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孔廉副董事长一九八八年承办「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事务，建立相关制度及法规；一九九一年参与筹设陆委会与海基会，担任陆委会副主委。二○○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他又受命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海基会与海协会完成了八次会谈，签署了十八项协议。

这二十五年来，他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面对过去和现在的两岸互动，有著许多精辟入里的见解。时值辜汪会谈二十周年，高孔廉副董事长接受媒体专访，分享他对辜汪会谈以后两岸经贸关系的看法：

问：请副董事长评价辜汪会谈迄今二十年来的两岸经贸关系的变化，以及未来的方向。

一九九五年至二○○八年，在这十三年间，两岸关系曲折起伏，政治层面的互动虽然因中断协商而停滞，但经贸层面的交流则持续进展，检视这过程并非完全顺利，例如一九九六年我方推出「戒急用忍」的政策，就减缓了两岸的经贸成长速度。

一九七八年年底以后，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一九八九年因天安门事件受到国际制裁，使得九○年代初期大陆经济的成长呈现停顿，直到九○年代末期经济才开始快速成长。当时我们没能搭上大陆经济起飞的便车，二○○一年受世界景气衰退影响，台湾经济呈现负成长。当时民进党政府召开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简称经发会），面对已进入快速起飞的阶段的大陆经济，做出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结论。但其后并没有真正落实其决议，后来为再因应经济情势，民进党政府在二○○六年再次召开全国经济会议，政策调整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仅重组文字，把原来开放的措施，又回到紧缩的道路。由此可见当时的两岸关系与政府政策是非常不平稳的，也有人戏称两岸经贸政策五年为一循环，形成「紧─松─紧」的多变政策。总结九○年代末期至二○○八年，由于未能搭上大陆经济的便车，反之韩国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其在大陆市场占有率及投资均超过台湾，可以用「失落的十年」来形容台湾处境。

二○○八年马总统就职后，思维模式改为「以协商取代对抗、以合作创造双赢」，我们建议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协商，也获陆方同意。我认为处理两岸的问题，必须发挥智慧，一些争议性的困难问题，只能搁置争议，或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清楚的事情模糊化」，也就是所谓的「策略模糊」，「九二共识」出现就是这种状况，有助于各自解读、勉强接受。

五年来两会举行八次会谈，签署十八项协议，内容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涵盖民生、法治等议题，甚至包括共同打击犯罪、医药卫生等。在经济议题中，大家最关注的是三通直航，两岸直航班次从零增加到每周六一六班，对于两岸人民、经贸的往来大有助益。海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节省的运输费用对增强产业竞争力有很大帮助。在观光方面，协议签署前，来台的大陆旅客一年不到九万人，现在一年来台观光的大陆旅客人数已有一九六万人，若加计经贸参访人数，则高达二二三万人，陆客惊人的购买力也带动台湾观光旅游产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ＥＣＦＡ）。二○一一年一月至二○一二年底，早期收获清单节省关税之金额已超过六‧四八亿美元，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某些反对人士以去年的贸易额较前年下降为由，批评早收清单成效不彰，这种说法并未区别出口产品是否列入早收清单项目。若就早收清单来看，出口其实是成长的。非早收清单项目出口的下降，是因为整体世界景气不佳所致，而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并没跟上竞争对手。

除了早收清单显现的效果以外，更重要的是后续的服务贸易和货品贸易协议，如能顺利签署，即可达成双方的自由贸易协议，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和其他国家协商，以免台湾变成区域经济整合的孤岛。从这个角度观察，假如二○一○年实施的十加一（东协加大陆），以及后续在谈的十加三（东协加中日韩）、十加六（包括纽西兰、澳洲、印度），甚至ＲＣＥＰ都谈成了，但台湾不在其中，就会陷入很大的困境。其他国家在玩加法，但我们的处境却变成「亚洲减台湾」，这会非常危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积极推动签署自由贸易区，他们现在出口的产品中超过三六％是免税的。我们与大陆签署ＥＣＦＡ之前，只有中美洲少数的自由贸易区享有出口免税，占整体出口比例仅○‧二％，加上早收清单项目后，才提高到六％，但与韩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

除了ＲＣＥＰ之外，ＴＰＰ是另一个指标，目前面临到的困境是，此类自由贸易区加入后必有产业受益，当然也有产业因而损失，在推动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受害者的意见就成为障碍。政府必须加强与业者沟通，必须强调无法永远提供保护，但会协助及辅导业者升级或转业，以换取支持，否则若无法加入区域经济整合，整个台湾经济都会受害。

问：副董事长方才提到ＴＰＰ与ＲＣＥＰ，台湾争取进入这两个组织时，大陆的影响力大不大？

或多或少总有一点，但是两岸关系的改善，对于我们拓展国际空间，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帮助。两岸关系若僵持对立，对方必定全力封锁；两岸关系改善以后，对方事实上已采取一种比较放宽的态度，以前很难想像我们能够与日本签订投资协议、台日渔业协议以及政府采购协定（ＧＰＡ）等。我们当然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务实看待两岸关系，体认两岸唯有经济上双赢，才会对两岸关系稳定有所帮助。

具体地来说，若以一九九四年为基础，两岸贸易总额从一九‧九亿元成长到一二一六亿元，成长了六十一倍；投资从九‧六亿元成长到一二七亿元，成长了一三‧三二倍；从一九九○年到现在，累计贸易顺差高达二八五三亿美元，也成长了二十三倍。台商赴陆投资，对于带动台湾的出口有很大帮助，这些都是两岸互惠双赢的结果。

台湾出口前十名的项目，基本上都不是消费品，而是原料与半成品，包括电子电机类、机械、塑胶、纺织、有机化学等，台商投资不仅增加投资地的税收、就业与创汇，对其经济有所贡献，近几年也陆续有台商回台投资，带动台湾的出口成长。

经贸的往来应该是双向的，而且不能只就单一项目来看。若仅就贸易一项来看，对大陆的顺差似乎很多，但若从整体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却又未必，因为我们赴陆观光的人数及台商投资金额比对方多出许多，整体来看差不多是平衡的。因此有些媒体报导中使用「让利」这个用词，我认为不完全正确；大陆方面是强调形式的对等，但我们比较注重实质的对等。双方经济规模差距这么大，条件也不一样（大陆加入ＷＴＯ是以开发中国家身分，我们是已开发国家身分），ＥＣＦＡ早收清单表面上看起来陆方开放的项目较多，但如把所有免税项目加起来看的话，其实我方给予的免税项目是比较多的，所以实质上并没有让利的问题。国际经贸不可能是单向的，单向就不平衡，会造成问题与磨擦，因此我认为观念认知上要朝向实质对等、总帐计算，这样算起来其实是平衡的。

问：签署十八项协议之后，两岸谈判将愈趋艰难，最近服务贸易即将签署，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另货品贸易谈判，最近是否已有具体进展？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服务贸易协议涉及的是市场开放，而非关税问题，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现阶段我方的服务业仍具有竞争优势，过去未开放时，常以挂人头的方式进入大陆市场，经营风险甚大，纠纷也非常多。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后，虽非全部项目都开放，但已有很大进展，而且之后还可以继续再谈。

此外，大陆幅员广阔，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并未完全落实，也就是所谓「大门开了但小门没开」。曾经有业者向我们反映，同样是ＥＣＦＡ免税的产品，上海可以免税但成都不能，我一开始也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原因。又好比个体户的经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状况，这些问题我们也将继续与陆方交涉。

货品贸易协议的谈判难度较高，因为涉及到免税的问题，有一些弱势产业必然会遭受冲击，因此谈判团队除了和对方协商以外，也要了解我方业者的看法。八千多项产品中，目前还有五千多项待谈，要花的时间会比较多，我方谈判团队正在积极加快脚步，避免中日韩ＦＴＡ或ＲＣＥＰ先谈成，使我方陷入困境。谈判很难订出时间表，但我们会积极努力。

两岸的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过去比较倾向垂直分工，但逐渐会变成水平分工，甚至竞争的态势。我在许多场合都一再提到，ＥＣＦＡ当中的两岸产业合作，应该是两岸产业「分工」合作，也就是说某些已经具有优势的产业，对方就不要再投资，若双方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结果必然是恶性竞争、两败俱伤。大陆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最近来台，也发表了类似的讲法。若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有个名词叫蓝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也就是要开创一个新的、不重复竞争的市场领域，才能达到双赢的境界。像是４Ｇ、ＬＥＤ等高科技的新产品，两岸有足够的市场、技术、创新能力，双方应合作创造产品规格。另外像是面板，现在已形成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的情况，就应该避免继续恶性竞争。某一些领域双方重叠性高，但市场规模又不够大，就应该开放双方相互入股投资，形成策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或策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才能避免重复投资，真正走向产业分工合作。

问：从短期来看，副董事长认为两岸政治谈判的气氛是否已成熟？

两岸的经济议题还有很多还没谈完，尚待一个一个加以解决。我想引述王毅在二○一○年访问纽约时的讲话，他说虽然是先易后难、先经后政，但是「易中有难、经中有政」，我认为确实如此。

好比说萧前副总统今年四月在博鳌论坛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放大陆旅客来台中转的议题，简言之，目前大陆可以允许其人民到韩国、日本中转，但是不开放到台湾中转。这本质上是经济议题，大陆一年出国八千七百万人次，除了沿海有直航航点外，二、三线城市的旅客都必须转机，我方业者估计大约二五％到三○％的旅客需要中转，商机是很大的。大陆为何不开放来台中转，其实是政治的顾虑，现阶段大陆人民来台，依规定需使用大通证与入台证，不持护照，我方认为转机区既非入境，也不需查验其护照，但陆方仍托词内部分工或其他理由迟未接受。据我所知，国台办已出了很大的力去协调，但因其行政体系太庞大，有些问题仍很难处理。要先能解决这些低阶政治性的问题，逐步建立互信，时机成熟后才能够处理较高阶的政治议题。

我的观念是，两岸的经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应该可以创造互惠双赢，经济议题一步一步解决后，高阶政治议题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