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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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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打贪的现实与困境●文/金田夫《交流杂志103年4月号第134期(历史资料)》

 打贪腐一直是中共重要政治措施。前(二○一二)年十一月习近平在十八大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到今年二月底,已有十八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打贪造成中共官场大地震,也搏得部分民众的称赞,却对中共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帮助。而打贪造成的影响,已在中共官僚系统凝结出新的问题。

老虎、苍蝇一起打

 这波打贪,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习习相关。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和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文永落马是打高层贪官的开始,三者都和周永康有关;二月底被拉下马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是周永康的前秘书,中央维稳办公室副主任。这波打贪,要说以周永康为核心,并不为过。

 胡锦涛在把位子交给习近平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上称:「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也立刻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旋即,习宣称,「老虎」(高官)、「苍蝇」(基层官员)一起打。

 习近平上任之初,即推出「八项新规」,向贪腐宣战。习首先去广东视察军队,接著要求整治军车车牌滥发和军队豪车。二○一三年年初开始,中共中央提出严禁节日公款送月饼、公款吃喝,严禁提供高档菜肴、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年历等。

 解放军方面,提出「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包括「禁酒令」在内,解放军全面清查「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从严控制楼堂馆所建设,清理不合理住房。

 到下半年,规定得更为细致,连杭州西湖畔的高档会所,都一一要求关门。

 这些规定具体而细致,旨在端正官员,表面上,似乎让民众一下子感受到官场文化的变化,挽回党的面子,同时开展清廉作风。

 除了这些令人眼花撩乱的规定,习近平任用铁面著称、红二代背景的副总理王岐山为中纪委书记,随即派出八个「中央巡视组」,既「明察」,也「暗访」,一改过去常任的「铁帽子」组长。此外,习的反腐措施还包括:力求「部署低调,迅速出手」;向社会公布「中央纪委监察部」监察员名单;推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正规定「裸官不得提拔」;干部升迁试行「财产申报公布」等。

 去年十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设立且亲自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六个「改革小组」,其中一个是「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这意谓著,习近平将重组反腐体制,已经把「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提高和经济、社会、文化并列,拟从行政、司法、金融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等切入,重建「反腐体制」。

 甚至,设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鼓励民众上网检举。

各地官员 上演亲民秀

 配合这些反腐措施的,是习近平推动要走「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省委书记、省长等干部走基层,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学习会」开始,习近平要求厅级以上干部,要彼此批判和自我批判政绩。

 于是,各省领导纷纷上演亲民秀,以示清廉。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只留了一处办公地点;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八次去砖壁村调研;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听了大学生烦心事;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深入剖析会议多、文件多、应酬多问题。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要求学习焦裕禄(中共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去农村栽红薯、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则到民家去做面条,几乎各省都强调「和民众在一起」,一改过去官员高高在上的姿态。

 「反贪腐」的最高潮,应是审判周永康。二月底,一天一个贪官,而且几乎都是和周永康有关,「大老虎」呼之欲出。审判周永康会是习打贪腐的高潮。

打贪的负面效应

「亲民秀」的最高潮,则是习近平走进北京老字号的庆丰包子铺,自己排队、自己买包子,以及巡视南锣鼓巷民居。

首先,受影响的是大陆的服务业。在「八项新规后」,公款吃喝没了、不准去风景名胜开会、不准开没必要的论坛,大陆星级饭店、会展事业和高档餐饮业全面重挫;不准送月饼、送礼卡和年节礼品,食品业和精品业重挫;禁酒令和禁烟令后,白酒售价直线滑落,股价大跌,烟厂收入大受影响。取而代之的是私人会所和更隐蔽的高档家宴。受影响的,还有装潢等大批服务业。

 更严重的是官场文化。因中共中央反腐措施一波大过一波,官员过去因地方政府投资、宽松信贷、货币政策产生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没了,尤其是「贪腐」重灾区的地方开发项目,主管官员过去和「有背景商业人士」之间的坚强利益链暂时隐匿。呈现在官场的就是普遍的怠工。

 据台商表示,最明显的就是官员的不作为。从「拿钱办事」转变为「不拿钱,也不办事」。既然中央廉政措施要求严厉,地方官员就完全照章办事,一点也不放松或变通,经常一件案子拖了许久就是不办。美其名为廉政反腐,其实就是对反腐持观望,消极怠工。

 其次,是官员之间原先透过利益链彼此的信任与合作被打破,彼此进一步加强斗争和算计,中共内部派系进一步快速整合。

 第三,打贪腐已让中共自身受到重大伤害。不管是周永康案或是十八个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都涉及严重的贪腐,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老百姓惊觉这些高干生活腐化,黑金结合,权贵资本主义横行,时间大多长达十年以上,严重挫伤对中共的公信力。

 同时,这也对中共要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和人事体制改革不利。一方面严打贪腐,一方面高举改革旗帜,很难让关系网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真正发挥动能。

 最严重的是,中共打贪腐,违反法律基本程序,用运动式的方法,对官员实施「最快速」的法律制裁。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之间的权力可以说没有任何制约。很显然,「打老虎」和「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对象不同。相似的是「选择性执法」,并不是所有腐败的官员都能一起打。民众仍怀疑有的腐败者因为官位太大,就打不了?

 就以「双规」的程序合法性而言,受到普遍质疑。中共法律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有权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否则就是私设公堂,侵犯公民权利。然而,中共对官员、公务员的调查,一般是由纪委部门先期进行「双规」,再移交司法机关,完全不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外部监督仍是贪腐的治本之道

 对于官方大动作「打老虎」惩治腐败的意义,以及它对法治建设起的作用,其实未必有设想的那么大。从民意上讲,「打老虎」肯定会受到很多支持,但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还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权力可以切实有效的监督,以及官员的财产申报。而这部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在中共仍坚持「一党专政」原则下,去年实施「七不讲」、「十不准」,不许谈宪政,也不能谈普世价值。如要真正「司法独立」,中共领导层的一些观念需要转型。当然这个过程中,社会各层面要做出许多艰苦的努力。

 习近平打贪腐仍然依靠的是共产党自身的监督,而非来自民间、媒体和独立的司法。换言之,依然是靠「人」,而不是「制度反腐」或「法治反腐」。大陆社会真正有法治建设,真正把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还遥遥无期。

 作家王朔曾说:「中国大陆缺的不是发展的高速,高度,高大,而是监督。缺的不是控制,维稳,管制,而是自由。缺的不是强大,崛起,和谐,而是民主。缺的不是规划,开会,承诺,而是人权。缺的不是打贪,扫黄,抓赌,而是法治。缺的不是总数总量,而是民富。缺的不是及时重视而是问责!」恰恰说明了当前大陆打贪腐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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