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两会于三月十七日闭幕。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为主的「习李体制」正式成形，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也确立分工职位，掌舵未来十年大陆国家发展。

和历届中共高层背景不同，七位常委中绝大多数都诞生于中共建政后。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以中共价值观培养起来的「根正苗红」领导人。他们历经一九四九年以降，贯穿大时代的惊涛骇浪，就在他们精神思想进入社会化阶段中，全面进入知青「上山下乡」的红色青春。

因此，用「知青治国」来形容「习李体制」，一点都不为过。

兼具务实与开明

一九五○年代后半段到一九七○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约一千两百万至一千八百万人之间。最惨痛的教训是，许多知青未能获安排返回城市，知青死亡、精神分裂者为数不少，成为当代人的惨痛记忆。

最历经风霜的，非「老三届」莫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初、高中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业尚未完成，他们就在时代洪流下，穿上红卫兵制服，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下乡插队、入兵团或农场磨练。

香港《东方日报》曾评论称：「毛泽东那代人生活在混乱的时代，经历的都是洋人侵略与军阀腐败。他们的性格中往往斗字当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天不怕地不怕，既反苏又反美。他们不断通过政治鼓动人民，也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反观知青这一代，年轻时上山下乡吃过苦，而立之年又遇到改革开放，既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亦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体验决定深度，知识决定广度，能够脱颖而出的知青，往往兼具务实与开明两种特质」。

曾是「老三届」知青的前香港卫视副总裁杨锦麟也形容，老三届或知青政治世代，大起大伏，大好大坏，大善大恶，大是大非，大侠大奸，从七○年代末八○年代初至今，大陆历次政治变迁过程中，能发现他们是社会的两个极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都能发现这两个极端以及这两个极端的佼佼者。未来大陆的前途命运走向，及各种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他们。

掌握政经资源

这批知青世代跃上枝头后，几乎掌握了大陆政经社会发展的重大命脉。据大陆媒体统计，去年换届的三七七个大陆地方省市区常委中，曾经参与过「上山下乡」年代，当过「知识青年」的官员就有七十五个，接近两成，最多的甘肃十三个常委中有六人曾是知青，广西也有五个常委曾当过知青。

当年的下乡知青，也有几位成为当今大陆副国级干部，诸如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大陆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国务委员郭声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部级官员方面，如台湾熟悉的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中国人行行长周小川、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甚至包含现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人，都是知青出身。 企业界方面，大陆「娃哈哈」集团老董「宗庆后」则是「知青企业家」颇为出名的一位。

因此，香港《太阳报》就评论，知青一代掌握的政权资源与财富远远超过了前四代。但他们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大大超过了前四代。横亘在他们前面，既摆著贫富分化、地区差别、官民不谐、社会不公、司法不正等一系列现实的矛盾，也有海疆不靖、外寇犯边、疆独藏独等问题，内忧外患齐相逼，使执政举步维艰。

尤其这十年官商勾结严重，权贵集团恃权抢劫、跑马圈地、野蛮拆迁，地产行业快速崛起的同时，造就一大批寡头式亿万富翁，以及寄居于其上的各类官僚，使中共的执政基础不断受到侵蚀。

艰困的知青下乡岁月 遥望未来，道路艰辛。但在四十多年前，这群知青世代则体验另一种艰困。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及大陆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人，全在人生最青涩、亟需知识养分的时光中，经毛泽东一号召，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员。

习近平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岁的习近平前往陕北插队。当年，父亲习仲勋是被批斗官员干部的其中一个。时至今日，习近平都难忘那段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度过的岁月，并不时在公开场合提起那段动荡的岁月。

北京市是和陕西省，尤其是延安市对口，所以当时北京市的知青多数下放至延安市。无论知青的家庭背景为何，下乡后都一视同仁，不因为家长是高层干部，而有区别对待。

这些知青住的，不是瓦房农舍，而是两百多名生产队社员挤在一起的土窑洞里。当时，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窑洞里没有木板床，只有一盘土炕，很多人挤在一起。

知青抵达农村后，首要任务是劳动。延安方言中，把劳动叫做「受苦」。与平原地区不同，黄土高原上山多、地少、缺水，耕作条件分外艰苦。

与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是，陕北的知青基本是「撒」在延安山沟里的，有的村子四五人，多的十几人。在陕北下乡插队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方竞比喻，「（下乡）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

二○○三年，习近平接受央视《东方之子》专访时，曾回忆：「一年三六五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著。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著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二○○五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采访时还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出人意料的是，第一关不是劳动、思想，而是小小的跳蚤。

习近平形容：「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毒性强的农药）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了」。

在社会底层洗炼后，习近平曾多次提及下乡插队对他生命的影响：「这段时期就成为人生的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就像贺敬之那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李克强

李克强则是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那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 当时，李克强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布袋包装著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食量显得特别大。

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著晚霞归来，仍会孜孜不倦看著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这样的辛勤，让他在文革后，开放第一届大学入学考试后，考取北京大学。

在今年大陆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还感性地回忆：「我曾经是安徽凤阳的插队知青，很难忘那一段和乡亲们度过的艰难岁月。那里当时是中国农村出了名的穷地方，也是后来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发源地。我还记得一九七七年高考后，我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

张德江

新任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则是当年东北知青的一员。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刚自高中毕业的他被下放到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在生产队中，铲地、割庄稼、上山冬采，赶车拉烧柴，耙犁等笨重粗活，张德江都干过。因表现出色，他成为那批一百多名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完全的「根正苗红」。

王岐山

同样在延安插队的，还有王岐山。一九六九年初，从北京３５中学毕业的王岐山，随同两万名北京学生前往陕西，在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落户。

一位王岐山当时的老战友徐俊富接受「大公报」访问时说：「他的爱好就爱看书，所有的知青里他最爱念书。因为读一本西方政治学的书，公社官员还批评他，不该阅读反动书籍」。

回忆起当年，王岐山对生活物质困顿最感印象深刻：「在黑龙江插队的人，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但我累了却吃不饱，终于了解饥饿是什么滋味」。

李源潮

与其他曾经插队知青的政治局委员不同，李源潮是农场知青。位于江苏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最早是上海农场的一个分场。在李源潮的中学同班同学中，只有他一人到苏北的大丰农场插队。李源潮在农场一干就是四年，插秧、赶牛、割芦苇、挖河泥，他全都做过。

四年的知青生活对他一生的影响有多大，李源潮很少公开谈起过。他只简单地说：「劳动教会了我们做人；劳动让我们结识了百姓，建立起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如今在上海知青纪念馆展览室，馆藏资料中就有当年李源潮所在知青点的考核纪录。当年，他原名叫「李援朝」，革命味儿十足。

更务实的看世界

历经动荡文革、青春淬炼后，无论是「知青」领导人或底层的小老百姓，有越来越多的人惊醒，当年的热血澎湃，到头来只是中共高层的斗争工具。但也因此，有更多知青把世界看得更清晰、更务实、更透彻。对当今走过上山下乡岁月的老知青而言，四十六年前的文革是「悲剧」。现在，他们压根不希望再出现「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