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去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文共计六万多字，包含十六项六十条，其中十五项涉及改革设计，五十五条涉及重大改革任务，可说是「句句是改革」。该文件勾勒了大陆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路线图，改革构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体制等，是谓「五位一体」。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评论指出，该项改革《决定》，可以媲美二十年前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甚至要求建立市场经济的企图，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说是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一轮改革即将启动

综观「全面深化改革」文件，经济体制改革是其中重点，而其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周等问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作用能够「更好发挥」。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成长了一百四十二倍，创造空前的经济成就；经济体制则由计划经济，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运作为大陆经济创造持续成长的动能。然而，从实务面观察，大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到目前为止，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尚未完成，还处在半市场化的过渡状态，市场活动受到政府干预，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例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总是强调同等对待，同等进入，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以土地取得为例，民营企业得按土地出让办法，国有企业的土地则是依划拨，这种差别待遇造成不平等的竞争。严格而言，这种问题之所以会发生，乃根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渐进性改革模式形成双轨制，对大陆经济稳定发展有其贡献，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愈来愈普遍。经过三十五年经济高速成长之后，大陆面临许多问题，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房价、地方债务、产能过剩、重复投资、金融风险等；在政府方面主要是腐败、行政效率低落、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方面的问题表现在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不满情绪滋长等；生态方面的问题表现在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等。若追根溯源，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所造成。

严肃思考改变政府与市场关系

大陆领导人指出，为了维持经济永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刻不容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重点，在于一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主要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在资源配置中则扮演辅助性角色。
　　
为落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决定》强调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地方封锁；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扩大区域对外开放，加快自贸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降低外资进入门槛，放宽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鼓励不同主体平等竞争，反对垄断；改善市场监管体系等。

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竞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陆的商品和服务大致上已实现市场化，但是生产要素如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市场化并未落实。《决定》对要素市场建设著墨甚多，譬如针对资金市场，即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关于土地市场，《决定》提出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技术市场方面，则要「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至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核心的理念是，在资源配置中，凡市场能做到和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去做，政府不要直接干预，不要越位、错位。不过，《决定》也强调政府不能缺位，在市场监管、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政府责无旁贷，甚至要做得更好。显然，相较于过去，未来政府的职能将有所调整。

改革的关键在转变政府职能

事实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因素在「政府」，也就是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问题。
　
一 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

《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地方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二 进一步简政放权
　　
《决定》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简政放权」的精神主要是在减少政府的权力，要把「万能」、「管制型」政府改为「有限」、「服务型」政府。
　
三 改革政府的考核导向
　
《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成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注重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市场在定价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显示大陆朝市场化努力的格局已经决定，不过，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大陆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评论指出，历次「三中全会」都曾提出很好的「改革」方案，「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折扣」；习近平也公开表示，「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因此，短期内，各项改革不太可能全面展开，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将继续扭曲。

进一步改革可能遭遇的障碍

阻碍大陆改革的藩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阻力，二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三是官僚主义惯性，其中尤以破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最为困难。
　　
阻碍市场化改革落实之意识形态，主要是坚持国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思想。《决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但也同时重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两段论述显然相互矛盾，令人不解如何落实「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是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决定》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改革的结果势必冲击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其在土地、融资等方面所享受的优惠。对政府部门而言，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将取消审批，加上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加强人大预算审核权力、规范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等改革，意味著政府部门的权力将大大受到限缩。
　　
大陆学者何清涟认为，大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三位一体的角色，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下场参赛的一方和最后的裁判者，过去都是由政府主导资源如何配置，很难想像凭《决定》文件中几个字的描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可改变。推进改革将削弱中共对经济决策的掌控，对执政当局而言是一大难题。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得也认为，会议文件有关市场地位的字面调整，并不意味著大陆一定会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充其量只是说：市场将在政府认为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经济领域扮演决定性角色。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政府放权，但具体的作为包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设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却是中央收权。
　　
吴国光的评论也指出，尽管《决定》显示的改革决心值得肯定，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在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化，但由于在大陆，市场运作受到专制权力调控，《决定》提出的改革架构，一方面要扩大市场化，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进一步集权，过去「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联机制，并没有真正得到改革。「市场化」改革值得肯定，但如果没有法治和民主的制约，和专制权力结合的市场化机制，衍生的弊端只会放大。
　　
官僚主义的惯性使改革受阻不容忽视，过往的经验显示，官员在表面上不太可能公然反对改革，但他们会以官僚主义的手法，使出拖字诀，终将使得改革进展迟缓。
　　
过去三十多年，大陆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集团，其既得利益因进一步改革而被削减，大力阻扰乃在预料之中。因此，未来的「改革」之路势必崎岖不平。争议较小、相对容易的领域或将优先启动，例如，利率改革和放松对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的价格管制。至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短期内似不太可能打破，因为大型国企以及其背后支持的各部委，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大陆此前曾尝试开放油气、银行、电信、电力以及交通等行业，但成就有限，可见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