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时间，是短是长？或许短到不足以消弭历史的恩怨，化解意识型态的障碍，却也长到让我们可以比较两岸关系的起伏转折，看到两岸未来应然的走向。

二十年前，两岸形成九二共识，二十年后，它依然是注目的焦点，讨论两岸关系，几乎离不开九二共识。然而，大多数人是各取所需，有人只看一段时期，有人只聚焦共识内容，毕竟难以窥其全貌。个人认为，要认识九二共识，必须把它放在两岸建构信任的过程中来理解，因为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意义。

不论是人与人，或者是集体与集体之间，小至公司，大至国家，信任是影响彼此互动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并没有「信任」概念存在的空间，但从两岸关系这二十年来的变化来看，「信任」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让我们可以透视两岸如何从对抗走向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九二共识」当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概念。

信任有助于处理安全两难

事实上，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对于彼此的行为，相较于国内政治的行动者，往往更具有不确定感，但也因为如此，「信任」显得更加重要。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一般系指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一个国家会假定他国必然会攻击己方，于是增强武力以保障安全，但这样的做法又引起其它国家的恐惧，于是竞相增强武力，结果反而使自己更不安全。不过，研究「信任」的国际关系学者Ken Booth及Nicholas Wheeler认为，这种为求安全反而自陷于不安全的现象，与其说是安全两难，不如说是安全吊诡（security paradox），而真正的安全两难应该是指如何解读他方行为意图以及如何回应他方行为的两难。

就解读言，他方的行为是善意，还是恶意？是为侵略而准备，还是为了自卫而已？就回应言，是应该增加武力，还是维持不变？是要先下手，还是再观察？这是所有国家都会碰到的两难。两岸接触伊始，互不了解且相互猜疑，同样也面临解读与回应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与风险是连体婴，在这种情况下，信任的建构有助于风险的管理，也有助于合作的开展。

信任与合作有关，虽然合作不必以信任为必要基础，但有信任为基础的合作，范围可以更广，程度可以更深，时程可以更久，议题可以更重要，成本更低，效益当然也更大。从两岸关系来看，尤其是二○○八年后的两岸关系，确是如此。

本文想从信任建构的必要性、信任的属性，以及信任建构的条件，来说明两岸信任建构的过程以及九二共识在不同阶段所代表的意义。

两岸建构信任必要性的四点理由

两岸之间有建构信任的必要性吗？个人认为至少有四点理由。

首先，赛局的性质本身即会影响到信任建构的必要性。如果有一方可以不参加赛局，那信任关系建构与否，就不那么重要。此外，在一次性的赛局中，由于囚犯困境，双方都会采取欺骗的策略，但在多次的赛局中，信任的建构就有其诱因。

如果双方都无法跳脱赛局，那代表彼此的利益都与对方的行为有关，或者说双方在赛局中都有风险存在。学者Diego Gambetta即指出，「必然是因为有脱逃（exit）、背叛（betrayal）、及欺骗（defection）的可能性，信任才有关联。」Booth以及Wheeler更明白指出：「信任与不确定性是互相关联的。」Gambetta所指的三种可能性，即是风险；风险代表著不确定性，而信任就代表一种风险承担的行为。可以说，建构信任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这种不确定性。

以两岸而论，自从一九八七年开放探亲之后，两岸经贸及社会交流成长快速，而且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已渐渐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员，即使民进党也了解，台湾今日已无法脱离两岸关系的赛局，而且这一个赛局与台湾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

一九九○年代初，两岸尝试建立互信，因此有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成立、九二共识的建立，以及接续的辜汪会谈。但由于李登辉总统访美、九六飞弹危机及两国论等因素，出现了Gambetta所说「背叛」与「欺骗」的认知，以致两岸几近毫无互信可言，因此在赛局中采取相互对抗的策略，直到二○○五年后，国民党与大陆开始重建互信，并于二○○八年后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

其次，建构互信与降低交易成本有关，可以说，双方互信的程度愈高，交易成本就愈低。以企业而论，如果彼此互信，不必担心对方会违背承诺，那交易时自然可以节省不少为防止对方不履行责任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例如律师的费用。对两岸来说，互信并开展合作，使两岸海空直航成为可能，共同打击犯罪也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乃至于许多和平红利，都是来自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使在外交上，两岸足够的互信也避免了互挖墙脚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第三，如果彼此互信，双方不仅可以避免做最不利的选择，更可以创造双赢的结果。在多次性赛局中，如果参与者无法建立互信，那双方都会采取欺骗的策略，也就是说，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囚犯困局中。两岸长久以来无法三通，就在于双方陷在这种囚犯困局，即使外在环境已有变化，但不会影响彼此所作的抉择，因为任何一方都害怕中了对方的圈套。相反地，如果双方可以发展互信，那么透过相互合作的行为，就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

有学者研究台美中的战略三角关系，其中最理想的关系是三方皆维持正向关系（三边家族型关系），对台湾最糟糕的情况则是美中关系为正，而台湾与二者之关系皆为负（结婚型关系），但相当多情况是美国与大陆及台湾皆维持正向关系，而台湾与大陆为负向关系（罗曼蒂克型关系）。在罗曼蒂克型中，台湾与大陆的两方都是对现状不满者，也就是说双方都想改变现状，但这种改变可以是零和的（朝向结婚型关系），也可是双赢的（朝向三边家族型关系）。至于双方会如何选择，即与互信有关。

事实上，以台湾的情况，很难提升自己的角色，亦即美台关系为正，而美中关系及中台关系转为负。因此，朝三边家族型关系发展对台湾最为有利，但这必须要双方发展基本的互信，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合作，然后方能由此进一步逐步累积互信，使战略三角由罗曼蒂克型转变为三边家族型。这正是二○○八年后大陆、美国与台湾战略三角关系的变化方向。

最后，互信可以减少误判的机会。如前所言，信任是相信对方会采取对自己有利或至少不会伤害自己的行为，因此一旦出现了异常，可以透过互信的机制来减少误判。例如美苏在冷战期间，双方本缺乏互信，但为了避免误判，领导人之间才发展热线的机制，算是双方迈向互信的一小步。因为在热线上，至少彼此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否则热线也没有功能可言。除了热线之外，密使也是双方建立互信的作法之一，例如李登辉总统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建立的密使沟通机制，也可以避免误判的机会。卜睿哲指出，「台湾是个民主政体，任何谈判的结果必须透过民主机制取得民众的通过。可是，若无私下管道辅助公开讨论，几乎不可能会有任何结果。」尤其私下的沟通，任何承诺都必须经过彼此的验证，才能成为互信的基础。

信任的四项属性

然则，何谓信任？有学者从偏好的角度界定其为「一种他方偏好相互合作而不是利用我方合作的信念，而不信任则是一种他方偏好利用我方合作而非有所回报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信任是有关他方会采取合作行为之机率的信念。就如Gambetta所说，「当我们说我们信任他方或他方值得信任，我们隐含的意思是他方会采取有利于或至少不会伤害我们的机率高到足够我们考虑与其合作。」根据这些定义，信任（不论是偏好或机率）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计算。但个人以为，国际间的信任，除了理性的计算之外，也有感性的成分。换言之，信任具有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属性。

根据Booth及Wheeler的分析，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具有以下四项属性，既有感性，亦有理性：

（一）黑暗中的一跃（Leap in the dark），这是法国外交部长Rober Schuman对欧洲钢铁同盟成立时的描述，亦即在一片朦胧不确定的情况下踏出信任的一大步。这一道门槛，是关键，往往也是改变历史的决定。

在当代历史，苏联戈巴契夫以及以色列拉宾都曾经在敌对的状况下做了黑暗中的一跃，后者虽然未能成功，但前者带来了美苏之间的和解。一九八七年蒋经国总统决定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让两岸展开了新赛局，一九九○年李登辉总统成立国统会以及一九九一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二○○五年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则是黑暗中的一跃，分别在不同时期为两岸的信任建构揭开了序幕。

（二）设身处地（Empathy），也就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理解彼此，思考问题。

敌对的双方互不信任，往往只看到自己的伤痛，只想到自己的风险与不安全，而忘了对方也有同样的伤痛、风险与恐惧，也忘了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就是他方感到不安全的原因。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设身处地去理解对方的认知、伤痛、风险与恐惧。一旦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就有助于解决安全的两难，尤其是在解读对方行为的意图上。

从两岸关系来看，在开始接触之初，大陆对于台湾人民的担忧以及民主化、本土化的发展，并没有深刻的认识。简言之，两岸初期的信任建构是基于需要，但少了设身处地的理解。因此，两岸虽然在一九九二年达成九二共识，但由于少了设身处地的能力，大陆并不理解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需求，也不了解台湾对于一国两制的排斥以及对于「对等、尊严」的坚持。由此可知，在一九九○年代，九二共识的信任基础是相对薄弱的。

然而，这种设身处地的理解，随著时间而逐渐增加。例如在二○○一年之前，大陆对于台湾的大选，是毫不迟疑、明目张胆地表态，但自此之后，大陆对于台湾的选举已不再做任何公开的表态，以避免形成干预台湾内部的印象。除此之外，大陆对于一个中国三段论的提法，也有了改变，基本上反映了设身处地理解的增加。可以说，随著两岸交流日趋密切，以及台湾民主化日益成熟，大陆慢慢理解台湾在面对大陆时的情感与担忧，也认识到民主已经是台湾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时的九二共识，其基础自然不同于一九九○年代的九二共识。

（三）依赖（Dependency），意指信任既代表依赖的关系，也代表容易受伤害（vulnerability）。

当一方采取某种行为时，所谓信任，就代表相信对方的意图不是要伤害我方的利益，但如果对方真有伤害的意图，那将使自己陷于易受伤害的境地。所以说，信任的目的是要降低风险，但信任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德国名作家Johann Paul Richter说：「过多的信任是愚蠢，过多的不信任是悲剧。」证之于两岸，的确是如此。

两岸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由于此一规模与实力上的差异，台湾对于信任所带来的依赖与可能的潜在伤害，当然会比较敏感。这是台湾在与大陆建构信任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也是两岸在一九九○年代建构信任过程中，一波三折的因素。二○○八年后，两岸虽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协商，但台湾方面仍然是小心谨慎，定出了「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这也是为了避免一开始过多信任可能形成的潜在伤害。

事实上，此一信任属性也是不少反对者主要论证的依据。然而，反对者的态度是过度的不信任，那将是两岸的悲剧，此已毋庸多言。

对大陆来说，依赖属性同样也意味著受伤害的风险。二○○八年后，两岸互信增强，大陆不免担心其国际上的善意会被利用，也担心台湾如果再次政党轮替的后果。不过，与一九九○年代相较，大陆现在显然较愿意承担依赖属性下的风险。

（四）正直（Integrity），因为信任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印证，相信对方会做对的事。

黑暗中的一跃只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信任是要经过培养与验证的。就像美国前总统雷根所说：「信任，但要验证。」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相互的验证，才能建立具有正直基础的信任，也就是相信对方会做正确的事，不会伤害到我方的利益。

这四项属性都有程度高低或深浅的不同，由此可知，信任亦有深浅之别，范围之异，而且信任有时间的向度，包括开始跨出第一步，以及其后的互动。易言之，建构信任需要时间；建构信任即是在时间的向度上创造条件的过程。

本文要强调的是，因为各项交流日益密切，两岸之间已无法单独脱离赛局，而且这个新赛局提供了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既然双方无法单独脱离赛局，那双方建构信任的条件为何？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不同阶段中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建构信任的四项条件：共同性、一致性、确定性以及突破性

国际关系中信任的建构，尤其是原来敌对的双方，绝非易事，个人认为至少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共同性、一致性、确定性以及突破性。

共同性，主要是指双方战略利益的交集而言，而且有两个层次，包括两岸层次以及政党层次。个人认为，这两个层次战略利益交集的相应程度愈高，就愈容易发展信任关系。

从两岸层次来看，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认为两个民主政体之间比较不会有战争。就两岸政体而言，一个是民主政党，一个是非民主政体，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建立信任上，本来就比较困难。然而，从两岸各自内部的发展阶段来看，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利益，那就是「和平」。大陆在崛起的过程中，相当重视和平的形象，不希望造成周边各国的疑虑，因此过去有所谓「和平崛起」的说法。事实上，大陆一方面要处理棘手的内政问题，一方面要面对复杂的国际情势，两岸之间维持「和平」的状态，符合大陆的战略利益。至于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那就不必多费篇幅了。

「和平」的战略利益交集，一方面使双方即使在敌对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踩红线，避免走向战争，另一方面，提供了双方建构信任的可能性。只是对中共来说，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战略利益，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两岸在这里找不到交集，那要建构信任，恐怕也只是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这也是民进党与大陆始终无法迈出信任建构第一步的原因。换言之，就民进党而言，这两个层次的战略利益并不相应。

就九二共识而言，国民党始终认为其内涵为「一中各表」。诚如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所说：「共产党的立场是『一中』，不谈『各表』；国民党是『一中各表』；而民进党是『各表』，不谈『一中』。」对国民党来说，九二共识象征的是两岸之争议并非统独之争，而是价值与制度的议题，就像国统纲领所说以追求「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为目标，这也是九二共识从开始至今始终不变的重要意涵。在这一层意义上，九二共识代表了两岸层次与政党层次战略交集的相应性。

无可讳言，九二共识为两岸之间的一个中国内涵争议，提供了一个解套方法。事实上，两岸目前也无意深究一个中国的内涵，因为重要的不是它的内涵，而是前述始终不变的意涵，这也是大陆一直宣称只要民进党接受九二共识，即可展开对话协商的主要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二共识是一个搁置争议的良策，只可惜，民进党一直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使两岸层次与政党层次的战略利益无法相应，成了和大陆展开互信建构的障碍。

足够的战略利益交集只是建构信任的必要条件而已，不能忽略其它的条件：一致性、确定性与突破性。就一致性而言，包括了时间前后的一致性、言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亦为一种可预测性，即可降低对方心理上的不确定感，有助于信任的建构。

以民进党为例，陈水扁总统自二○○○年执政后一开始，虽曾展现一些善意，例如宣示「四不一没有」，在接见美国亚洲基金会会长傅勒时表示愿接受九二共识，成立跨党派小组，提出统合论等等，但实际上陈水扁总统各种说法翻来覆去。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陈水扁总统说：「绝不接受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不但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而且是亡国。」二○○二年八月三日又提出「一边一国」的说法，随后并开始推动公投法以及所谓的催生新宪法的公投主张。民进党政府不仅言语前后不一，言行也不一，例如一连串所谓「切香肠」的作为，都使民进党政府无法取信于大陆。雷根说：「信任，但要验证。」孔子也说：「听其言，观其行。」显然，民进党政府在这一方面经不起验证。

九二共识形成前后的历史也可以说明一致性的重要性。自两岸开放交流之后，彼此有接触之需要，但双方都有疑虑。由于李登辉总统是新领导人，大陆不能十分确定他的意向与态度；而台湾方面也对大陆一国两制的统一主张心存疑虑，因此双方都相当谨慎。由目前的资讯来看，李总统与大陆之间的密使往来，是建立互信的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一九九○年成立国统会，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过国统纲领，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通过「一个中国涵义的决议」，可以说，当时政府言行一致，前后一致，因此虽然双方对于是否要将一个中国原则落诸于协议有不同意见，最终大陆也同意各自用口头方式来表达。因此，九二共识既是双方之前建立互信的一个总结，但也是双方之后检视互信的一个根据。

双方虽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了辜汪会谈，但两岸的矛盾也随之产生。当时的大陆，态度强硬，立场僵化，漠视台湾要求的政治实体地位，拒绝台湾对两岸现状的界定，否决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的尊严与需要，台湾方面感受不到善意，自然感到不满。至于台湾方面，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浪潮汹涌，李登辉总统接受司马辽太郎的专访、访问康乃尔大学的言行，也加深了大陆方面的疑虑。此时的九二共识，由于双方没有互信，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确定性，可以说是两岸在政体不同的情况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所谓确定性，是指一种正式的、组织的决策，而不只是领导人的谈话而已，它同时也必须是无法挽回（irrevocable）的表示。

在九二共识形成之前，不论是国统会的成立、国统纲领以及一个中国涵义决议的通过，都是一种确定性的表达，因此有助于九二共识的形成。

二○○五年连战主席与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共同发表了新闻公报，其中包括了两党共同的体认（战略交集），也揭橥了两党要促进的五项工作，亦即五项和平共同愿景。这一份新闻公报，不仅是双方共同发布，而且后来并成为两党的正式文件，马英九在二○○六年继任党主席之后，亦将其列为政纲，这都是一种确定性的表示。此一新闻公报，不仅提到了「九二共识」，也提到了五项共同愿景，包括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会协商。由此可知，此时的九二共识已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五项共同愿景并存，可以称之「五加一共识」，这也是二○○八年后两岸关系往前推进的重要基础。

再以民进党执政时为例，陈水扁总统个人的一些表态，还不足以构成确定性，它必须经过民进党内部或政府内部组织程序所形成的政策，才能够做为建构信任的基础。民进党有关台湾未来的决议，从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到正常国家决议文，都与大陆的战略利益有距离，除非有新的决议文，并且与大陆找到战略利益的交集，才能建立确定性。

我们从中东长期以来的冲突即可了解，敌对双方欲求建立信任，阻碍重重。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立信任的一方就必须采取足以让对方改变认知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往往必须成本很高，或者说具有突破性。例如苏联戈巴契夫在冷战结束前所采取的一连串行动，都是西方世界当初始料未及，具有相当的突破性，也加强了西方对苏联意图的信任。

一九九○年代初期，两岸的战略利益交集较广，李登辉总统与对岸开始建立密使往来，这就是一种建立互信的过程。我们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个互信促成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成立、九二共识的形成，以及一九九三年的辜汪会谈与四项协议的签署。

但很可惜，在李登辉总统坚持访美之后，由于一致性受到怀疑，这个脆弱的互信被破坏。此后双方皆有想要重新建构信任，因此才有一九九八年的辜汪会晤。然而一九九九年李登辉总统发表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谈话，使两岸的战略利益交集大幅缩减，信任完全消失。

这种情况到了二○○○年民进党执政后，依旧没有改变。总而言之，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与大陆虽然是多次赛局，但双方的战略利益，除了和平之外，几乎是南辕北辙，建构信任可以说是十分困难。民进党虽然以「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了「台独党纲」，但突破性不足。至于中共，统一的大目标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手段而已。由于缺少了这个互信的基础，双方都无法突破囚犯困境。民进党采取烽火外交，大陆也同样用攻势回应；民进党推动公投法，大陆就制定反分裂法，就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

从突破性的角度来看，九二共识已成了民进党与大陆开展互信的试金石。二○一二年大选之时，九二共识再度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许多企业界人士纷纷表态支持九二共识。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时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这个长期的态度已经使九二共识成了民进党难以跨越的门槛。换言之，九二共识在民进党与大陆之间，既是试金石，亦是门槛。

二○○五年连战主席的和平之旅，也堪称是突破之举，因为当初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全力反对与打压，企图将其与投降与卖台划上等号，尤其大陆刚刚在三月通过反分裂法。其次，自一九四九年后，从未有中华民国的政治领导人踏上大陆领土，连战主席是第一人，不能说不是突破之举。最后，和平之旅也代表了国民党对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新认识，也反映了两党彻底切断了一九八七年以前那种零和的斗争思维。

结语

回首两岸二十年岁月，反而让人对未来有拨云见日之感，尤其是九二共识的意涵，放在这二十年建构信任的过程中来看，更显示其价值。

对民进党来说，九二共识成了与大陆展开互信的试金石与门槛。

对国民党来说，九二共识提供了两岸层次与政党层次战略交集的相应空间，但九二共识仍需要其它信任条件的支持，才能发挥其效用。二○○八年以来，两岸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其效益已然显现，但由于两岸规模与实力差异，仍宜稳步前进。我们也可以预期，未来的两岸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信任属性的深化，以及信任条件的突破，尤其是在「正视现实」这一点上，才能为两岸和平繁荣创造可长可久的坚实基础。

九二共识至今已二十周年，但两岸合作才四年余，二十年后又会是什么景象？现在或许无法清晰描绘，但我们期待，除了九二共识之外，两岸会有更多的共识，更广、更深的互信，当然，它也会为两岸带来更多、更大有形与无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