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一二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之下，大陆由上而下的诸多措施与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中，都以前所未见的幅度和力道，试图推动许多重大变革。本文将就反贪腐与上层组织变革这两个议题，针对台湾社会各界较少注意到的部分，提供一个另类的简要观察分析。

反贪腐行动的力度与影响

台湾社会对于习近平就任后的反贪腐，主要关注像是惩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高层干部官员的大案。事实上，十八大后的反贪，除了在纵向上惩处的层级之高在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见之外，从横向的地区和组织部门来看，其涵盖了所有省分，及党政军各部门、人大政协、媒体、国企、高校科研单位等，范围之广也是三十余年来所仅见。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止，中纪委网站公布的查处案件中，副省部级（含）以上接受调查或惩处者，共计六十六人，而至二○一四年八月十七日止，县处级（含）以上接受调查或惩处者，共计一百六十六人。此外，从查处的策略来看，以往对于集团性、系统性的贪腐，多半止于重要领导的少数亲信，但十八大后则不然，往往将整个集团从上到下，一网打尽。在周永康的案例中，其任职过而留有其党羽的所有集团（包括石油系统、四川省、政法系统、秘书群，以及周的政治盟友与家族成员等）都有大批干部遭到查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山西省，自从二○一四年二月，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落马后，整个省领导班子便受到大幅度整治，至今共有省级官员七人，包括省委常委四人落马，整个省领导班子能否正常运作，都受到颇大影响。中共中央因而更换该省省委书记，并从外地调入官员补齐省委常委会的空缺。但在此之后，对于整个山西官场集体性贪腐的整治行动并未停止，开始扩及地级与县级官员，至今有七个地级市的三十二名官员受调查或惩处，及十二名县委书记落马。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与该省干部开会时，呼吁该省干部要针对由于贪腐而带来的省领导班子「坍方式」变化，引以为戒。换言之，就算影响到一个大省的党政机构正常运作，中共中央也不因此而犹豫手软。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雷厉风行的反贪腐行动持续得愈久，官员干部的心理压力以及因此的反弹，有可能愈大。但是，当反贪行动已经撼动到不少既得利益后，能停得下来吗？除了习近平本人与多位领导人屡次宣称，当前反腐败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尚未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外，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二○一四年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十八届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表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这等于宣示了，反腐工作不会停止。

其次，根据笔者的观察了解，反贪造成的非预期性后果之一，是使得许多官员干部对于日常工作中应采取的许多进取性作为，例如招商引资或推出地方治理创新等，其积极性都不如以往。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当前从党到政府的组织气氛中，强调「除弊」和「惩治」，似乎远大于「兴利」和「奖赏」。同时，当多数官员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理压力时，如果还力求表现、与众不同，那么似乎并非在反腐浪潮中的明哲保身之道。最后，反贪腐固然制约了各级官员干部的不当和不法利得，但却有可能触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由于中共党国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早已不是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所垄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在党国内部进行分配，所以当反贪腐大幅限缩了公务单位的使用经费、官员干部的正常福利，以及其灰色、隐形、不法和不当利得后，将如何影响他们对于党国的支持与忠诚，有待我们仔细观察。

大陆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举行的二○一五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其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例都创下近五年的新低。而各个地方在二○一四年举办的各类地方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减少了三十六万多人，比前期减少了百分之十二．三。这些数字，不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反贪腐的上述影响。

新组织体系下的权力与变革

反贪腐只是整顿中国共产党本身，缓解统治正当性方面的危机之一，但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其他的结构性问题，同样威胁著政治与社会稳定。

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更是推出了从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度与深度最大的一轮改革政策，从经济管理到行政体制，从社会发展到能源与环境生态，项目繁多。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八类六十多个项目，为了执行推动这些制度和政策更张，中共中央又在高层的决策组织方面，有所调整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于二○一三年十一月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根据该决定内容，国安会一方面要处理国内层面的公共安全问题与对策，例如强化食品与药品安全、改革生产安全管理体制、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另一方面则是要「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而习近平在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国安会的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宣称，成立国安会的目的，是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

综合而言，国安会要同时处理对内与对外的重要安全问题，不同于美国的国安会，主要处理对外安全和关系。而深改组旨在推动大量结构性、制度性改革的事实，由其组织结构便可看出；深改组下设六个专项工作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深改组从二○一四年一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今已有六次会议，分别推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办法。

如果综合国安会和深改组的性质和职能来看，这两个新的组织体合起来涵盖了平时一般施政与临时危机处理，包括了内政与外交，涉及的领域从政治、行政，到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几乎无一不包。而习近平身兼国安会主席与深改组组长，掌控了这两个整合现有各官僚部门和组织资源、资讯、能力的新型国家机器之后，可以合理的推论，习近平在权力上比起改革开放以来历任总书记，都要更为雄厚庞大。尤其，相对于其他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权力集中，使得原有在常委会中因职务分工而带来的常委之间权力平衡，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政治菁英之间，在晋升资格、退休离职、职掌分工、权力分配、集体决策等方面，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而且这些规则的拘束力大体上也在逐渐增加。这种制度化的趋势，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从高层政治到整体政权，相对而言能保持稳定，不再发生大规模整肃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十八大后的上述组织变革，将愈来愈冲击到高层菁英之间职掌分工和权力分配的既有规范制度。大陆社会已在臆测，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总书记以十年两任为任期的规范—保证最高统治权力和平转移的最重要制度之一 — 是否将在中共二十大时发生改变。

无疑地，上述这些中共内部的发展，都是过去二十年来所未见的，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期，其内部变化都更影响到大陆的对外关系，乃至两岸关系。未来数年台湾在制定和执行大陆政策时，除了必须回应内部的社会民意之外，对于大陆的新变化，不能不更加纳入行动规划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