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过去在文革期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曾经大肆「批孔」，中华民国官方则「扬孔」，肩负传承中华文化使命，民间也「以儒为宗」，阐扬「孔教」思想及精神。两岸虽属华夏子民，但政治立场不同，对中华文化的看法迥异，难以往来或交流。

曾几何时，这种情势急剧转变，中共在胡锦涛掌政时期，二○○四年由官方主持「祭孔」大典，鼓舞全大陆各地省、县、市政府及民间的「祭孔」活动。孔子「去污名化」后，在大陆重见天日，逐渐恢复他在大陆同胞心目中「至圣先师」的地位。

此后，两岸官方与民间同步「尊孔」、「祭孔」，肯定以儒家为核心，释、道为辅的中华文化。两岸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差异缩小，认同扩大，彼此同质性提升，强化了同属「文化中华」的可能性。

压抑宗教的宗教政策

然而，胡锦涛将中共「批孔」转化为「扬孔」的作为，并非莫名；相反的，它是中共在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战略」下，宗教政策松绑后，逐渐酝酿、堆叠而成。

中共本来以「马列主义」为立国最高指导原则，在宗教上信奉「无神论」，但其宗教政策从建政以来，随著境内情势变化而有所调整。中共对宗教的「操作」，无论宗教政策推动「成败」与否，始终采取「政控制教」的主导性角色。在改革开放前，宗教政策的演变，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一九四七～一九五六年）：以马列立国的中共，建政初期决策削弱宗教对人民的影响力。其在《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严重打击宗教团体的发展。

第二时期（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中共延续前一阶段的软硬兼施手段，政策上采取禁制宗教态度。

第三时期（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想主导下，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仍然是「剥削阶级所利用的工具」，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处理宗教问题。因此，政策上持消灭宗教态度，全盘取消党的宗教工作，所有先前支持成立而又有效控制的全国性、地方性宗教团体，都被迫停止活动。

有限度开放的宗教政策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宗教政策一反过去的作为，以有限度开放的宗教政策，使境内宗教复苏。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邓小平时期有两项重要文件论述其宗教政策，首先为一九七九年中共内部文件〈关于宗教政策的宣传题纲〉，肯定宗教在当前历史阶段不会消亡，官方恢复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兰教等五个传统宗教的自由，但是中共仍然按照法律、命令对宗教活动进行管理。

此时，大陆境内百姓已有信仰五大宗教的自由，虽然国家法制限制宗教自由的框架仍深且严密，但与文革时「毁灭宗教」的作为相比，宛如天壤之别。

其次为「十九号文件」，于一九八二年由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基本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内平反文革时期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恢复被关闭的宗教组织、宗教院校，并开放一些宗教活动场所；对外积极操作宗教，开展国际、两岸间的宗教交流。

一九八七年妈祖升天一千周年，中共向全球及台湾妈祖庙招手；台湾大甲镇澜宫为了提升其竞争力及境内妈祖庙地位，回到湄洲祖庙「抢头香」。从此改变大甲镇澜宫的地位，而且打破台湾官方法制禁忌，为两岸交流打开另一扇窗。
第二阶段：江泽民时期的宗教政策，以一九九一年二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可看出端倪。

该通知延续十九号文件的有限度宗教自由，并规定得加强对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鼓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支援他们开展有益的工作，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但同时也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禁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抵制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

请回孔子的宗教政策

第三阶段：胡锦涛时期的宗教政策，回归过去的政策传统，强调孔子思想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资产，又以实际行动祭孔，给孔子再生机会，孔子重新站上中共历史舞台。

他正面反击西方以「中国威胁论」对大陆崛起的批判，用「和平崛起」的国家整体战略，论述大陆为文明、和平的大国。为了丰富他的论述，他把孔子请回来，建构以孔子文化为主轴，结合市场经济、威权政治的「北京共识」统治模式，宣告「和平崛起」的正当性，借此对抗欧美以基督教文化为主轴，结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华盛顿共识」统治模式。

无论是「有心」，或是「无意」，中共宁可在文化立场上，「舍洋就华」，选择传统的「儒教」，当作其国家发展的思想核心基础。

祭孔的转化

在改革开放后，中共对孔子的周边、表象，已有部分作为。例如把孔庙当作「重点文物」，拨款修护及保护；一九八四年成立官方的「中国孔子基金会」，一九九四年设立「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等儒教组织。

其中，「中国孔子基金会」研究孔子思想，团结海内外华人，以此和各文化交流，维护大陆主权统一与和平。「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则著重在保护、利用、研究孔庙的文化资产，并与世界各地孔庙及儒学交流。

至于祭孔仪式，最早出现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它以「文化表演」方式，由「演员」代表祭孔，配合「佾舞」演出，属于宗教观光的性质。直到胡锦涛时期，才在「孔子文化节」中，从民间「商业演出」性质的祭孔仪式，逐渐改为地方党政官员「恢复传统仪式」的祭孔，最后再升级为中央党政官员的「国家祭典」。

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两千五百五十五周年圣诞，山东省曲阜副市长在中共中央默许下，从建政以来首次以官方形式祭孔。二○○七年祭孔层级提升至省长，观礼者冠盖云集，中共中央党、政要员，海内外学人及驻陆使节皆前来与会。

二○一二年在大陆境内，已有四十处以上的孔庙由不同层级的官方、民间团体，恢复祭孔。由此来看，中共对孔子的立场，已经由彻底「批孔」，到肯定「孔庙文物」，再到同意民间的祭孔表演、跳佾舞，搞宗教文化「创收」，最终由官方请回孔子，在孔庙举行慎重肃穆的「官式祭孔」。官方运用祭孔仪式，向全球华人宣告，孔子「思想」与「信仰」是官方认可且尊崇的「中华宗教」。

以孔子为名设立孔子学院

请回孔子的具体作为，尚包含二○○六年大陆国务院批准祭孔仪典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八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以「孔子」为名，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形同另一个把孔子请回来的形式。

二○○四年十一月，中共首先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家「孔子学院」，从此逐年增长，至二○一二年五月止，中共已在全球一○五个国家，成立三五八所「孔子学院」；预计在二○一五年前，成立五百所「孔子学院」。

以二○一二年为例，全球约五十万人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估计未来孔子学院会增设与中华文化有关的课程，推广大陆的文化软实力。

中共在全球各国设立孔子学院累积的数量（2004-2012）

中共对外以孔子为招牌，设立官方性质的孔子学院；对内于二○○五年，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国家级研究机构设立「儒教研究中心」，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国学」及「儒教」；在二○○六年于北京设立「孔子文化传播中心」，对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再诠释，让其「规范化」、「现代化」、「创新化」与「国际化」。

要求官、民实践孔教的道德律

中共逐渐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大国」，但其政治领袖已经观察到人民道德低落，官德颓废的现象。针对此困境，胡锦涛还是想到把孔子请回来。

在人民、社会风气的改善上，他呼吁青少年应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于二○○六年提出「八荣八耻」。其中，八荣至少有「服务人民、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等六荣，为孔教正面表列的道德律，以及「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负面表列的道德禁忌。

胡锦涛也发现官员、党籍干部的道德败坏，为了从根整肃贪腐，思考将孔教的道德律当作教材，乃于二○一一年公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全国公务员「轮训」官德，学习古代的官德。山东曲阜的党政干部乃以「儒家、当代官德思想及典范」为内容，编写《官德教育读本》，当作党政干部培训的教材，并争取曲阜作为党政干部培训的基地。

请回孔子．儒教再生

中共在胡锦涛主政时期，把孔子请回来，并非是突然间「神来一笔」的冒进宗教政策，而是承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的宗教政策，逐渐给人民宗教自由空间，以换得人民支持，中共也因此拥有合法统治基础。

另外，中共面对国内、外政经情势的变化，请回孔子，也给儒教有机会重生。中共对外可以汲取儒教的养分，推广其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重新诠释儒文化，争取全球华人的认同。对内，也用儒教立国，借此提升官、民道德。中共操作宗教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是在此内、外结构渐变的过程中，孔子似乎又站上历史舞台。

中共已进入习近平主政时期，只要他对外坚持「和平崛起」，对内持续「肃贪、反腐」及中共的一党统治，我们估计，习近平依旧会借用孔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儒教在大陆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