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机构，牵动大陆政治权力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以下几点：其一，中共为何要成立这两个机构；其二，两机构的政治位阶、作用及对未来大陆政局及政经形势的影响为何；其三，两机构各自的组合方式和型态，以及两机构之间的可能关系为何。

重建最高领导人权威

关于第一个焦点，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当然与重建中共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有关。随著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大陆强人政治的格局也随之终结。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可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南巡扭转导引改革的方向，非常具象地显示强人的政治权威；当江泽民成为总书记，大陆第三代集体领导形成时，邓小平就担心强人政治权威逐渐弱化的可能性，因此要求建立集体领导的核心，稳住上层领导权威。但强人政治的权威必然随著强人的过世而消失，上层领导权威随著权力世代的交替，出现不断弱化的现象，在胡温主政的后半期，包括薄熙来在内的地方诸侯，可以公然高举与中央路线不同的大旗，就是最明显的事例。

韦伯告诉我们，权威主要有三种：魅力型、传统型及法理型。政治强人所拥有的是魅力型的权威，后强人时代的政治人物所能拥有的，基本上是法理型的权威，亦即必须依循法规制度来确立权威。面对后强人时代领导权不断弱化的现实，大陆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只能通过成立机构或设计制度，重建中央的权威，再造强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首要的著眼点，就是重建强势中央及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当然，强势中央及领导权威的再造，并不表示大陆会重回强人政治的时代，强人政治格局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不会重复出现。

调整改革模式

在另一方面，上述两机构的成立，也与大陆改革模式的改变调整有关。基于大陆特殊的历史条件，三十多年前，大陆选择不同于前苏联震荡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模式，采取所谓摸著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这种模式，刻意绕过计划体制的干扰，先从农村及试点特区，创造市场，然后逐步将市场养大，施压计划体制领域，迫使其改革。改革模式的发展过程，是以梯度方式，由东南沿海、沿江沿边，逐步由南而北，由农村到城市，往内陆渗透。这种改革模式的推展，让大陆三十多年来，特别是二○○○年以来，获得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成长，并且让大陆在二○一○年以来，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渐进式改革模式在不断释放正面能量的同时，也产生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双轨制的运行，造成不少以权谋利的平台，滋生许多贪腐行为。而且，由于这种改革模式是倾斜式、重点式、不平衡式的改革，从而造成区域及不同领域经济发展及利益分配的差距及不公。再加上，为了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中央必须不断以不同方式向地方放权，加速中央权威的弱化。

尽管，这种改革模式迄今仍有其余威（如上海自贸区仍以试点方式进行），但也走到必须被调整的瓶颈关卡了。大陆改革开放已历三十多年，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利益主体间的竞合与矛盾，远非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所能应付的局面。因此，近几年来，大陆有关调整改革模式的声音，不断以不同方式出现，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实算是正式宣告，启动调整改革模式工程的开始。

大陆希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将改革模式往平衡模式方向调整，希望能化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城乡差距及贫富差距所衍生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与矛盾。这种平衡模式的操作，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靠著拉拢地方来进行，必须透过通盘宏观综合治理的施作，才能克竟其功，而这必须以再造强势中央及重建领导人权威为基础。

国安委 避免党政双太阳

尽管，大陆将薄熙来案定位成贪腐刑事案件，但该案的形成发展对大陆高层政治发展方向造成冲击。薄熙来不只可以高举与中央不同的大旗，还可以进行纵向横向的串联，挑战中央甚至领导人的领导权威，从而也冲击大陆维稳的基础。薄案的教训显示，如果地方诸侯能连结政法系统，将有可能牵动大陆的政治稳定格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主要在保证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可以确实掌握一切维安维稳的力量，并借以面对所有的挑战。

依照大陆宪法的规定，大陆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主席虽是国家元首，但人大通过的法案，国家主席没有批驳的权力，只能签署公布，而且，国家主席也没有实际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手中。大陆迄今仍然是以党领政，党的总书记握有党权，但在政府系统却担任属于虚位性质的国家元首，不具有实质的行政权。如果党领导政的格局能持续稳定运作，那么党的总书记可以通过「党领导政」的机制，影响国务院及总理，发挥其对行政权的影响力；但如果在特别情况下，以党领政的机制失效，大陆就有可能出现党总书记拥有党权，而国务院总理拥有政府行政权，两者之间互为平行，或有可能互相扞格的党政双太阳的局面，对于中共来讲，这可能是其政治运作的重大隐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可以确保让党的最高领导人，除了可以直接调动军事政法系统外，还可以调动相关的政府行政系统，从而克服党总书记「党权实，行政权虚」的结构性弱点。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被放在「社会治理」部分，以降低其敏感度。综合相关讯息显示，该委员会的组织位阶与属性，应该可从以下几点去理解：其一，它既不会被放在国务院行政系统，也不会只被放在党的系统；其二，它不会只是协调机构，而是具有决策权的机构；其三，它虽然不是实际执行机构，但却是可以监督执行的机构；其四，它应该是由大陆最高领导人主持，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机构；它是在党及政府行政系统之外，又可涵盖党及政府相关治安、国防、外交、安全及策略设计系统在内的综合治理与决策的机构；其五，它虽然不会是像一般部委的建制，但应该会有常务执行的系统建置；因此，它虽然不是一般的实体单位，但也不是虚质的单位；其六，用大陆的术语说，它既不是党的机构，也不是政的机构，而是国家机构。

为了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能稳定展开运作，并降低将来的运作变数，大陆有可能为此机构订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法」，使其具有合法正当性。而且，中共应该是想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杠杆，让最高领导人不只拥有党权、军权及政法权，还可以拥有实质的政府行政权。该委员会组成成员，除了国家主席外，还可能包括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国防、外交、公安、政法、外交及经济部门首长。因此，有人认为，将来该委员会有可能成为由最高领导人直接领导的「内朝廷」，而国务院则成为「外朝廷」。此外，也有人担心，该委员会有可能不受约束，导致权力的过度膨胀。该委员会的成立，就如上述，无非就是中共想重建强势中央及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但重建强势中央，并不等于就是再现强人政治，大陆强人政治的历史条件已然不在，不太可能重现强人政治。

深化改革小组 重构顶层设计

至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除了与大陆改革模式转换及重建强势中央有关外，还与大陆最高领导层开始想重构政治经济顶层设计有关。改革模式的转换，涉及顶层设计的重构，这种重构工程如果缺少强势中央支撑，除了很难成事外，更有可能反过来冲击与稀释中央及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如果从重建强势中央的角度来看，这个小组应该也是直接由最高领导人领导（目前已证实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并由国务院总理负责执行，既不是党的机构，也不是政的机构，而是国家的机构。

尽管早在江泽民时期，就有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但却在此时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同时成立，这两个机构间应该具有有机的关系：其一，此阶段大陆的改革已不能只限于经济范畴，还会包括政治社会等多元意涵，并且影响大陆政治经济及社会安全及安定；其二，如果要深化改革，除了要有强势中央领导外，更须稳定的内外环境支撑，这就促使这两个机构必须形成有机的联系。

上述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反映大陆政治发展阶段的变迁，以及高层政治格局的变化，它反过来会影响大陆的政经发展形势，甚至也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必须严肃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