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四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是世界级的大事。连续四天各国政府与媒体一起摒息瞩目这场即将改变两岸关系的盛会。当时任教政大外交系的我也决定前往一探究竟，增长见识。在新加坡几天，我积极参加所有公开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看的顶多是热闹。真正的门道要到好几年后才逐渐体会出来。

今天我认识到，二十年前的辜汪会谈其实对当时台海双方的领导人（尤其是台北的李登辉总统）都是最大的冒险。它是两岸对立斗争四十余年后达成的最大的妥协。各自也向对方展现了最大程度的善意。这三个「最大」能够出现，固然有当年特殊主客观环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两岸双方的主观努力。

最大的冒险

辜汪会谈的源头必须追溯到蒋经国总统逝世前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也就是经国先生逝世前两个月，他开放台湾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决定，替后来初任大位、立基不稳的李登辉总统扫除了两岸和解新政策的障碍。根据后来陆续披露的资料，李上任才三个星期，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北京基于李曾在二战后参加共产党的经验，就积极派人接触住在香港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希望由他向李牵线。经过两年多的相互摸索及建立互信，南老于九○年九月返台面见李登辉。十二月三十一日李登辉就派他最亲密的贴身秘书苏志诚赴香港与大陆代表在南老寓所进行第一次会面。至九五年康乃尔访问及飞弹试射为止，两岸密使在两边不同地方密会了二十七次之多。

密使会的实现，主要是因为台湾与大陆的大小环境都发生重大的质变。在台湾部分，蓄积数十年能量（当时台湾与大陆ＧＤＰ对比是一：三）的台湾民众渴望走出台湾，迈向大陆，也走进全世界。李登辉就任伊始，很想藉著开创性的作为来巩固权力。美国又于九二年八月同意出售Ｆ—16高性能战机给台湾，增加了中华民国朝野的信心。在大陆部分，因为天安门事件而遭到国际制裁的中共，希望藉著把台湾拉上谈判桌，一则有利于推动和平统一的大工程，二则吸引国外资金，三则改善国际形象。所以台海双方都有足够的诱因推动关系的解冻。

然而两岸前后由八八年二月起步到九三年五月，整整走了五年的时间才在公开场合见面握手，可见自一九二一年中共建党起长达七十余年的国共斗争，在双方留下了多深的创痕，累积了多大的不信任。这个背景让双方即使避开镁光灯都依然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不敢轻易犯错。有趣的是，北京方面比较按体制办事，所以北京密使在五年间因为职务调动而变换了好几人。但据了解这些人在康乃尔事件后还是在内部承受很大的指责与压力。

台湾方面冒的风险更大。李登辉执政初期，国民党内政争波涛汹涌。在野民进党的挑战日益尖锐。民间各种自动自发的声浪也四处涌现。所以李登辉五年间始终单线领导，独裁决策，不敢知会党政体系的任何人。可见他非常清楚两岸的秘密接触在当时台湾内部政争的氛围下根本不能曝光，而如果曝光，对他而言绝对是不可承受的重。

最大的妥协

双方在九二年六月决定让辜汪两老在新加坡公开会面。此时李的国内地位已趋稳固，可以试著让新的两岸关系接受民主化中的台湾民意检验。既然公开，杂音必然增加，困难必然加大，双方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妥协就需要更大的技巧。

中共内部当时如何求取平衡，外界迄今所知不多。台湾内部的过程则因民主化而几乎大部分都摊开在阳光下。最具有指标意义的就是李登辉成立国统会，广泛纳入国民党内部不同力量、民进党及社会菁英，然后再由国统会草拟完成国统纲领，成为大陆政策指导原则。国统纲领是一个标准的妥协文件。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内大致分为「反共统派」及「反共维持现状派」。国统纲领字数不多，文字有相当弹性，以国家统一为目标，但设定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远程（协商统一）等三个阶段，而当时的两岸关系被认为还在近程阶段。至于统一谈判要到大陆「政治民主化」及「经济自由化」以后才开启。这就同时满足了统派及维持现状派的需要。大陆许多人在当时还直指国统纲领是「假统纲领」。

有了国统纲领的阶段性内部共识及随后「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决议，台北执政党就有立场，可以与中共进行四十余年来第一次的政治谈判及妥协，而且谈的正是最核心、最关键、也最棘手的主权问题，或称「一个中国」问题。

求取两岸共识的困难度，比起凝聚台湾内部共识，可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为什么九二年经过多次协商，才在十一月中旬透过函电往返—而不是一般常见签署单一文件的形式—相互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来表达彼此对「一个中国」的看法。这个后来被称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一中各表」的微妙妥协，是两岸斗争四十年来的第一个政治妥协。这个结一打开，前往新加坡辜汪会谈的道路立刻平坦起来。迄今我官方多次重申「一中各表」，而中共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据曾多次参加九○年代两岸两会商谈的我方人员透露，每次会谈开始，两会负责人都会先宣读己方对「一个中国」的定义。行礼如仪的宣读完毕，商谈才进入真正议题。

最大的善意

在辜汪会谈前，由于双方在秘密管道已经累积了不少互信，彼此都愿意做些让步。资料显示北京对台北单方面的让步特多。譬如在两件延续至今的重大事情上，大陆都配合台湾：一、针对两岸谈判机制，台湾在九一年初率先成立官方的陆委会，再成立「民间的」海基会，以担任白手套与中共握手。大陆犹豫了十个月才配合台湾的设计成立了海协会，算是认同台湾方面对谈判机制的构想。二、针对议题，北京原本希望依照它在国际上多年谈判的惯例，先谈原则再谈细节，先谈大事再谈小事。但台北却希望由小事谈起，循序渐进。北京也同意接受。一直到今天马政府时期仍是如此。

此外，依照李登辉的回忆录，举行辜汪会谈这件事，以及选择新加坡作为地点，也都是由我方在密使会中提出建议而北京接受。如果再深入检视辜汪会谈的诸多重要细节，更看得出来大陆一直在许多地方善意地配合台湾的需要。

大致说来，有两个大原则贯穿当时国民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思维，那就是「民主」与「对等」。「民主」表示必须对民意负责；「对等」表示两岸必须平起平坐、平等相待。这两大原则透过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与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在预备性磋商时巨细靡遗、不厌其烦的琢磨，后来一一体现在国际瞩目的辜汪会谈上，也大大提升了当时台湾的国际地位与形象。

譬如，为了满足台湾民意需要，双方同意不仅每天要举行记者会，还要是联合记者会，而且每天要有三次记者会（中午、傍晚及晚餐后），以满足不同媒体的时段需求。这个作法非常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一定有利于达成协议，但台湾既坚持，大陆就配合。在记者会上，为了「对等」，谁先谁后发言、使用时间长短，都有讲究。

又如，谈判双方一定在长桌两边对坐。谈判开始前，辜汪两老必定起立、伸手隔桌互握，笑容可掬地同时面对一端、再同时面对另一端的几十个摄影机。这个动作呈现在电视萤幕上或报纸版面上，就是两岸对等的画面。

再如，签约仪式的学问更大。任何协议本都有正体字（大陆称繁体字）与简体字版本。文本上的日期只有「月」「日」，没有「年」，以便各自填上「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与「公元一九九三年」。依中国传统惯例，座位以右为尊。为求「对等」，台湾坚持辜汪两老必须在签约的过程中互换座位，以免任何一老独占签约桌子的右手位置。又因为双方其他团员人数众多，不方便随著两老在签约台上移动，所以，签约时有一半的时间就会出现一幅十分怪异的画面。那就是辜老在前坐著签字，身后站著微笑的却是汪夫人、唐树备及其他大陆官员；而汪老身后却站著辜夫人、邱进益及海基会成员。这幅画面堪称全球独步，绝对是国民党领导的台湾，追求与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对等」最极致的一幕。

台湾方面也有少许让步。据实际参与的权威人士说，关于双方相互宴请的事，台湾同意大陆先做主人，台湾再设答谢宴；在会场，辜老先赴汪老的休息室拜会，汪老在门外迎接；签约时，汪老先坐右手边，再与辜老互换座位等等。

一九九五年康乃尔访问后，两岸两会商谈中断了三年之久。九八年恢复以后，改称「辜汪会晤」，这些「民主」与「对等」的戏码统统不见了。两会不再召开联合记者会，而是分别开记者会；在大陆不再有隔著长桌握手的设计，而是坐在会客室Ｕ形沙发上，或摆出数个小圆桌会客；当然因无约可签，就不再有互换座位的必要。

和平两岸　事在人为

西元两千年起两会商谈再中断八年。等到二○○八年重启协商时，两岸互信终于大幅增长，交往经验也大幅深化。双方互动少了很多矫揉做作，多了几分自在；少了不必要的戒心，多了几分尊重。

回首过去，今天的收获都是昨天辛苦栽种的成果。没有辜汪两老的温文儒雅及举重若轻，辜汪会谈不可能那么迷人。没有海基会与海协会众多工作人员的无比耐心与努力，整件事不可能那么顺利圆满。没有两岸当时领导人的胆识与自信，也不可能让不能想像的两岸和解成为事实。因为这么多人的努力造就了辜汪会谈的成功，两岸机会之窗很快就打开，直接促进民间的人、钱、货、资讯的交流，让两岸经济都持续繁荣。与大陆相比，台湾的收获可能更多，因为九○年代上半期的两岸和解结合了民主化、务实外交与经济快速成长，创造了政府迁台以来台湾内外情势最辉煌的时期。李登辉总统不仅得以访问菲、泰、印尼等无邦交国，最后还顺利当选中华民国首位直接民选的总统。

这一切证明事在人为。智慧、胆识、团队、加上一定的内外条件，曾经成就了辜汪会谈，将来当然也可以为两岸关系继续写下和平发展的新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