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改，在由北京定调设框下，一如预测般会引出港人强烈的反弹，但没人能料到，这种反弹会由筹备甚久的「占领中环」，演变成占领金钟、铜锣湾、旺角三大闹市枢纽；没人能料到，快闪式「和平占中」行动，会因九月二十八日的催泪弹，变成了无终期的「持久战」；当然，更没人能料到，抗争行动的预定主力「双中」，即中年人和中产者，一下子变成了大学生和中学生。

　正是这些没人料到，令北京决策者、港府、支持和反对抗争的港人三方，都陷入困惑中，因为香港政改方案推行的可操控，变成难把握；香港政改危机的可化解，变成难收场。

　香港这场政改危机，是来因导出变局，但来因不能决定去势，香港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一拖十年的积怨

　要认识香港这场政改危机，要看一个倒数十七年、一个倒数十年。所谓倒数十七年，就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北京为了香港主权移交能平稳过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默认了「民主回归」的情绪，接受了「港人治港」的现实。这为后来香港政制发展的诉求，带来希望，也为一定会出现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另一个倒数十年，说的是按照香港基本法，应该有个落实普选的时间表。原来的说法，是二○○七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十年之际，就可以落实普选，但北京人大常委会以释法之术，令其放慢进程，把特首普选和立法会普选切开，先行一步的特首普选，放到二○一七年。所谓倒数十七年，是说香港民间争取普选，由回归开始争了十七年之久。 双线并行的硬撞

　北京说二○一七年香港「可以」普选特首，希望争取民主普选的港人，本来以为看到方向，但之前的特首拖延政改方案的咨询，一直到二○一四年，北京划定的「政改五部曲」不可再拖，第一步政改咨询二○一四年展开，冲突随之而起。

　这个冲突本来是双线并行，最后到政改咨询期中北京宣布人大决定，双线交集，产生强烈的硬对硬撞击，就导致了政改危机的出现。

　所谓双线并行，一条线是「占领中环」行动。面对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在争普选上的乏力，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行动，后来有中大的陈健民、天主教的朱耀明加入，形成发动「和平占中」行动。

　「占中行动」目标是争取「真普选」，主要动员力量是对香港政治现实极度失望的中产阶级，基本目标是五千人至一万人，想达致的结果，是快闪式占领香港金融中心区中环，以公民抗命的悲壮，来引起港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与之同时，北京和港府决意摧折「占领中环」行动，最好是令其不要出现，出现后也能快速地取缔。在强硬思想的主导下，北京一方面责令港府以七千警力高强度应对，一方面北京决定在政改方案上，亲自动刀，拿掉「占中行动」提出诉求的一切机会。 　于是，有了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对香港特首普选，实施预防性的定调和设框的安排。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民众眼中，也包括被称为温和民主派者的眼中，都被视为未曾料到的「关闸」行动，由之激起了强烈的反弹。

　这个强烈的反弹，是香港争取「真普选」民众，与北京在香港事务上的首度直接对抗。在此之前，香港除了一年一度的六四事件纪念活动，除了个别的激进团体，基本上没有直接针对北京中央的大型抗争。

　与此同时，北京的所谓智库，或者是说由学界和退休官员组合的港澳事务进言者，一开始就预设了「外国势力」和「颜色革命」两顶帽子，令中共最高领导者相信事态危急，采取了强硬应对的进言。于此，两条强硬的政改路线，产生了直接的撞击。

三大矛盾的积累 　这一直接的撞击，出现了人所未料的跌宕起伏。北京方面原来以为只是数千人的小风波，所以交待港警处理就可，大不了还有驻香港解放军，以防止「动乱」为由出动。以对香港人一般的了解，遇硬则退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占中」发起人也以为只能动员不到万人，场面未见壮观，结果可能壮烈，大不了大家向警方投降自首了事，不一定成为民主的献身者，不一定争取到「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却一定成为市民中的英雄。 　但谁也没料到，大学生和中学生出来了。香港大学生的罢课行动，连发动者学联也没料到，首次集会就有逾万人参加。当学生进军香港政府总部抗争，警方按预设方案高强度挤压，特别是施放八十七颗催泪弹之后，出来抗争的就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民众了。而抗争行动，也就由小规模的「占中」，变成了大规模、多点式的「占领」，以及持久性的抗争。

　香港政改危机，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除了政改本身长期拖沓不行的民间积怨，除了本届特首民望低落和施政乏力，除了北京治港者决意改变治港之策等表层原因外，还有多重深层的矛盾。

　在香港目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有三大深重的、结构性的矛盾。一是「一国」与「两制」的矛盾，一是发展前路迷失中激化的阶级矛盾，一是旧体制与新社会磨合中出现的代际矛盾。

　这三大矛盾，每一个都深重而繁复，只能简而言之。以「一国」与「两制」而言，作为一个政治理想，可以试验，作为一个政治现实，则一定要有相互撞击的心理准备。但香港回归以来，理想说得多，现实处理少，「一国」与「两制」冲突加剧，由政制改革来引发危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所谓香港的阶级矛盾，在殖民地时期不大突出，是因为香港是个难民社会，人人都想用「狮子山精神」的自我奋斗，混出个有安乐的生活，所以香港社会贫富之间，各得其所。但到「港人治港」的今天，中国社会传统的官商勾结，开始盛行，连特首之下最高官员都贪腐，连廉政专员都不廉政，阶级矛盾当然就会激化。而以普选为课题的政制改革，是以中产为主的民众，认定的唯一希望。

　香港的代际矛盾，其实是最大的难题。此次政改危机，北京最终忍住不敢用军队下重手，是因为发现面对的是的大学生、中学生。香港政府透过这次事件，也才发现，他们过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已失去了整整一代人的合作与信任。而香港之所以出现代际问题，跟「一国两制」有密切关系，阶级矛盾是直接来因，因为香港现在的青年一代，没有「上流」的管道，失去了个人奋斗的前景，连楼都买不起，婚都没法结，甚至毕业等于失业，怎能不上街住帐蓬抗争？

四种可能的结局

　香港的政改危机，目前大危机已过，但处于持续的僵局中。那是因为，香港的学生无可进，北京决策者说不能退，「中间人」又乏可登高一呼，万众景从者。这一大型的抗争行动结局，由四个方面来看，有四种可能结果。

　第一种，是港府方面传出的讯息，叫「以拖待散」。由于港府在处置危机上，只能看北京眼色，所以对港府最好的办法，是能拖则拖，最理想是拖到抗争者自己四散。

　第二种，是对北京的猜度。北京领导层为维护权威，一定会有人提倡「以硬治港」。但迫于国际舆论压力，硬不可硬到动武，于是发动「爱国爱港」势力，「港人治争」，比拚占领与反占领，示威与反示威的强弱，最后在民意压力下迫散抗争行动。

　第三种，是抗争者主要是学运领袖们，还有点理想主义，不会接受学生运动永远失败的历史传统，一定要争得结果，就算不能获取统治者让步，也要叫停不真的普选方案。所以港府对话无趣，就直接找北京。希望最后北京定出让步方案，运动有所成果，大家齐下楼梯。

　最后一种，也是最理想的一种，是目前仍在幕后秘密协商的，即制定折衷方案。大陆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香港政改决定不用放弃，北京护住「依法」的面子，在制定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中，引进学生和香港社会的部分诉求，令这场运动，终算有所获。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退，但都有所获。这看上去难度相当大，但北京传出讯息，最高领导层要求「坚定不移地推动香港依法实施普选」，这意味著，北京最高层已乐见最后一种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