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三十余年，大陆为经济快速发展所支付的环境资源代价极为高昂。从今年年初起，先是「雾霾锁京城」成为关注焦点，一个月里，北京市空气品质达到「优良」的天数竟只有五天；紧接著又出现大量病死猪投江事件；加上「红井水」、「死鱼河」等消息陆续传出，饮用水安全遭到外界质疑，累积的民怨愈来愈大，暴露出大陆严重的环保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民生及发展，面临立即得解决的时候了。

大陆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恰恰印证了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所说的话：「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大陆学者称，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问题也愈加严重。西方发达国家分散在数百年间的各种污染，大陆集中在几十年间释放。

雾霾锁京城

华北地区从去年底开始出现的严重雾霾气候与大气污染，已对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民众健康带来极大影响。大陆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三月对此公开表示，发生雾霾气候的主因在于过快的工业化，以及城镇化过程中所累积的环境问题。加上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产能过剩、产业布局不合理、能源消耗过大，还有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城市机动车辆的快速增长，使得污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

吴晓青称，建筑工地遍地开花，污染控制力度不足，使得主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这些多重因素迭加，造成雾霾气候不断发生。尤其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出现的频率和程度最为严重。

分析来看，虽然这三个区域面积仅占大陆国土面积的八％左右，却消耗全大陆四二％的煤炭、五二％的汽柴油，生产五五％的钢铁、四○％的水泥。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排放量占了全大陆的三○％，单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五倍以上。这些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既加剧了ＰＭ二‧五的排放，也加重了雾霾的形成。监测发现，这些地区每年出现雾霾的天数在一百天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两百天。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张福锁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大量的氮排放，北京的雾霾气候正是氮沉降加剧所造成的结果之一。

究竟雾霾的情况有多严重？中科院研究员王跃思分析，依照北京城区七五○平方公里来算，城市的上空悬浮著四千吨的污染物，「北京空气的污染物已经不是看不见、摸不著、闻不到的物质了」。

研究发现，过去三十年间，大陆陆地生态系统氮沉降显著升高，增幅将近六成。过量的氮沉降会造成温室效应、酸雨、湖水富营养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如今，全球氮沉降总量已达临界负荷的一‧六倍。东亚（主要是大陆）、西欧和北美已成为全球氮沉降的三大热点地区。

尤其在人口相对密集、农业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华北、东南和西南地区，氮沉降量和年增幅最大，其次为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区。中东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的氮沉降量已经高于北美任何地区氮沉降量，与西欧上世纪八○年代氮沉降高峰时数量相当。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曾对一九九三年至二○○六年的大陆各区域酸雨变化和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指出，北方由于氮沉降增加，酸雨发生范围扩大明显，南方则基本保持不变；酸雨污染重灾区由西南逐步转移至华中和华南中部。就酸雨强度而言，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是最强阶段，一九九九年至二○○二年强度有所降低，二○○三年至二○○六年酸雨强度又持续加强，其中北方酸雨强度增强相当明显。

除了氮排放造成的污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今年四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地区ＰＭ二‧五中的砷浓度平均为每立方公尺二十三纳克，超过二○一二年大陆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三‧八五倍。报告认为，燃煤排放是北京大气中砷的主要来源。

砷为一种重金属成分，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人类致癌物质。二○一三年大陆对境内七十多个城市进行的空气污染调查显示，污染最严重的前十个城市中，有六个位于河北省，北京和天津排在第十六和第十七名，这都是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

死猪漂江河

除了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各地接连爆发的水污染事件，更是直接影响民众的饮用水安全。今年三、四月间，上海黄浦江水域上被发现漂浮著数以万头的死猪；紧接著福建龙岩龙津河上游、湖南浏阳河等处也出现同样情况。四川眉山、泸州等地也出现死鸭死猪抛尸江河。

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病死猪或鸭被抛进江河中，专家分析，主要是死猪处理的成本过高而政府给予的补贴过低所致。以浙江嘉兴地区来说，农户处理每头死猪可获得八十元人民币补助；但在实际环境下，因为死猪数量太大，补贴根本无法「全额报销」。

再加上病死猪的处理主要采取厌氧发酵，需要占用土地，而现有土地资源处在超负荷状态，平均每头死猪处理成本其实远超过八十元，因此也有愈来愈多农户宁可甘冒风险，将死猪投江了事。

水污染的情况已从地表水蔓延至地下水。死猪死鸭漂浮江河，这都还在地表水系，能够直接察觉，治理相对容易。但大陆六五五个城市中，有四百多个城市的饮用水源是以地下水为主，若地下水被污染，危害更大、更为隐蔽、更难治理，也更容易造成民众恐慌。

年初先是传出山东潍坊等地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一千多公尺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引起极大关注。之后，央视援引大陆国土资源部下属科研机构的研究报告称，「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品质较差，可以直接饮用的一到三类地下水仅占二二‧二％」。

四月初，河北省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村发现大量红色地下井水。村民根本不敢饮用，只敢用此水洗衣服和洗澡，饮水都另外购买桶装纯净水。面对「红井水」的安全疑虑，当地环保局长却表示，「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还称红豆泡水后，水也会变成红色。此番荒唐解释，也让这位被各界砲轰的「红豆局长」立刻被摘了乌纱帽。

环境污染代价逐年攀升

尽管大陆官方已经意识到环保问题的严重性，也试图制订各种对策因应，但多年来依旧成效不彰。据大陆环境保护部统计，从二○○四年起，大陆每年因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逐年升高，环境污染的治理压力也日益增大。

今年年初，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公布了「二○一○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又被称为绿色ＧＤＰ）的部分结果。报告显示，二○一○年，大陆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一‧五四兆元人民币（下同），占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的比例为三‧五％左右。

二○○四年，大陆的环境退化成本为五一一八‧二亿元；二○○八年，环境污染代价已经上升到八九四七‧六亿元。二○○九年的数字更是逐步攀升，该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一‧三九兆元，较二○○八年增加九‧二％，约占当年ＧＤＰ的三‧八％。

对此吴晓青坦言，大陆已为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想改善空气质量或是解决水污染问题，将非常困难。

大陆官方决定先大刀阔斧治理空气污染问题。吴晓青指出，继去年在全国七十四个城市、四九六个监测点位建成之后，今年将继续全国一一六个城市建成四四○余个国家空气监测点。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将有一九○个城市、近九五○个监测点组成的国家空气监测网投入运行，并且适时发布监测数据。

水污染部分，部分城市今年起也陆续制订「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北京市来说，就在修订相关法规，加强对化工、制药、纺织、食品制造、酿造和电镀等工业废水排放监管，确保重点污染企业在二○一五年底前达到新排放标准，限期关停排放含重金属废水的小型生产企业。

大陆学者呼吁，除了逐步健全法规，各级地方政府能否彻底贯彻执行才是关键。要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然环保整顿最终一样「政令不出中南海」，落得只剩几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