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大陆改革开放的巨轮后，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为历次中共三中全会的象征。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内涵遍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制度等全方位领域的体制改革。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就提出如此广泛的改革方案？一般认为，其近、中程的目标，是为了处理西方政治学者所谓的发展危机，其中包含了「认同」、「合法性」、「参与」、「资源分配」、「政令贯彻」，以及避免最后可能出现的「整合」危机。其实，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在大陆「下层经济基础」改变后，中共也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采取一些相互呼应的配套改革措施。

在远程目标方面，改革是为了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深切理解，要完成这个目标，不能仅依赖西方学者所谓的「硬实力」（hard power），还必须充实「软实力」（soft power），意即在物资文明建设之外，也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软实力」方面，特别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声称「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外交为全方位改革服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外交战略，就是为上述的总体国家战略目标服务。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仍延续二○○四年胡锦涛执政时提出的「四个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二○○九年七月中旬，胡在一项中共驻外使节会中，针对上述外交布局作了新的阐述，认为「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外交工作，重点是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于世界总体形势的评估，基本上没有作出重大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前世界的主要潮流。因此，尽管大陆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中共仍将继续「韬光养晦」的策略，以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然而，面对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共会在外交战略上进行重点部署，会在某些特定方面，积极「有所作为」。

谈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认为，不能把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理解。刘江永从中国《易经》「太极」当中的阴阳关系，强调「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两者密不可分，既对立又统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可以相互转换。根据刘江永的说法，「韬光养晦不等于丧失原则，无所作为，一味忍让，任人欺负；有所作为不等于脱离实际，为所欲为，背离科学精神，而要谦虚谨慎，善于合作」。

以周边地区为外交战略重点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曾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视为中共「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由此可见，周边将是中共未来外交战略的重点，周边地区对中共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安全利益的考量，也和中共的其他外交战略布局有关。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今后五至十年的周边外交工作确定战略目标。习近平在会中表示，周边形势的变化，已「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论及周边环境的变化，大陆学者李向阳教授认为，中共实施周边战略正面临下列挑战：其一，区域内外的大国都在调整其亚洲战略；其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正在打破周边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其三，「中」日对抗关系走向持久化。

因应上述的挑战，中共新领导阶层采取的对策，仍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法，源自于中共传统「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原则。毛泽东说过，「开展斗争是硬，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中共实施周边外交战略，不会以牺牲本身的核心利益为代价；但为了营造一个有利改革的外部环境，中共也不会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因此，中共虽不断以展现军力来从事「舰砲外交」，与此同时，也强调参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希望借此提升其对外形象。

在对美关系方面，习近平上台后，面对欧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不断强调要积极建立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暗示大陆的「和平崛起」，不会挑战美国超强地位。相反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积极合作寻求双方更多的共同利益，让双边关系更健全地发展。大陆战略学者阎学通曾分析指出，如果中共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将会威胁到北京本身的战略安全利益，其中包括：第一，将导致美日同盟的强化，美国会以日本来平衡中共在亚洲的大国作用，而中共因此失去利用美日矛盾的可能；第二，会造成美国加强对「台独」、「藏独」等「中国分裂势力」的支持，从而加剧中共维持「国家统一」的困难；第三，会被其他国家用来增加他们在与中共解决矛盾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例如，在南沙问题上，美国的支持会提升那些与中共有利益冲突国家的强硬立场，使矛盾更加复杂。

东海防空识别区 外交大于军事意义

中共对日本的策略亦复如此。双方的矛盾主要是钓鱼台主权争议、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以及区域安全问题。这些矛盾因为日本安倍首相的右翼政策而白热化。对于中共而言，日本意图经由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修改宪法来扩张军备，是一项充满敌意的行动。尽管如此，北京也不会轻启战端。因此，中共划「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举动，外交的意义显然大于军事的意义。中共意图在日本重整军备和美日强化同盟体系之前，采取「先制行动」。中共的目的不是打破现状，而是强调任何现状的建立，都必须考虑中共的角色。

最后，为了避免区域内形成围堵中共的同盟体系，北京除了争取美日以外其他大国的支持，也积极参与区域内各种多边外交活动。在大国关系方面，由于「中」俄存在特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习近平特别把莫斯科作为上任后首次出访的对象，目的就是稳固对俄特殊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也积极寻求对印度和澳洲等大国关系的突破。在区域多边外交舞台方面，中共已在「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东协地区论坛」（ＡＲＦ）、「东协加三」、「上海合作组织」（ＳＣＯ），以及朝核六方会谈等多边经济与安全机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后中共多边外交的重点是，积极参与由东协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以及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ＴＰＰ）。

台湾的因应之道

评估中共周边外交战略的成效，端视中共能否有效处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中共虽强调和平崛起，不寻求霸权，但其所作所为，可能会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冲击既有现状。不可否认，中共实施外交战略的结果，己引起周边国家对区域安全情势的忧虑，有些国家正被迫思考如何调整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日等传统与中共存在利益冲突的大国，却不会因中共的战略而误判形势，不会贸然升高与中共的冲突。例如，美国虽不承认中共的划区行动，但认为中共此举并无急迫的威胁性，故建议美国民航公司应向大陆通报飞行计划；而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虽然「中」日敌对关系升高，但双方经济关系却出现多项升温指标。例如，二○一三年前往日本旅游的大陆观光客倍增，日本对大陆出口大幅增加，日本企业在大陆销售业绩回升，大陆企业更寻求日本零件以提升本身产品品质。
　
面对中共外交战略对周边形势可能产生的变化，台湾应从两岸和解与活路外交相辅相成的关系，思考因应之道。当东海情势日趋紧张之际，马总统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发展」，就是一项务实的政策。换言之，符合台湾利益的最佳外交途径应是：避免介入地区内的大国利益冲突，但积极参与地区内的各种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