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一九八七年解严前的十多年，改变「威权体制」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一九七一年我国退出联合国或一九七八年的中美断交，为当时号称「党外」的运动者提供了「国家定位暨前途」之论述空间；其后数年，一连串蓬勃发展的街头社会运动，鲜明地标示著「公民」意识抬头，台湾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入了新纪元之事实。

有学者以「社会力」的释放／展现来描绘那段岁月。其实，早于一九七○年代，知名的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W. Pye）已提出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势必面临认同、合法性、权威、国家安全、生产、分配、参与等几大危机。另一政治学者Edwin Winckler 有关由「威权体制」过渡到「权威体制」之论述，更为大众所熟悉。国内外学者咸认在经济高速成长后，民众「逐渐升高的期望」若无法获得满足或适当的疏通，很自然地会衍生成「逐渐升高的挫折」。

国家治理模式因此也由强调「大有为政府」，转而向「小政府、大社会」摆渡。一九八○年后，伴随著几乎无所不在的「全球化」，挟其「通讯革命」的力道，一方面改变了世人的沟通方式，另一方面，让不少个人，尤其是开发中国家的人民，体会到「国家机器」并非解决民众所有需求的最佳利器，许多问题的答案似更仰赖国际社群的介入。「国家」与「社会」间不再是臣属关系，势须走向「伙伴」关系，「第三部门」的概念遂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

两岸「第三部门」发展概况

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向来不乏从事「社会公义」团体。过去的「义学」、「义仓」以至时下的各类公益团体，早已形成台湾社会「软实力」的一部分。内政部社会司资料透露，二○一一年止，台湾社会服务及慈善团体数已达二二六三个，占所有社会团体总数的五分之一。

另一方面，根据北京清华大学ＮＧＯ研究所王名所长的研究（王名：二○一二），截至二○一○年底，向大陆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已由二○○五年底的三十一万个增加到四十四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即由九七五个增加到二一六八个。此外，他并指出全中国大陆已建立了三‧一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种类型、分工协作的社会捐赠网路。

另有学者（邓国胜：二○○七）亦提及，大陆「第三部门」的角色日益吃重，二○○二年时已提供了不含兼职志愿工作者在内的二七五万个专职就业机会，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三六％，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一‧三六％。东海大学行政系助理教授陈秋政的研究（二○一二）更显示，截至二○一一年六月底，大陆社会组织高达四四‧八万个左右，社会团体有二四‧七万个，基金会有二三一一个，民办非企业计一九‧九万个，自治组织六八万个，村委会五九‧二万个，居委会八‧八万个。若再加上二八八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江明修、吴正中：二○一二），这些年大陆民间团体的成长不可谓不惊人。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魏娜教授（二○一二）强调至二○一○年底，大陆社区志愿者人数达二九○○多万人，其中注册社区志愿者达五九九‧三万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超过五千多万人次，服务小时数达一千五百万小时。而至二○一一年底，单是大陆青年注册志愿者人数即已逾三三九二万人。

「民主」vs.「威权」及「维权」vs.「维稳」：两岸「公民社会」发展脉络

回顾解严前后数载，台湾大小社会运动不断，有学者以「文化断层」概念阐述当时「经济挂帅」所导致之社会、文化等层面发展的严重断层。而随民主化浪潮的推逐，政治性社会运动层出不穷，举凡政治受难人人权、劳工、老兵返乡、老兵福利自救、校园民主、残障及福利弱势团体请愿等运动之总数最多；其次则是如教师人权、原住民人权、果农抗议、妇女等社会性质之运动；至于经济性运动则有消费者保护、地方性反污染自力救济和生态保育运动等；而诸如新约教会之宗教抗议运动则为数甚微。

另一方面，王名教授的研究（二○一二）点出环境保护、扶贫开发、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教育支持、公共卫生、社会福利、行业管理等为目前大陆社团较活跃的几个领域。更具体言，改革开放三十载以来，大陆高速的经济成长使社会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首先是长期困于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处遇问题，不仅体现在进城农民工遭克扣或欠薪的权益保障方面，另也反映在失地农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弟就教权的被剥夺等层面。尤其当中国「人口红利」告罄，「路易士拐点」逐渐萌生之际，城乡关系、劳资关系、经济成长与环境保育间等矛盾，均不难由最近闹得举世尽知的陈光诚盲人人权律师案及先前之「艾未未」事件，以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教授等为百姓「维权」之举措见出端倪。

这些发展似乎又都和现阶段强调「维稳」的中共当局发生了不小的擦撞。工人的焦躁除见证于富士康的连串跳楼事件、日资ＨＯＮＤＡ和ＴＯＹＯＴＡ汽车厂工人为涨工资而生的集体罢工事件，环保意识的抬头更不难由嘉兴居民为已拍板的上海—杭州磁悬浮列车兴建抗争事件和厦门居民抗议ＰＸ化工厂兴建事件窥见一斑。其实，大陆民众明知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二，惟九○‧五％的老百姓上访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八八‧五％则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于建嵘：二○○七）。

对照盛行于八○年代台湾「会吵的小孩有糖吃」的说法，大陆近年来似正弥漫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认知。近期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民的抗争固不无政治时机的算计，村民最终赢得了自主权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总之，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在落实公益社会理想方面已有傲人的成绩，生活于此的人们已将陌生人提供的「良心伞」、「高山奉茶」等视为当然。然而不可讳言，台湾「公民社会」的成熟度，尤其在政治层面上如何避免混淆「民主」和「民粹」，似仍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至于正处转型期的中国大陆，欲迈向真正「『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一如温家宝总理再三所宣示者，「政治改革」势所难免。民众基本的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等自由固不能少，「普世价值」之形塑和「公民素养」的提升更属当务之急！

主要参考书目

1.内政部民政司、社会司，2012，表3.6，全国性人民团体数。

2.江明修主编，2011，《社会企业与公益创新：迈向公民社会》，台北：法鼓公益丛书。

3.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公民社会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等主办，《2012亚太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手册》，台北。

4.姜新立、戴东清、王信贤、张执中、王正旭，2008/4，「中国大陆社会抗争之现况与发展研析」，《政策报告No.970003》，台北：中华欧亚基金会。

5.Gelatt, James P., 2001, Manag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世纪曙光：非营利事业管理），台北：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

6.Kuan, Yu-yuan（ed.）,2003,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Found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aipei: Hong's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 & Culture.

7.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台湾300家主要基金会》，台北。

8.陈键兴、陈斌华，2011/12/6，「（港澳台）志工：台湾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名片』」，新华社。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563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