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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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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两岸中华文化的社会实践之桥—以公益性(非营利性)民间社团为合作、交流、对话的新领域■文/朱瓯(海基会顾问)《交流杂志101年10月号第125期(历史资料)》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关系曲曲折折,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尤其自二○○五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开启和平之旅,二○○八年国民党重新赢得执政权以后,短短不到五年时间,两岸经由两会(海基会、海协会)协商举行了八次会谈,签署十八项协议,达成两项重要共识。两岸关系已由单向变成双向,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成全面性的交流,由短期变成中长期的规划,由非制度性走向制度性的机制。凡此说明了一个事实:和平与合作成为两岸关系不可逆转的趋势与主轴。持平而论,未来的两岸关系也必须建构在和平与合作的基础上,开创一个新的格局。那么此一新格局又是什么呢?

以扩大合作与对话拉近距离

在后ECFA时代,有些人期许政治谈判时代的来临,但问题在于,究竟是短期内直接面对长期所存在的政治歧见,开始进行政治议题的协商?还是继续暂时搁置争议,本著「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的原则,透过经贸、文化、社会等民生议题,深化协商与扩大合作领域,来增进民间团体的交流对话,以为未来可能的政治谈判创造有利条件?相信以后者为选项较能获得多数民众支持。

两岸毕竟经过六十多年的分治,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两岸心灵的差距并非仅仅基于政治体制的迥然不同而已。台湾民众常说:「呷紧弄破碗」,两岸之间需要的是时间与机会。因此,有识之士,莫不寻求从扩大合作领域与民间团体的交流对话来拉近彼此距离,谋求聚同化异。

公益性社团的盛行 开放社会的必然现象

台湾已经过了威权转型,在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走向今天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的时代。各种自发性的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尤其以非营利性、公益性社团最为突出。民众热心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对社会议题的专注投入,形成了民间社团在「公共领域」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逐渐出现自主的「公民社会」,形构了台湾「自主意识」的一部份。此一转型的关键分水岭就是戒严令的解除。

台湾自「解严」以来,将宪法保障的「集会结社」之权,还诸于民,因此释出了大量的生命力与社会力。民间纯公益性社团比比皆是。此种民众团体,学术界称之为「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基本的特质在:

(一) 是一种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理想的独立性、公益性的民间社团。 (二) 是一种有别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而存在的「第三部门」的民间社团。 (三) 是一种不以谋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用以补充政府能力之不足,增进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民间参与力量的民间社团。

现代意义的NGO出现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此一概念正式引进大陆则在一九九五年。当时由于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依国际惯例应于同期同地召开国际NGO论坛。由于此一概念的引进,才有日后大陆一九九八年《社会团体登记条款》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公布,民间组织正式得到政府官方的承认与合法性。

虽然由于大陆政治体制的不同,我们不能以西方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来了解大陆民间组织的性质,但也必须承认,随著改革开放的脚步,大陆确实在经济繁荣、教育提升、社会多元方面取得了成果,激发了民间社团的成立。「大陆式的非营利组织」在实际操作上确实也有不同于政府及企业的社会组织功能,其活动领域涵盖甚广。惟就整体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运作而言,大陆的非营利组织还处在起步的阶段。

当一个国家经济富裕,教育普及之后,民众的需求绝非单纯停留在温饱的阶段,必然提升为参与的满足,实现愿望的满足,更进而要求政治的民主化。「非营利性社团」的盛行与「公民社会」的形成,都伴随著民主化的节奏同时并行。此一转型过程,台湾累积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

国家政治经济的变迁必然与时代的脉络潮流相呼应,台湾走过的转型变革也必然是大陆即将要面临的问题,台湾经验或许可以提供很多的借鉴。非营利性民间社团既是多元社会的必然趋势,两岸何不就此相互交流切磋共同的课题,诸如:法规政策的拟定、募款监督的机制、组织的设计、运作与管理、人员培训等。建全的民间社团,有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提升人文的内涵。若问,两岸之间最大的差异何在?那就是价值观的不同,是在政治体制下人们自我实现的价值感不同。我们何不从此处去磨合两岸的「求同」呢?

儒释道在台湾的社会实践:志工文化

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散布在台湾各地,激发了台湾民众贡献自己、服务社会的理念,形成台湾普遍存在、充满活力的「志工文化」。兹举四项为例:

(一)慈善救济:以慈济功德会为例

众所周知的慈济功德会,起源于一九六六年证严上人于台湾花莲,以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精神创立慈济。初期由六位同修弟子,每人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三十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五角钱,投入竹筒里,开始了慈善济贫的工作。四十几年来慈济的志业,由慈善而医疗、教育、文化,同时投入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社区志工、环境保护的活动。活动的范围从偏远花莲一隅开展,至今全球五大洲,已有四十七个国家设有分支会或联络处。慈济人以感恩的心,付出无所求,为每一位受难者真诚地关怀与安慰,迄今援救过七十一个国家地区。就以大陆而言,慈济功德会自一九九一年华东水灾开始,就持续在大陆为贫苦百姓奔走。为贫困儿童助学、帮助旱地凿井浇灌、照顾孤苦老人、参与扶贫计划、投入灾后重建、执行迁村大计,其投入只为公益无求回报。

(二)教育兴学:以爱心第二春基金会为例

现任监察院院长,前财政部长王建创办「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爱基会),在大陆各省办高中,实施「捡回珍珠计划」,专收品学兼优的清寒子弟,在校三年的学费、食、衣、住、书籍费全免。在王建眼中,这样的孩子好像一颗被丢到垃圾筒的大珍珠,要把他们捡回来。况且在大陆献爱心,有助于促进两岸和谐。

爱基会主要业务在推动以「教育」为主轴的公益慈善工作,因为教育是让贫苦人士改变人生的工具,是国富民强的基础,是整个人类向上提升的钥匙,所以教育是最伟大的慈善事业。目前爱基会在台北设有台北市内湖社区大学;在花莲有分事务所,负责花莲及台东原住民国中、国小学生课后辅导,并实施品格教育及修缮爱心图书室;在高雄市设有分事务所,负责众多社会爱心教育工作,尤其是老人关怀。

(三)造桥舖路:以嘉义行善团为例

一九六五年初,嘉义一群默默行善的人士,以行善堂名称,利用晚间人车较少时,于嘉义市街道间修补道路坑洞,埋设水沟盖板;于白天时,修补偏远地区吊桥,以及至救济院与孤儿院施米济贫。从一九六八年初,在圳头里玄天上帝庙前兴建第一座桥开始,迄今已完成了一三八座桥。

造桥、舖路、施棺及济贫是中华民族传统上认定行善的行为,行善团以社会服务(造桥、舖路)及慈善活动(施棺)为宗旨,发扬社会仁风义举、净化人心,并结合群众力量,造福乡梓。造桥功德金每三个月一人捐一百元聚沙成塔。目前行善团是配合政府推行基层建设之不足,人人出钱出力,共同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交通安全方便,使农产、山产运销机械化,节省人力、促进经济繁荣、增加百姓财富;而团员造桥作业如郊游般快乐,而且人人得以强身健体。这种行善方式和一般捐钱、捐米或助印书籍的善行是一样的,但却显得更有意义。

(四)医护救助:以台湾路竹会为例

「台湾路竹会」于一九九五年始于牙医师刘启群先生发起的非宗教性、非营利性之民间社团。号召台湾各地有志愿服务于偏远部落与国外开发中国家的医界人士与义工,组成医疗服务团。透过义诊、宣导健康卫教观念等方式,在世界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实现人道关怀。

路竹会初期服务以台湾偏远山区的医疗为主,足迹遍布全台各部落及九二一地震灾区。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基于医疗无国界以及人道关怀的理念,路竹会开始筹划到国外帮助急需医疗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九九九年,马其顿科索夫难民营义诊成为路竹会海外义诊的开端。二○○○年,路竹会正式将服务延伸至海外需要医疗服务的国家。路竹会于二○○七年成立美国分会,期望藉著充分的国际合作经验,能与国际性组织合作,参与健康、医疗等国际组织计划。

路竹会例行每个月在台湾进行一到二次的国内义诊,包括上山为原住民义诊;平均每两个月出国义诊一次,每年都会到非洲、中南美洲、东南亚国家,足迹遍布全球约四十个国家。

以上所举只是寥寥数例而已。在台湾,民间的慈善心并非全数起源于宗教感化,孓然一身的荣民捐出身家财产、收入微薄的菜贩省吃俭用,历年捐款累积达千万,因此登上TIME杂志,这就是台湾基层社会的人文写照,人生的价值观,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儒释道精神的社会实践。

以两岸公益性民间社团为合作、交流、对话的新领域

无论是非营利组织(NPO)或是非政府组织(NGO)都不是中文固有的词汇,它是西方制度、背景下的产物。但大陆向来有民间结社的社团,只是不同时代政府赋予不同的组织、性质、功能与控制。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对民间社团组织的管控,运作各有不同角度。在大陆,中共一直控制著政治经济生活,包括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但随著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进步变革,近年来,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出现了一种由民间自发产生,并迅速发展的社会力量。大体而言,大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三大趋势:

(一) 由「政府选择」模式转变为「社会选择」模式。 (二) 由「由上而下」的NPO转变为「由下而上」的NPO。 (三) 社团组织的设立与发展,更贴近现实社会的需求,且逐渐在资金、人力、运作等方面,朝向独立自主。

在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也占有重要的影响力,范围包括了教育、文化艺术、医疗保健、福利、宗教、人群服务、环境保护、动物保育、社会公利等等。源于此,若能借由两岸公益性民间社团为合作、交流、对话的新领域,或可增进两岸感情,强化和谐社会。理由如下:

(一)公益性民间社团的基本特征是利他的,非谋私利的(非营利性质)。参与成员基本上是志工性质,本于奉献自己,服务社会,与人为善,包容异已的情怀来参与社会建设。因此,促进活络的公益性民间社团活动,更能提升人的自我成长与价值观,有利于「和谐社会」的真正实现。 (二)公益性民间社团的基本特征之二是非政治性的。正因其为非政治性,所以更能绕过政治歧见,避开主观争议,在客观的社会议题上心平气和地交流、对话,谋求目的事业的融合与一致,进而凝聚共识。 (三)两岸在「非营利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上,虽然有实施时空先后与「政府管制力」介入程度的不同,但期许公益性社会团体,能投入建构和谐社会的工程,有助提振世道人心,发扬以人为本精神,其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扩大其中的合作领域,增强其民间团体的交流与对话,必能拉近两岸民心的距离、价值观认知的差距,有利于彼此的融合。 (四)大陆幅员广大,任何灾变事故的急难救助,不可能事事靠中央或省级政府介入,必须有赖于民间的自愿自发自救救人。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政府也需要一种新的民间社团组织,来沟通政府和分散的个人,以减少社会的管理成本。而此一心态的转换,是基于「文化」及「价值观」的认知而来。相对于大陆,台湾地区幅员较小,但台湾民众长期培养出来的人文思维,反映在具体的民间团体上的表现,就是以「志工文化」的精神涵养,投入社会的建设。累积出来的经验与实例,不胜枚举。两岸的合作,若从这个角度切入,相互取长补短,从民间开始,提升心灵的层次,共促和谐社会,岂不更能融合两岸现存的价值观差距?

为政治对话创造有利条件

两岸分治六十多年,台湾在文化层面的特质是:保存最完整的中华文化,同时融合著移民社会的特色与西方元素的影响,近廿年来,还加上新移民带进来的东南亚文化。这些文化相互冲撞,相互包容,互为影响,和平共处,形成了今天台湾海纳百川的多元特色,形成了人我之间相对地重视诚信与亲切的市民素质,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写照。这就是台湾累积出来的文化软实力。

两岸未来的走向,不应由政治上的强弱众寡来决定,而应由经济的互利合作,以及文化与价值观的相容相映来创造有利的条件。就两岸现状看,公益性民间社团组织投入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彰显人的善良面与价值观,最容易拉近彼此距离。虽然两岸政经体制不同,但也都先后经历变迁与改革的历程,激励人性的光明面以宏扬中华文化,促进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其目标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八○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检视一个国家社会是否现代化的另一种指标,两岸如能透过公益性民间团体的合作、学习、交流、对话,岂不更能融入彼此基层社会的互动,有利于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有利于为未来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民间和谐条件?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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