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人称「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尽管权倾一时，对时局却有不无感触的分析：「…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不仅点出近代中国面临的对外关系挑战，也反映出知识份子的高度焦虑感。

大变局：欧洲兴起及其引发的全球化

如同义大利政治经济学家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他认为在最近五百年的东西方关系史中，存在著两个重要谜团：一是欧洲国家体系何以能如此迅速地扩张，从而自一八五○年代后，逐步控制了全球；其次，则是东亚地区何以能在历经欧洲和美国控制与影响后，尤其在十九世纪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情况下，重新取得挑战西方霸权的能量。

对于后者，我们稍后再谈，至于针对前者，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解释（或许也代表了西方史学界的共识）是，由葡萄牙自十五世纪末率先投入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最终打破了过去以陆地作为文明中心的现状，同时启动了一段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历史新时期。当然，西欧绝对是这场革命的最大获益者。

自此，以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做为第一批受害者，借由大西洋贸易及其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挹注的庞大经济利益，再加上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所提供远非人力所及的机械能量，非但让扩张者顺利动摇了欧亚大陆上传统的帝国势力，事实上，欧洲自己也无法幸免。其结果，便是匈牙利经济历史学家博兰尼（Karl Polanyi）口中一场彻头彻尾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

傲慢与偏见：欧洲中心观的偏狭与影响

十八世纪末的哲学家尤斯蒂（Justi）曾有过如下严厉的自省与批判：「我们的理性、认知和观点，让我们自以为是，把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贬为在周遭四处爬行的可怜小虫；事实上，我们也真的如此对待他们。我们的举止行为就像整个地球的主人一样，毫不考虑，便强占了其他三大洲所有民族的土地，在他们的国家中颁布法律，然后将所有人当作奴隶，…如果说这些民族是蛮族，我们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具有前述泛道德感的研究者毕竟是少数，更多人分享的是一种自认为「选民」的莫名优越感，以及对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Kipling）所谓「挑起白种人的担子」激昂呼吁的正面回应。不过，批评这种被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阿敏（Samir Amin）指称为「欧洲中心说」的偏见并无意义。因为自古以来，只要文明发展程度足以睥睨四方，中心观自然应运而生，过去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如此，今日的美国又何尝不是。

进一步来说，我们绝不否认欧洲打造全球贸易与交通网路的成就，以及它在过去两百年来「超伊（斯兰）赶中（国）」的文明奇迹，也不试图挑战例如美国经济历史学家蓝迪斯（David Landes）等人所试图阐释「穷国何以会穷，富国何以致富」之不证自明的道理。此处要强调的只有一句话，「历史的功能并非用来厘清过去，而是更积极地帮人类面对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中心观」无非是一种沉溺于过往的自恋心态，对于身陷其中者固然毫无裨益，对旁观者而言，若就这样被牵著鼻子走，无疑应了「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那句老话。

轴心位移：一个世界史的自然现象

正所谓「旁观者清」，位于欧洲以外的相对优势，使我们得以借由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发展趋势。事实证明，世界轴心（在同一时期拥有相对文明高度者）本来便是不断地改变其地缘位置。从西元前三○○○至二○○○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西元前一五○○至一一○○年间的埃及新王国时期，西元前五五○至四○○年间的波斯帝国、西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同时辉映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西元八至九世纪的隋唐帝国，到十六至十七世纪达于极盛状态，以鄂图曼为主的伊斯兰世界等。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甘迺迪（Paul Kennedy）试图书写的《大国兴衰史》一般，尽管所有占优势者都期盼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或「传及子孙，乃至万世」，无论如何，文明轴心位移确实是个自然现象。

更甚者，不管是聚焦于所谓「神秘的北纬三十度线」，还是孕育农业文明的几个主要大河流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与长江），亚洲不仅是地球上面积最大且人口最多的大陆，除了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与埃及外，其余已知曾经存在的文明轴心，多数也座落于亚洲各处。正因如此，英国学派的历史社会学家霍布森（John Hobson）甚至直接以「西方文明根本便源自东方」立论。

不仅如此，德国经济历史学家法兰克（A. Gunder Frank）也指出，在葡萄牙远航三百年后，即便欧洲看似已控制全球贸易网路，在一八○○年左右，光是广州邻近地区的人口便超过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进言之，若估计当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据位置的话，十八世纪世界工业中心是在亚洲，而非欧洲，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绝对不是路易十四的法国或彼得大帝的俄国，而是占了全球生产总值七成以上，位于东亚的满清中国与南亚的莫卧儿帝国。

东亚世纪：亚洲再崛起的历史暗示

法国年鉴学派史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曾如此形容十八世纪末东西方的一段碰撞经验：「…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他们就像面对巨人歌利亚的又一个大卫，尽管只有八百万人口，却自认为是当今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打算跟一个拥有三点三亿人口的国家平起平坐，结果被这个自视为天下唯一文明国家的中国拒绝了。」

由于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方酣，暂时无暇东顾的英国使团只能接受屈辱被逐的结果，从而继续满足了中国的自我天朝想像。但在维多利亚女王于一八三七年登基，并开启了近代英国的黄金时期后，新的全球化洪流既在十九世纪中叶席卷了东亚，亦迫使中国在「全盘西化」的呼号中，自己走向文明中心的高坛。

曾几何时，如同《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作者罗威尔（Jim Rohwer）所言：「…欧洲花了一千五百年才取代中国，成为最先进的文明，…但目前全世界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应如何面对一个充满自信、拥有核武，且即将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不仅如此，曾任国际货币基金轮值主席的道布森（Wendy Dobson）更进一步大胆预言，尽管存在高度文化异质性，且尚未解决领导权归属问题，大约在二○三○年前后，亚洲便将主宰整个世界经济走向。

当然，我们可用无数惊叹号来描写这段「不可思议」的历程，但正如前述，这个结果其实「再自然不过」；而且，重点并不在如何诠释它，而是必须从历史经验去归纳整理出，新文明轴心崛起将带来的结构与规范性影响，或许这才是当务之急。

最后，从当前时势角度来看，尤其在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啸重创下，由于美国与西欧陷入巨额债务缠身的窘境不能自拔，从而也加速了世界体系轴心往亚洲位移的速度，这一方面反映在美国亟欲「重返亚洲」的战略迫切感中，也因此不断在东亚区域激发冲突火花。巧合的是，无论是现实的地理环境，抑或既虚拟又真实的政经互动，目前台湾都处于两大板块相互推挤的夹缝间隙当中。至于，是仅能被动地静观其变，还是试图更积极地去掌握契机，则有赖于当政者与全体国人的睿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