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欧巴马于去（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东协高峰会议的记者会上提到反恐作为时，特别指出台湾和美国其他盟友，包括日本、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都是美国反伊斯兰国（ＩＳＩＬ）的策略盟友。瞬间把台湾和美国其他盟友并列齐驱，提升了台湾国际地位，因而引起国人注目。 欧巴马总统的举措，特别是公开指出台湾在反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贡献，使得很多人质疑，他为什么不避讳反而公开地把台湾提出来？特别是美国和大陆在南海议题上近乎处于对立竞争态势，而马英九总统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会晤，更加深南海议题和两岸关系的敏感度。 我们很难了解欧巴马总统确切的想法。只是，欧巴马总统的说法点醒我们关于外交的新趋势。这个趋势反应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走向，以及这个走向带给我们外交的机会。当然，我们不能低估这个走向的基本困难。

趋势与机会

冷战结束迄今，许多以前未被重视，少出现，或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大量发生。国际关系研究学界发展出不同名词，以涵盖不同现象。典型的例子是「非传统安全」。顾名思义，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发展而来。传统安全特别强调国家为安全的主体，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安全。 因此，主要国家建立军事联盟，并大力建军，以保障自己联盟的军事优势。典型的例子是，以美国为主在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各种军事联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美日安保条约，及过去和中华民国签订的中美协防条约等都属之。前苏联也同样建立类似军事联盟体系。 非传统安全强调国家安全仍然重要，但不是唯一主体。其安全主体扩大到个人，甚至国际社会。这使安全议题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而扩大到与人类有关的议题上。其内容包括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气候变迁、人口走私、卫生与疾病、环境与资源、网路等。 在这些新议题驱动下，许多新的国际性会议，乃至于新的组织逐渐成形。典型的例子是针对全球气候变迁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其讨论及达成协定的内容虽然是集中于全球各国分摊炭排放的减少，却涉及各国经济与产业发展、能源使用，以及新能源技术开发等议题。 新议题出现对于我国的国际交往带来新机会。我国自一九七二年退出联合国，特别是与美国断交后，因为传统安全因素作祟，国际交往受到越来越多限制，其结果是国内的相关研究人才和专业知识因为无法参与，形成需求不足以致造成断层后果。 新概念的出现形成了新契机。新概念表示新的国际议题，而且，这些新议题有新的特性，包括在全球流动越来越快速背景下，这些议题跨越国际、甚至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问题传染的速度快、所有的国家难以幸免等，必须全球各国共同处理，才不致出现漏洞。 为此，各国不但成立新的官僚机构以处理这些新议题，甚至官僚机构间的整合协调程度必须越来越高以有效整合有限资源因应问题。此外，因为前述的跨越国际与传播速度快，各国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甚至必须越来越及时。另外，新官僚机构的出现也在某种程度表示，传统集中于外交部门的外交权力逐渐被稀释，其他部门逐渐分享外交功能。

我国国际交往概况

前述的趋势带给我国新的国际交往机会。因为前述的新国际问题都是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的流转在全球化时代非常迅速，必须与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处理。这给我国的国际交往带来契机。 就反恐而言，二○○一年以宾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在美国进行恐怖攻击后，其恐怖攻击的范围逐渐从中东地区扩散到亚太地区，使得亚太国家也为之戒慎恐惧。亚太地区穆斯林教徒分布很广，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及汶莱等。除了穆斯林教义引发的意识型态问题外，穆斯林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与中亚竞逐，各穆斯林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发展，及穆斯林教派间的竞争等都影响恐怖主义的活动与发展。 特别是穆斯林世界与美国的对立具关键性。反美的穆斯林团体除了在美国本土进行攻击外，也可能攻击美国在海外设施和人员。这需要反美的穆斯林团体内部密切协调及庞大资源的支持。又为了恐怖攻击的隐密性和突然性，避免资讯被美国天罗地网的拦截，人员和资金流动更是必要。 上述状况使得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发展并强化反恐盟友，从人员、资金、和情报方面进行密切协调合作。这给予我国从反恐角度建立起与美国关系的机会，同时，使台美双方的关系从传统国务院和国防部为主的合作扩大到国土安全部、财政部／金融监管单位，甚至警察和海关的合作。 前面提到，亚太地区也是恐怖分子进行攻击和招募／转运的重要地区。媒体曾报导，被伊斯兰国招募的人员从大陆的西南地区经过东南亚转至中东地区，使东南亚成为重要转运地。另外，东南亚国家仍有分离运动，配合政教意识形态对立，及经济社会发展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恐怖攻击时有发生。 因此，各国反恐的需求也可使我国和其他国家建立新的交往管道，发展新的关系。其实，我国行政部门积极发展并运用这个契机。典型的例子是法务部调查局每两年邀请许多国家的警政／反恐和法务部门人员到我国参加反恐会议，交换各国实际反恐经验，为我国和相关国家的交往开创了新的管道和机会。 类似会议和与传统以外交部和国防部为首的国际交往不同。传统的外交和国防有浓厚的主权意义，因此，相关国家对于和我国处理外交国防议题都小心谨慎，以免触怒大陆。然而，反恐和经贸都属于功能议题，敏感度较低，又是各国共同关切的议题，就此议题交往具有高度的正当性。 其实，除了警政／反恐部门的合作外，其他行政部门也能对反恐做出贡献。财政部／金管会能从防止洗钱角度和美国在内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国防部的讯号侦收结果或能提供给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移民署的边境管理可以了解潜在恐怖分子的国际移动。 反恐作为的范围非常广。除了直接打击和防止外，可能更需从源头处理。在欧巴马总统赞许我国的贡献后，我国外交部除了表达感谢美国对我国反恐贡献的肯定外，外交部尚强调我国将从人道角度提供协助。某种程度而言，人道协助是反恐必要的后端工作，可使得受恐怖攻击者得到协助，从而间接稳定社会。

限制仍待突破

冷战后的国际新趋势固然给予我国国际交往的新机会，然而，对此类的新机会应予以适当的评估，而不应有不实际的期待。新机会将使我国得以开创和他国交往更多的窗口，并透过这些新窗口建立起和他国更密切往来，而非仅限于传统的外交和国防部门。 然而，当今国际体系的运作仍是以国家为主，任何跨国性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处理，归根结底仍需透过国家处理；国家仍然是处理所有国际议题的基础。在此情况下，更多的交往窗口虽可增加我国和他国交往机会，但这些国家仍需顾虑大陆的想法，成为我国和这些国家交往的限制。这特别是大陆崛起后，使得各国必须更加审慎顾虑大陆的想法，以比较有效处理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顾虑大陆立场使得这些国家和我国交往时采取自我限制，造成对我国企求国际交往突破的重大制约。 虽然有此限制，我们仍需凭藉自我能力对国际议题持续做出贡献。新机会是难得的，它可以使我国扩大并深入国际交往的许多层面，进而提高我国的整体国际曝光度。因此，我们仍需持续运用新的机会为我国的国际交往创造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