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抗争不断出现，再加上网际网路的催化，使得中共将「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拉到施政的前沿。近年来不断强调的「社会管理」，成为考核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建设」也被提升到空前的重要地位。就此看来，社会的「维权」与政府的「维稳」，是当前观察大陆政经社会发展的重要主轴。

社会抗争之概况

近十余年来大陆社会抗争急遽增加，已成为外界观察大陆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指标。按照公安部二○○六年一月公布，二○○五年未经批准的群体游行、示威、集会活动计九万六千件，但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未见中共当局公布相关数字。根据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孙立平教授估计，二○一○年共发生十八万起社会抗议事件。我们也发现，各种社会抗争议题涵盖征地不公、干部贪腐、劳资纠纷、环境保护、消费者、社区权益、种族议题、民族主义或是突发事件等，也涉及各群体阶层。更重要的是，社会抗议事件规模与频率不断增加，大陆俨然成为研究者笔下的「运动社会」（Movement Society）。

目前看来，大陆群众抗争有以下特征：抗争主体多是社会弱势、抗争因素多属生存权、抗争对象多针对政府、在国家强力管控下缺少组织性反对，以及外国势力难以介入大陆内部的社会抗争等。近年来我们也发现，众多社会抗争事件中，群众使用的是打砸烧抗议对象（政府机关或企业）、制造冲突、攻击警察、瘫痪交通等暴力方式的频率增高。二○一二年间，多次大规模抗争中也突显出此种特质，包括四川「巴中事件」、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的四川籍民众抗争、四川「十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与宁波「ＰＸ事件」等。此外，我们也可看到近来的抗争事件中，抗争议题透过网路，逐渐形成跨区域与跨阶级运动，群众抗争技巧也有所提升等趋势。

「十八大」社会管理的观察

从「十八大」来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中共面对此种情势的反应，一是《政治报告》的内容，另一是组织人事的调整。首先，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稳定方面的主题是「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我们可看到两个主轴，第一个是透过「民生建设」，包括教育、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改善来缓解社会矛盾。第二个主轴是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相较于五年前的「十七大」报告，不论在字数、内容与概念界定上都更加强调「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由党国主导的「社会管理」被拉到与「民生建设」同等重要的位阶，代表著社会矛盾光「缓解」是不够的，仍须积极地对社会进行「管理」才行。

从组织人事来看，过去十年来「政法委书记」成为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各种关于「政法委」扩权、维稳经费大增的议论不断，而「社会管理」职权理所当然地交给「政法委」，也引发「专政机关」掌管理应柔性创新的「社会管理」之议。再加上「薄熙来事件」的催化，使得各界多呼吁「政法委」权力必须有所限缩。我们可发现，二○一二年以来在各省市常委换届中，多数原政法委书记未进常委，或政法委书记由非政法系统的官员转任；在「十八大」出炉的七位政治局常委中，也改变了之前政法委书记「入常」的状况。从地方到中央，代表强制力量的「政法」系统权力受到约束，可能隐含著「社会管理」的内涵出现「质」的变化。此外，在政治局常委中依然保留主管意识形态与宣传的一名常委，代表著中共对于对社会稳定有所影响的舆论与思想阵地的掌控，是绝不退让的。

社会管理之评析

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情势与多元崛起的社会力量，中共虽逐渐淡化「专制力量」的使用，但「党国主导」的「社会管理」却是更加积极地推进。针对当前大陆社会管理机制，本文认为有几个值得思考之处：

「维稳」与「维权」的竞速

近年来，社会的「维权」与政府的「维稳」较量不断，而不只维权的代价高，维稳的成本也极大。作为面对社会稳定第一线的大陆地方政府，夹在「由下而上」的「维权」需求与「由上而下」的「维稳」要求之间，可说是「社会管理」最为重要的环节。当前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改变，主要是因为「维稳」成为「一票否决」指标的效应逐步扩大，各地也增加相关经费。「维稳」经费的增加将对教育与医疗经费产生「排挤效用」，同时，投入在维稳方面的经费越多，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钱就可能越少，蕴积的社会矛盾也就越多，维稳的紧迫性也就越强。因此，在干部考核压力与官僚自利动机驱力下，社会矛盾的解决不是透过「疏导」，而是透过「维稳」体系的建构与「维权」竞速。

网路：水能覆舟亦能载舟？

随著社会矛盾的发展和信息科技的进步，大陆民众通过网路「拷问」政府部门的频次和深度日益增加，特别是微博所产生的「临场感」使得相关事件的公共性、社会政治效果都被强化，并形成了所谓「围观改变中国」的态势。针对此，官方一再透过各种网路「管理」加以约束。

近日我们看到一些变化，在习近平上台后一连串「整顿吏治」的作为中，「微博反腐」成为亮点。「十八大」之后，大陆「网路反腐」多处开花，引发一波又一波网路围观热潮，遭「微博」举报的各地贪腐高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遭到查处落马，其中包括副部级或正厅级的官员，显示网路已成为中央藉民众之力监督政府的重要管道，而「微博」甚至被大陆网民称为「第二中纪委」。但这也突显出，既有的制度无法解决问题，不法官员的恶行必须被完全披露在公众眼前，才能引发全民监督及上级不得不处理的压力。

缺乏真正的「社会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政府、企业、ＮＧＯ和公众各行动者透过跨界合作，用创新的方法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来，各类社会组织与群众的参与，往往是社会稳定以及建构社会安全网的关键。我们虽然看到中共强调「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也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近年来也看到包括广东、上海与北京等地在社会组织管理上的放宽，但在「党委领导」与「政府负责」的主导下，各种看似「松绑」的作为都隐含著「再管制」。因此，公私协力与参与式治理都被限制在党国体制的政治框架中，真正的「社会」注定将受到忽略。

社会管理涉及政治改革

既然社会管理由党国主导，要改革的议题与对象也都涉及「政治」。近年来官方文件不断提及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打破垄断、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与加强廉政建设，这些均是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基础，但无一不涉及政治改革。目前诸多加深与扩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源头，都是与党国体制有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垄断性部门，意谓著改革最终将遭遇的会是政治问题。现阶段「政治改革」进程缓慢，社会力量快速崛起且愈趋多元的状况下，社会管理的难度将愈来愈高。这方面的改革要推到何种程度，将会严重考验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能力与意志。

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前大陆各类社会问题均环环相扣，且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特质，而目前各种社会问题虽不致成为影响中共政权的稳定的直接因素，但却可能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竞权的议题」。换言之，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虽来自社会部门，但会对其造成挑战的却是「国家本身」，因为国家机器不是铁板一块，而统治集团亦非凝固的整体，特别是不可能再出现「强人」的新一代集体领导中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