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手机产量规模以及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全球手机的排行，致使大陆在世界经济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二○一二年为例，全球手机生产量十七亿五千万支，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大陆生产组装。以智慧型手机的分类来看，三星、诺基亚和苹果列居前三名，大陆的华为首度跃为全球第四大。大陆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快速成长，其背后有强烈的国家角色运作。

大陆移动通信标准：从２Ｇ到４Ｇ的演化

大陆的手机产业发展与移动通讯标准息息相关，可切割为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从一九九○年代初期起，大陆跟随国际主流的第二代（２Ｇ）移动通信标准ＧＳＭ（Global System forMobile Communications）， 并从事制造代工融入全球市场。虽然导致大陆成为「世界工厂」，但大陆从事的是低阶代工组装，而跨国企业如诺基亚或三星在大陆拥有高市场占有率。此外，大陆技术依赖进口，每年需缴纳高额权利金给跨国企业。举例来说，美国手机晶片商高通二○一三年的营收是二四九亿美元，专利授权金收入达到七十八亿美元，大陆市场贡献了五○％的营收。

第二阶段从一九九○年代末期起，在「一流企业做标准、四流企业做代工」的思维下，一九九八年大陆政府支持国企大唐和西门子合作，二○○○年在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提交大陆第三代（３Ｇ）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Time Division-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进行超英赶美，但直到二○○九年才发放牌照由中国移动负责营运与推广。

第三阶段则是二○○八年起大陆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发展大陆第四代（４Ｇ）通信标准TD-LTE（Time-Division Long-Term Evolution） 的研发， 并于二○一三年决定提早发放４Ｇ执照，同样由中国移动负责营运与推广，目的在加速实践大陆４Ｇ标准「走出去」。

自订３Ｇ标准：巩固经济利益

大陆自订标准的目的，一来是规避缴纳权利金给跨国企业，二来是扶持在地化、一条龙的产业链，包括从上游的半导体产业（如手机晶片）、中游的移动设备商、到下游的手机终端与其周边产业。大陆现任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曹淑敏院长曾说过：「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由此可见大陆自订标准除意味著科技民族主义情感之外，实质上也期望大陆企业能够透过拥有自主标准而和欧美跨国企业相互抗衡竞争，来避免国际收支表上高科技产业呈现贸易逆差。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在经济利益与民族主义的情绪交织之下，大陆政府不余遗力展开一系列的行政措施。首先在二○○二年时，发改委、科技部以及工信部等三个部会联合辅导厂商成立TD-SCDMA 产业联盟，启动七亿元研发基金。除资金外，工信部也颁布《关于第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规划问题的通知》，划定了３Ｇ的频段，让大陆TD-SCDMA 标准享有更多的频段。二○○六年，国务院发改委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二○○六―二○二○）》，透过更多的研发补贴来鼓励本土厂商「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与智慧财产权，以降低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强调厂商「自主创新」和制订大陆专属的「科技标准」，大陆政府逐步加重干预市场的角色。

TD-SCDMA 发牌进行商用

二○○九年，大陆政府决定发放TD-SCDMA 牌照给中国移动负责商用以及营运推广。截至二○一三年底，中国移动拥有七‧六亿移动用户，不但是大陆第一大电信商，也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商。此外，中国移动资本雄厚，近年来皆列居大陆前十大企业之一。基于中国移动的用户基础和资本优势，大陆政府将「后进发展」的TD-SCDMA 牌照分配给第一大电信商，目的在带动本土手机产业的发展。

不过，主客观因素并不利大陆政府大力推动TD-SCDMA 进行商用。首先，大陆自主３Ｇ标准无论在发照与厂商研发时程上，都比先进他国家延迟了约十年左右，其他国家商用欧美跨国企业主导的３Ｇ标准都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其次，３Ｇ移动通讯的核心技术与专利依然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大陆在TDSCDMA技术的核心专利数量不足，还是必须要缴纳权利金给高通等跨国企业。

贸易保护主义

纵使主客观因素不利，不过在二○○七年到二○一二年间，中国移动共投资人民币一六八○亿元建设基础网络，九○％集中向本土华为、中兴、大唐和普天设备商采购基地台等产品。此外，中国移动也于二○一○年和二○一一年透过采购手机，补贴人民币共二七五亿元给本土手机商如联想、华为、中兴和酷派等企业。到二○一二年年中为止， 国产TD-SCDMA 手机产量高达三千五百万台，「国产化」比率高达八府不支持大陆移动市场尽快上TD-LTE，TD-LTE 在海外市场扩散的机会就越来越低。为了抓紧时机，大陆李克强总理于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明确要求要推动当年内发放４Ｇ牌照。隔（十三）日，工信部则推动当年发放４Ｇ牌照，加快推进TD-LTE 在国内进行产业化。同年十二月四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等三家电信商发放了TD-LTE 牌照，允许他们在大陆内地提供○％以上，也同样达到「进口替代」。然国企中国移动集中采购国产品之举，引发外界批评大陆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加快脚步上４Ｇ

不同于先前大陆在３Ｇ研发与发照时程落后，大陆政府决定提早推展大陆４Ｇ标准在国内发照，以及早推动TD-LTE「走出去」。回顾二○○八年大陆国务院出台《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就已经规划投入九百亿元人民币进行中国第四代手机（４Ｇ）通信标准TD-LTE 的研发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二○一三年大陆决定发放４Ｇ牌照，和二○○九年发放３Ｇ牌照的时间不过相差四年，这和大陆迫切实质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关。

根据大陆官方的估计，到二○一三年为止，全球九十五个４Ｇ商用网中，约有九○％采纳欧美跨国企业主导的LTE（Long-Term Evolution）标准，剩下一○％是采纳大陆TD-LTE 标准与／或同时采纳两种标准，包括有日本、印度和瑞典等国的电信商。因此，如果大陆政府不支持大陆移动市场尽快上TD-LTE，TD-LTE 在海外市场扩散的机会就越来越低。

为了抓紧时机，大陆李克强总理于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明确要求要推动当年内发放４Ｇ牌照。隔（十三）日，工信部则推动当年发放４Ｇ牌照，加快推进TD-LTE 在国内进行产业化。同年十二月四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等三家电信商发放了TD-LTE 牌照，允许他们在大陆内地提供TD-LTE 的４Ｇ服务。

大陆持续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扶持本土产业，但也进行了一些调整。第一个调整是支持中国移动「走出去」。中国移动第一个TD-LTE 商用据点是在香港：二○一二年二月初，中国移动斥资一‧七亿港元竞拍频段，七月进行建设基地台，到年底十二月时即可进行商用。第二个调整则是改采取开放、而非保护市场的方式，欢迎欧美跨国企业加入开发TD-LTE 标准的产品。此条件之构成有其外在的客观因素—即TD-LTE 和主流LTE标准两者的技术差异性相对较小，研发成本相对可降低，从而间接鼓励了厂商投入开发TD-LTE 来争取大陆市场。

台湾的机会与挑战

在大陆政府决定加速４Ｇ的情况下，中国移动提出「双百计画」，将尽快在大陆建设五万个TD-LTE 基地台，计划覆盖全大陆地市级以上的一百个城市，并采购超过百万部TD-LTE 手机。未来，还计画建设全大陆共二十万个基地台，覆盖五亿用户，成为全球最大４Ｇ网络建设。

回顾二○○九年大陆发３Ｇ牌照后，指标性龙头台商如手机晶片商联发科、智慧型手机商宏达电以及网通等约一百多家台资企业，透过与中国移动合作或华为外包采购等途径，成为大陆TDSCDMA产业链的一环。

因此，在大陆二○一三年４Ｇ发牌后迈向移动标准世代交换的时期，对台商来说是充满机会与挑战的。机会是来自于大陆鼓励各家厂商基于TD-LTE 标准开发相关移动产品，承诺不再采取保护主义而降低了台商进入大陆市场的门槛；挑战却是外资企业也加入争取大陆市场，再加上陆资企业如华为与中兴逐年提高研发金额、增加专利产出，预估未来市场竞争会更激烈。

第一个挑战是有关跨国企业的转变，从过去不投入研发大陆３Ｇ标准，到现在开始投入研发大陆４Ｇ标准。包括高通、手机商苹果（Apple iphone）都已经开发和TD-LTE 相容的产品，设备商爱立信已经和中国移动合作，二○一二年在香港协助建设基地台。

第二个挑战是大陆运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逐渐对国际科技社群发挥影响力，特别是中国移动、华为、中兴等企业配合政府政策，在海外参与国际标准组织，并拥有多项专利而逐渐发挥出影响力。反观台湾手机厂或网通厂，依旧停滞在全球产业链设计或制造代工的地位，从过去追随欧美跨国企业，到近年来开始追随大陆大型企业所领导的产业链，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