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而言，当前所处理的情势是一个新兴强权正在崛起，原来的霸主依旧强大，是以两强之间在各个层面都形成较量，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对比。但这就是崛起的过程，也是崛起的必然代价，北京想要崛起就必须有自己的全球战略。本文从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外交政策和对台政策来检视其战略。

「十八大」人事布局之全球意义

中共「十八大」是继二○○二年「十六大」之后，第二次的权力和平移转，在政治学上自有其意义，特别是九人常委减为七人常委、前总书记胡锦涛的「裸退」以及接班梯队的安排。

一、常委减员：从中共的政治运作来看，每次换代交班时，扩增集体领导的位子，增加各方参与机会，可以使更多人马获得晋升，在操作上自然对现任的主政者有利；反之，减少位子，使得原本自认与有机会者落空，这就可能增加现任主政者的困扰。从此一逻辑来看，一九九二年中共的「十四大」，邓小平将原来「总书记制」改变成为集体领导制，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有其大胆的创意，也有派系包容的便利。

到了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将集体领导从七人扩大为九人，则大大增加了「十八大」既要「换代交班」，又要「常委减员」双重制度建立的困难。从此一意义来看，「十八大」的权力和平移转较之「十六大」困难得多，我们相信这也是海外不断传闻各种版本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共「十八大」的权力和平移转，更具有指标性意义。正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唐纳威（Steven Dunaway）评价说，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诞生标志著中共再一次按照自己的模式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这已经足以载入史册。

二、彻底引退：前总书记胡锦涛的「裸退」，是中共「十八大」闭幕式之后的大高潮。当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公布选出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正式标志著胡锦涛完全退下，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人。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胡主席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尊重胡主席的意愿同意请求。」

据云，胡锦涛在做出「彻底引退」意向之时，还反复强调了两点主张。其一，无论曾经是否位居要职，卸任后绝不干预政治；其二，包括军委主席在内，今后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延长引退时期的人事例外。此两点，最终在内部会议上获得了共识。

三、梯队接班：在「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中，我们可从发现在政治局委员中出生于六○年有二位，即胡春华、孙政才，五○年代有十二位，四○年代有十一位。此一安排即中共所谓的梯队干部安排的设计，以便在统治路径、治理经验、政策延续等方面尽早储备人才、训练人才、培养默契，以利交棒，顺利接班。

梯队接班从行政施行、国家治理的角度有其一定的长处，所欠缺的是政治的合法性。然而，卅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极为落后的大陆，跃居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所得从百元美元到今天的四千美元，不论大陆内部的合法性如何，此一政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都值得全世界重新认识。

中共已经建立了从上到下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加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现代的中共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公开的考试或征选：进入干部体系之中、在晋升初步内部考核、内部指标评估、较小范围内投票、胜出后为候选人、公开征求意见等程序，来产生一般干部。在干部中有望成为领导人的，另有一套培养、考核的办法。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干部培训的组织之一。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本月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每二十年会遭遇一次，正好提供了廿年为一期的中、美的竞赛。回想一九九二年迄今的两强发展，中、美的距离是拉大了，或是缩小了，应该都有客观的答案。
大陆的经济奇迹已为世界关注，但大陆的政治制度改革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次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应该是大陆的政治发展对全球化意义的初步展示。二十年后，到二○三二年，可能看得更清楚些，届时「北京共识」或许才能真正在平等意义上与「华盛顿共识」对话。

中共外交政策的全球化意涵

大陆作为上升的强权，其外交政策自然深受关切，特别是近年以来，由于大陆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地调整了原来的国家利益观和国家的安全观，于是就对周边的国家侵占大陆海岛、海礁的行径，从原先的可以容忍，到如今的不再容忍。加上美国也正好将其外交政策重心移回亚洲，有意无意地鼓励大陆周边的国家，依靠美国挑衅大陆，因而大陆在近年以来和周边国家的海上纠纷和摩擦，也就越来越多。

细读中共在「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揭示的外交政策，虽然字数不多，但是似乎可以感觉到中共在真正意识到大国之后的外交政策，与以往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外交观」，还是存在落差。

首先，中共的「外交观」是以一种地球发展的观点出发，作为中共外交观的基点，与以往只是从国际框架来讨论其外交政策，并不完全相同。展现出中共外交的最终目的是在追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其次，中共的外交原则仍是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但是有鉴今后中共在发展的过程中，挑战十分的严峻，是以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纠纷时，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此一部份配合上中共的国防政策开宗明义就说「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可以说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强硬声音。

其三，在国际纠纷中，中共的主张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种表示显然比之以往「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似乎也有所修正，因为「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是以他人的选择为主，由于不干涉内政的铁则，所以「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就是他国政府的选择，结果常常在许多地方，与西方国家相互矛盾，陷入被动。如今修正为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自然增加了北京在国际纠纷时的弹性，特别在中东的议题。

其四，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承诺上，大陆将采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这也与以往所持「共同而有区隔」或是「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说法，有了明显的改变。这说明北京在事关地球生态、人类共同的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更自信，更负责的态度去面对。

其五，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上，北京则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凸显北京在全球的经济事务上，希望参与更多，争取更大的发言空间。这与以往强调大陆是国际规则得利者的立场，已经有所调整。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代表中共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其六，在处理外交议题顺序上，和「十七大」的「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次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再到「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的顺序一样，这就是说，北京在今后仍是以大国关系为其外交主轴。北京今后追求建立的是「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与「十七大」的「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明确不同。

历史上「既存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免不了相互猜忌、冲突甚至战争。北京认为在二十一世纪，自身的崛起自应避免重蹈覆辙，所以强调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挑战美国霸权，建立共存共荣、互信互赖的合作关系。

综合而言，北京的外交政策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表现出参与、对话和调整的自信，似乎代表了中共的外交虽然仍将低调，但已经不完全是「韬光养晦」，而是「低调积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北京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有可能为全球化带入不同于西方的声音。

全球化战略下的对台政策

中共「十八大」结束了，北京的「对台政策」可说是「胡规习随」，从中共历次的政治报告来看，「对台政策」段落从国防段落，到外交政策，再到港澳台并段的章节安排的形式，几乎很难找到明显的「新意」。此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习近平上台的「对台政策」延续维持现状的方针。

首先，观察「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的涉台内容篇幅，代表了北京当局希望台湾议题，保持是个「小问题」的特性。两岸关系在北京领导人的眼中是核心利益问题，但非优先性问题。

其次，「十八大」政治报告对台政策内容，强调了「和」字。中共在今后十年将面对纷乱纠葛，复杂万分的内外各种麻烦，而两岸关系又是北京周边，难得的平静与和平。是以台湾议题十分强调「和」局，文本的一开始就强调要全面贯彻，巩固深化，创造更充分的「和」的方向，末了重复加重「反独」呼吁，都是聚焦在「和」。

其三，「十八大」政治报告的文本内容，强调了「做」的精神。全文共五段，除第一段是政策历史的缕述之外，其后就是政党交往；再后是交流合作和制度建立、加强认同、增进福祉，都是在对台工作方面的努力。

因此，可以有如下解读：

第一，「十八大」对以往的对台政策主导下的两岸关系是肯定的，因而在战略方向和政策取向上，是不会有变化的。

第二，「十八大」延用了大量以往，特别是胡锦涛主政以来的对台用语和号召，如和平发展、一中框架、加强制度建设、探讨统一前之政治关系、共同家园等，因而也宣告了「习随胡制」的延续性。

第三，「十八大」对当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战略及和平发展的现状，都是肯定的。因此，后续的对台工作，必然是以现有作为基础的深化、巩固和全面贯彻。

那么习近平的第一任，在两岸关系上，想作什么，能作什么？

由于习近平长期没有接触，也不分管对台工作，加以目前政策正有效推动，是以习的「想作」，就可能是在既定方针上调整不足，深化推动。

从调整不足看，表现为「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对「台独」，中共的用词从最早的必须「废除」到「放弃」再到「不主张」，可以看到中共对「任何政党」的「主张」，虽然坚决反对，但在对台工作上，已从要求客观作为转到主观认定的务实化统战过程。与之呼应的是有关「一中」主张，从「回到一中」到「在一中原则」，再到「认同一中」，也是一个以主观认识的务实化过程，这就说明了与「任何政党」的「交往、对话、合作」是习近平想作的事之一。

从深化推动看，就表现为「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制度建设。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然而，显然地，这是战略性要求，而非战术性要求，所以只要没有做到，中共的文本就会不断地提出，不厌其烦地要求，以创造水到渠成的客观环境，一如以往的「三通」的说法。

那么习近平的第一任，在两岸关系上能作什么？配合马总统自己提出的目标，加速落实，就是习近平能作的事。首先是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这是两岸在和平发展时期，制度化安排之前，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对台工作。一旦两岸两会互设了办事处，两岸关系就跨过了和平发展的不可折返点。其次是文化交流框架协议，这是两岸继ＥＣＦＡ之后的第二个心理目标。如何让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中华文化以及让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中华文化，有序交流，相互碰撞，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茁壮，是习近平主政浙江的努力方向之一，看来应该也是习近平能作的事。

总之，「习随胡制」是既定方向，工作微调是人之常情；若有巨变，主要的关键在台湾的二○一六选举，其他变数则是中、美关系。在美国将政治重心移回亚洲之际，台湾在美国的策略设计中，究竟被赋予何种功能，迄今未明。如果是被赋予政治的角色，则两岸双方仍有可能出现新的冲突，这是对台湾不利之事，台湾必须及早筹谋。

台湾的角色在「文化」

中共崛起需要良好的「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中共可以专心专注地致力于国家发展的环境。以往的战略机遇期，更多是得自外在结构所提供的机会，而今的「机遇期」，除了外在结构之外，必须包含自己主观的努力。例如，在发展的问题上，大陆目前内部还有多个方面需要调整和转变，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其他领域发展并不同步，所以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面改革，才能理顺关系，增加机遇。另一方面是必须有全球的战略规划，从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策略多个层面努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从此一角度讨论两岸关系，台湾的角色就在「文化」，是以在现阶段，两岸当局除了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外，文化交流的框架协议才是长期性极重要的工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