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以巴冲突爆发时，外界总以正义、非正义；道德、非道德的视角看待以巴关系。但要深入探究以巴冲突对两岸关系的省思，我们必须得先从巴勒斯坦内部探究起原因。否则，只是隔靴搔痒，无法借此启迪。

尤其，面对军事、经济高人一等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弱势和困境，约略类似台湾面对块头极大的大陆。

二○一三年十二月，笔者造访巴勒斯坦西岸的伯利恒市时，其市郊的艾达难民营（Aida Camp）里，由联合国资助的小学老师正在发动罢工。

罢工原因很简单：这群巴勒斯坦老师领的薪俸是约旦币（ＪＯＤ），但约旦币对雪克尔币（shekel）却不断贬值，而巴勒斯坦西岸的民间商家又多以雪克尔币计价，升贬之间，原本就稀薄的死薪水变相缩水；原本，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允诺的加薪又跳票，老师们只好摆烂不干。

二○○七年，巴勒斯坦的货币主管官员阿贝德曾宣示，巴勒斯坦自治区打算在二○一○年准备发行巴国货币。但七年过去了，巴勒斯坦也已在二○一二年升格为「联合国观察员国」，「国家货币」的进程却宛如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作为国家生存要素之一的「货币主权」，巴勒斯坦即便升格为「观察员国」，却付之阙如，等同每天向以色列上缴可观的「铸币税」。

巴勒斯坦国，有名无实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大会表决巴勒斯坦国升格为「非会员观察国」提案，尽管当时遭到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强烈反对，但最后，大会仍以一三八票支持，四十一票弃权、九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六七／一九号决议。

巴勒斯坦取得「联合国观察员」身分的成果，令诸多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人士感到振奋，亟欲从巴勒斯坦的案例中，寻觅出值得参照的希望火苗。但身为「国家」，巴勒斯坦的建国之路却比台湾崎岖坎坷，甚至更不可能。诸多巴勒斯坦人对于「巴勒斯坦国」的「实质独立」，私下抱怨连连，甚至认为「一点用也没有」。

晋升为联合国观察员国后，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原本想利用参与联合国的职权，在国际法庭控告诸多以色列高官，违反国际人权。但以色列警告，若巴勒斯坦一意孤行，以巴和谈及援助巴勒斯坦的物资、经济资源，一切免谈。最后，巴勒斯坦政府临阵退缩。

经济命脉被掐死，无法自给自足

制约巴勒斯坦以致无法顺利建国的重要因素，还有经济民生资源被掐死。至今，巴勒斯坦地区仍高度仰赖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援助。走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除了观光业、农业外，缺乏重大支柱产业，尤其缺乏规模庞大的制造业，难以吸收就业人口。主要经济资源命脉，多握在以色列手上。

许多农业技术甚至还得靠「以巴合作」的技术团队或国际援助的组织进行辅导，才得以让巴勒斯坦农夫苟延残喘生活下去。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统计，二○一二年，巴勒斯坦人年均收入只近一千七百美元。西岸地区的失业率超过二○％；加萨走廊更惨，逾三○％民众失业。

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中，巴勒斯坦「国」排名第一一○名，尚属中段班学生。

一次机会， 我搭著巴勒斯坦友人的车子前往巴勒斯坦西岸的加油站加油。原以为，人均收入不到以色列国民所得六％的巴勒斯坦，油价会比以国便宜。但当加油站挂著售价「每升七‧ 三元以色列币」时（台币六十三元），我惊讶地质问：「巴方的油价为何和以色列几乎一样？」

友人只能苦笑说，「没办法，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签的协议。以色列卖给我们的油价，接近以国的价格。」接著，他不肖地咒骂著，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养著一群贪污卖国贼。

人才外流严重，宗教保守倾向明显

和以色列相比，以卵击石的虚弱经济力，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之道实在少得可怜。

拥有一技之长的巴勒斯坦技术人才，大多外流到海外，不是对建国之路失望透顶，决定当失根异乡人；或者是前往阿拉伯国家，担任「高技术外劳」，沦为阿拉伯兄弟国的二等公民。

留下来的人，除了从事小生意外，有一点知识水平的，就想尽办法挤进国际援救组织工作；有人脉关系的，即拉帮结派，进到政府部门。

但最惨的，都不是上述这些人，而是对未来茫然的失业青年（不少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极易被宗教吸收，甚至走偏成具专业能力的极端主义者，以致于，多年的以巴冲突，失业率极高的巴勒斯坦青年，经常成为对抗以色列的街头常客。

一位任职于伯利恒大学的生物系教授马辛告诉我：「越贫困的人，越想去寻求宗教的慰藉」。因此，更多人涌入教堂、跪在清真寺里祷告。透过团体的慰藉，寻求心灵的安定。还有更实际的：团体安全保护。

曾在美国待了二十八年的马辛比较说：「三十年前，伯利恒这里几乎没人要去上教堂、去清真寺」。他描述了一段自己的观察：「三十年后，当回到家乡，我发觉这里越来越﹃宗教化﹄、保守主义氛围更浓厚」。

在巴勒斯坦，外人常会见一幅非常诡异又突兀的画面：由破旧、斑驳石块建成的民房旁，树立起一栋栋壮观、美丽、宏伟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建造资金，不少源自同是阿拉伯民族的兄弟国。

内部政治分裂，难以抗衡以色列

此外，阻碍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的，就是巴国内部政治。其政治分崩离析、官员严重腐败，绵密的裙带主义，让巴方难以拥有团结有力的坚定力量，共同对抗强大的以色列。

过去二十六年，巴勒斯坦涌现诸多政治派别，无论是巴解组织、哈马斯、更激进的卡桑旅，他们不仅相对独立，且一点知识水平的，且各自拥有相对自主的政治和武装力量。尤其，以法塔赫为主的巴解组织和哈马斯的对立最为尖锐。过去十年，还爆发多次武装内哄，龃龉更衍生到校园选举。

类似的兄弟阋墙戏码，也同样在哈马斯主政下的加萨走廊上演。虽然二○一一年，两大派别实现「基本」和解，但本质矛盾并未消弭。

往往，当法塔赫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和以色列政府进行和谈，哈玛斯或少数激进势力就会从中作梗，破坏以巴和谈。

二○一二年底，哈玛斯曾射火箭弹到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发动「云柱行动」反击），其中原因就来自政治因素。当时，巴解政府成功让巴勒斯坦进入联合国观察员名单，哈玛斯不希望自己的势力因此被削弱。

最后，哈玛斯决定「外销转内销」，用强硬手段，凝聚哈玛斯在加萨地区的政治实力；哈玛斯也认为，巴解政府对以色列妥协太多，背弃了「革命」理想。

争执多年后，今年四月，哈玛斯和巴解终于达成共识，建立「联合政府」。原因是：哈玛斯几乎弹尽源绝，连公务员都快发不出薪水，只好向自家兄弟求救。

以巴关系只能维持「冷和」

谈到以巴关系，历代以色列总理都在左右之间，寻求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正常化」。综观过去二十五年（自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起），从左派的拉宾所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到「以安全换和平」的已故右派总理夏龙，都亟欲追求以色列的安全生存。

但无论是拉宾或夏龙，都无法解决现实的重大难题：长达近一世纪根深蒂固的族群和利益冲突，即便双方高层想用一纸和平协议谈定，或更强硬的手段制裁或反制，底层民众的反弹和不信任感，都无法一笔勾销。

时至今日，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虽似「同属一国」，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和心理隔阂却有增无减，更甭提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造，难以消弭的恩怨情仇。

连以色列内部也呈现左右两派的悬殊观点：右派骂左派太过天真无知；左派的后锡安主义批右派无人道和包容精神。

诉求和解、左派路线的拉宾，其逝世这二十年来，让右派政府扮演了十四年的政治主角；以巴关系也从和缓，重回至抗衡。

右派的利库德党深知犹太社会对阿拉伯人的强烈不信任和巴人大起义，不断力陈强硬主张，获得以国民间的选票呼应。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内外纠葛、爱恨情仇交织下，以巴关系能维持「冷和」，就属万幸，永久和平，实难成真。

以巴关系对两岸关系的启迪

以巴冲突史和巴勒斯坦内部局势，对照两岸关系的互动，充满著令人省思的借镜，值得台湾思索：

一、要在内部阵营和自己人达成共识、合作，往往比和敌人握手言和，更为艰难。以色列内部有左右派的纷争，巴勒斯坦内部更有党派的利益倾轧；

二、当主政者脱离现实社会氛围太远，步伐迈得太快、太猛，必定引爆另外一方反对势力的反扑。这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内部情势皆可印证；

三、若人民或群体之间缺乏坚实的信任作基础，和对手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随时可能被逆转；

四、弱势而不实的「国家」之名，若经济实力不够强韧坚实，无法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独立，和强劲对手谈判或抗衡时，高下立判，最终只能被迫沦为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