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中全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在「天安门事件」后，其运作的方式越来越趋于正常化，每次「中全会」的任务也越来越固定化。以每届中央的五中全会来看，从中共的「十四大」以来，就是以经济发展的设计为议题。
历届的「五中全会」成为规划大陆经济发展的专会，与中共的计画性经济时间设定密切相关。大陆从九○年代起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大陆的经济受到重视，由于中共是以党领政的制度运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实行的任何政策，必须先在党内获得认可。所以在五年「计划」开始的前一年，年底召开的「中全会」必须先提出建议，通过之后，再由国务院负责撰写「计划经济纲要」，在次年三月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商会议）中提出，经过讨论，通过后开始实施。因此，每届的「五中全会」发表大陆的「计划经济」建议，遂成为例行工作。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特点

今年的「五中全会」也照例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从表现来看，有三个特征：

第一、习近平负起总责。按以往的惯例，这一份「规划」草案的形成的说明通常由国务院总理说明。自二○一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来，党中央加强了对经济领域的直接领导，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治理上的分工出现明显调整。在涉及经济的战略方向、大政方针上，决策权全面纳入执政党的体系；国务院在经济治理上更多侧重于技术和运行层面。于是「党作决策、人大通过、政府执政」的经济规划程序就成为制度。是以「十三五规划」由习近平自兼草案的小组长，全会中也由习亲自说明草案的经过，包括在「五中全会」之后向党外人士的说明，也是习亲力亲为。然而这种分工是否成为常态，仍然有待长期观察。

第二、明确今后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任务。中共定位「十三五」时期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种表述方式和「十一五」、「十二五」略有不同。首先是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次是加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往经济规范的指导思想主要强调的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而今重新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对经济发展的具体意义为何，仍有待观察。至于将习近平的讲话列入，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突出现任者思维作为指导思想。中共在政权处于变局的情况下，确立中心思想可产生定锚不乱的作用，也可临变权宜而不失规范。

今后的五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事关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的承诺能否兑现的关键时期，所以任务也和以往「规划」不同。这次会议明确订定「十三五」目标任务，表现在规划中的硬指标为：一是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二是大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三是除了上述的硬目标之外，也提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软指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品质总体改善以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指标上有实有虚，总得来看中共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既强调硬实力的提升，也著力于软实力的营造。

第三、强化党的建设。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的「五中全会」重点都在经济规划部分，而本届的五中全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准则》、《条例》）。这代表了中共的反腐工作从治标（打虎拍绳）转向本标兼治。所谓的本标兼治，不仅仅是在「反腐肃贪」方面，而是兼顾「不作为」和「治懒」的新病态。规划建议中之「八」名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也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而《准则》和《条例》的出台，正是为了夯实「党的建设」，故而将党建工作放在经济规划的建议中一并提出。

「十三五」「发展」观之转变

综合来看，中共自从将国家的战略方针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以来，「发展」就成为中共的文件中，极重要的核心词汇。什么是「发展观」？所谓「观」就是看法，对发展的综合看法。邓小平时代首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这是一种传统的「发展观」。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国家的发展意谓著，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注重物质现代化的表现。此一现代化的发展观带动大陆的发展，然而与之同时也带来各个领域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到了胡锦涛时代，此一矛盾十分突出，以致制约了大陆再发展的可能，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故而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在此一词汇之中是形容词，是「发展」的修饰语，是说国家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即符合科学规律的发展。

到了「十三五规划」，中共在国家的发展上，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用」的「发展观」。总体来看，「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中已充分体现，可以说是在迈向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更注重地强调了「协调、绿色」。随著环境、形势的变化，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对发展又有了新的理解，即「创新」、「开放」和「共用」型的发展。个人以为这三个「发展观」，主要是来自「网际网路」的兴起，以及网路对民众生活的巨大而快速的改变。

首先是「创新型」发展，如习近平指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大陆综合实力的表现。今日的大陆虽然在「高铁、核电」等方面，「中国制造」已经走向世界，然而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水平不高，造成大陆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制约。在创新方面，大陆的制度还存在著「体制、机制」的障碍，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创新活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这是中共提出创新发展的意义。大陆国务院去年就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共是「做在说前」，高度重视，全力推动。

其次是「共用型」发展，主要著眼于「机会公平，民生保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所以「共用」意味著改革成果的公平共享，在大陆内部将采四个方向入手：

扶贫：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明确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地区摘帽的办法。

教育：著眼于「提高品质」，除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外，还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养老、医疗制度将在制度整合、水准提高上「深耕细作」，在制度上逐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在「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等便利措施。

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提出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等一系列举措。

其三是「开放型」发展，可说是改革开放政策中的三‧ ○版（第一代开放政策主要「引进来」，第二代开放政策是「走出去」）。「开放型」发展除了延续以往关于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作为之外，还明确表示「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所以三‧ ○版的开放是以全球经济为著眼，大陆在世界的经济发展「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重大战略，都是大陆在「开放型」发展的思路下，所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的载体。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不讳言地说透过这些层面的合作，「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台湾应及早评估因应

中共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月己经闭幕，然而每次例会是否真正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关键不在当时的宣传而在于对后来的影响；不在通过的决议而在于执行；不在于领导的加持而在后人的评价。以习近平主持的政权来看，人们不应假设其成功或失败，而应该假设未来的五年其成功的比率几何？不同的成功比率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尤其是「立足台湾」，更需要妥善评估早作因应。

中共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说「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换言之，片面优待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大陆能提供的是「机会」而非优待，不过从「两岸一家亲」，「机会」可以优先，但不会不平等；同时建议中也说「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协调发展、金融业合作及贸易投资等双向开放合作」，重点在「双向」，而不在单方施惠。这种「公平」的合作，一方面提升台湾的安全，另一方面台湾也有规模上的忧虑，因此以「互联网＋」的思维去规划台湾下一阶段的发展策略就至关重要。文件也提出「深化两岸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如果台湾可以借用「十三五规划」的「创新」、「开放」和「共用」的理念来思考未来五年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再来理性地讨论出台湾的位置和落脚点，不难思考出经由大陆通向国际的捷径。一如此次「马习会」我方的收获一样，处理两岸问题，大陆的关键是「一个中国」原则，而台湾的原则应该是善用自己的优势，不要因为民粹而蹉跎、虚耗了自己的优势，否则台湾很难对历史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