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三月九日海基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为使外界了解海基会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地位，进一步提升海基会的服务效能与品质，于当日举办「海基会二十五周年回顾与前瞻论坛」，兹就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中的谈话重点整理如下：

引言

赵建民

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

  海基会的功能，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不同时期有不同偏重，呈现出三种型态。协商、交流、服务三大功能都能发挥的两个时期，一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二是二○○八年至今，这是第一个型态。

第二个型态，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没有协商，只剩交流和服务。这段期间对方认为两岸政治基础还在，就是「九二共识」，但是同时认为当时的李登辉总统搞台独，因此不协商，但服务可以，交流则是选择性的。

第三个型态是一九九八至二○○八年，交流、协商都没有，只剩下服务，陆方不反对服务，但不接触，服务在此时期受到很大的限制。

海基会开始运作后，两岸事务性事项都由海基会处理。海基会能否充分发挥功能主要是看政治基础，大陆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是否要搞台独，第二个要考虑的则是我方的政治基础。

海基会是否有功能弱化的问题？其实两岸事务首长见面跟海基会功能弱化无关。海基会的人事经费来自于陆委会，会不会削减经费和人力，取决海基会未来模式走向及大陆对两岸关系的态度。

海基会二十五年来不能排除两岸的政治干扰，如果要降低这一部分的干扰，将它变成德国模式，这方面较为容易。海基会如果要走这条路，建议未来若有人员出缺，应尽量聘请具有公务员资格人士。

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二○○○年五月十九日

邱进益

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长

「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苏起取的，我个人认为用「九二谅解」比较恰当，因为双方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有共识，但对「一个中国」的内涵没有共识。

海基会创会之初是个特别的设计，因而有多方面的磨合。第一，海基会与海协会的磨合：海基会和海协会如何协调往来，需要磨合。第二，海基会与陆委会的磨合：陆委会授权海基会，海基会应该听陆委会的，但海基会部分经费来自民间，却只能做陆委会委托的事项，不符合民间机构精神。第三，民间与政府的磨合：民间认为海基会经费只有部分来自政府，也有来自民间的部分，不应该只是做政府的事情，但政府认为应该都做政府的事情。最后一个是「主流与非主流」之争。海基会直接与大陆接触，会不会出卖台湾，民间有些疑虑，因此当时有主流、非主流的磨合问题。

从我到海基会上任的第一天，就定义海基会是个没有明天的机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就应该结束，否则代表两岸关系没有进展。

二○○○年五月二十日～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陈明通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在我发言前先回应邱秘书长的说法，众人的发言中，「九二共识」四个字如雷贯耳，但我首次听到邱秘书长对苏起的「九二共识」看法另提一词，强调苏起应该和当初国统会的研究委员商量，若用「九二谅解」，就没有问题了。事实上，二○○○年民进党执政时，我曾向时任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请益，一九九二年到底发生什么事？辜前董事长明确地使用「谅解」两字，后来在辜前董事长的回忆录－「劲寒梅香」书中指出，用「九二谅解」比较恰当，是较易被人接受的说法。

对此，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于本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受自由时报专访时表示，「在一九九二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了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理解和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一九九二年发生的历史事实，比较精准和没有争议的说法，应是达成一种谅解。

民进党主政时期，基本上没有透过海基会协商，海基、海协两会之间并无实质来往，但八年期间我们仍勤于提供服务。因为时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检讨「戒急用忍」政策，对大陆投资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降低对大陆的投资限制与门槛，因此海基会的服务量不减反增，每逢台商三节返台时，不仅举办座谈交流，还陪台商打高尔夫球，海基会的功能具有相当程度的活跃性。

因为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两会协商停顿，所以开创出「澳门模式」，直接委托公（协）会进行协商，官员以公（协）会名义上桌谈判，而协商重点即为三通和大陆观光客来台。我接任陆委会主委一职后，时任总统的陈水扁希望我能完成三通和陆客来台观光二项议题的协商，那时连「澳门模式」都停滞，我便透过中间人和时任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表示，「陈明通这个名字就表示，陈水扁总统明明白白要三通」，两岸就此开启谈判。

二○○八年接近协商完成阶段时，因国民党声势大好，北京以「不干预选举」为由，不愿和民进党谈出结果。后来马总统造访陆委会，我亦将三通谈判内容与陆客来台观光的进度，一五一十向马总统报告。

台湾的政党轮替已成为常态，若上个政府的政策符合新政府的理念，应当有持续性，才是政党轮替的意义。

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高　长

东华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海基会刚成立时，要与大陆海协会、陆委会、民间、主流和非主流磨合。二○○八年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与陆委会的磨合较为平顺，与大陆磨合部分，二○○八年之后，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背景下，磨合的问题自然就消失了。 

二○○八年后，海基会的角色与过去有略不同。海基会的角色是协商、交流、服务，过去一段时间两岸协商停滞，二○○八年重启制度化协商，海基会的交流、服务业务因此大幅成长。一九九三年辜汪会谈时期，海基会虽为白手套，然而谈判桌上的代表是海基会同仁，海基会的角色吃重。二○○八年后，谈判桌上的成员多为官员，海基会负责行政协调与安排，不负责直接谈判。再者，二○○八年前，两岸相关协议执行与联系的窗口在海基会，而二○○八年以后的窗口则在设在各相关部会，例如ECFA设在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二○○八年以后海基会的业务量大幅增加，两岸协商衍生的协调行政工作也颇为繁重。根据海基会网站公布的资料，例如台商经贸纠纷、人身安全、财产权益保障等协处，自一九九一年迄今，计七千一百七十二件，其中五千一百七十九件于二○○八年以后发生，可见二○○八年后产生的业务量占总业务量八成之多。 

在两岸人民服务业务方面，例如婚姻、继承、人员往来、医疗保健、子女问题、探亲、急难救助、文书验证等服务业务，自二○○八年迄今已逾四万五千件，不仅劳力，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业务性质，亦需劳心，需要海基会运筹帷幄，提供顺畅的交流与更好的服务品质。

近年，大陆经营环境产生重大变化，台商面临许多转型升级的问题，海基会作为台商后盾，必须提供强而有力的协助。而伴随两岸交流越来越深化，在台陆配人数逐渐增加，亦开放陆企来台投资、陆生来台就学，因此陆配、陆企、陆生的在台需要，也有赖海基会积极协助。 

过去二十余年，海基会在两岸交流扮演重要角色，贡献良多。历经二十多年的运作，海基会的品牌已然建立。未来，两岸人民对于海基会提供各项服务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期望海基会进一步强化其角色功能，持续两岸两会间的交流往来。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后

洪奇昌

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

民进党执政时期对于两岸协商并非毫无作为，而是依循在澳门建立起的「澳门模式」进行两岸商谈。在谈民航议题时，虽然是由当时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范志强主谈，但交通部民航局长及交通部航政司长也都有参与。由此可见，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并非无两岸交流规划，正是因为有这些规划，使二○○八年国民党执政时，可以迅速的落实。

事实上，当时如果是用「九二谅解」一词，现在遇到的困难会更少。「共识」与「谅解」，二者内涵完全不同。当「九二共识」一词被创造出来后，国民党二○○八年重返执政，延续二○○五年连胡会对「九二共识」一贯的政治立场。不过在二○一二年九月下旬，「九二共识」因为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的明确定义，使其内涵与过去苏起教授所说的，以及国共双方所说的都不同。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透过民主方式、民选政府、定期改选，已建立起政党轮替的民主制度。今年初的总统大选，我们看到朝野两党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台湾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或可说是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政架构。当蓝绿找到一个台湾内部的共识后，是否可以形成新的台湾社会的团结，并以此社会团结来处理未来险峻的两岸关系，应审慎思考。

我认为，五二○后两岸会从过去八年的和平发展期，变成冷和平期—还是和平，但两岸政治关系及经贸关系是冷却下来的，暂时停顿，以彼此寻求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基础，这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磨合期。当习近平多次强调两岸是「命运共同体」时，我认为两岸应先追求成为「利益共同体」，及承担两岸和平责任的「责任共同体」后，才能再往前走。这个责任绝不只是台湾单边的责任。

意见交流

赵建民

二○○八年以来，大陆十三．五亿人口基本上是两岸议题上的鸽派，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应对马政府给予肯定。但一夕之间，现在到大陆走一圈，鸽派完全不见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讨论究竟是「九二共识」还是「九二谅解」，我认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对岸十三．五亿人和平待我。

邱进益

回应洪理事长，当初建构「九二共识」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原则问题，一个是内涵问题，我方所不能认同的是「一个中国」内涵的问题。

建议民进党朋友，政党虽然轮替，中华民国宪法却没有改变。既然是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选出的总统，理应遵守中华民国宪法。稳定两岸关系、促进台湾经济发展、使台湾能够继续生存，是中华民国总统不能回避的责任。在此前提下，如何迎合对方的需要，又不失我方基本立场，最好的方法，就是强调中华民国宪法所律定的「一个中国」。

高　长

我在今年二月中旬曾到北京与大陆学者交流，讨论到蔡主席所提关于中华民国宪政的问题，大陆学者表示对「宪政」一词还是有疑问，如果能将「宪政」改为「宪法」的话，大陆比较能接受。

现在大陆都在观察蔡主席五二○就职演说要讲什么，讲什么可能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怎么做。将来如果民进党政府继续推动「去中国化」，即便蔡主席说接受「九二共识」，大陆仍会打问号。

陈明通

事实上，大陆对台系统并未真正了解「宪法」与「宪政」的区别。中华民国宪法本文并未提到两岸关系，因为制定当时仍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两岸分治后制定增修条文，但增修条文第十一条写的是「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事务之处理，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这里强调的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将之视为两岸的政治定位。这也是为什么蔡主席要说「宪政」，也就是宪法本文、增修条文、大法官释字及法院判例等绑在一起，所构成的宪政架构，而不说「宪法」。

具体的例子是大法官释字三二九号，该号解释的声请背景是关于辜汪四项协议于签署后是否需要送立法院审议的争议。按照宪法，立法院对「条约」有审议权，但该释字明确将「条约」定义为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缔结的书面协定，这表示两岸之间所签署的协议并不在其范畴。这个释字反而明确化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陆方愿意接受「宪法」而不愿意接受包括大法官释字的「宪政」，是他们对宪政的意涵不够了解。

总结

周继祥

海基会副董事长兼副秘书长

现在正好是大陆两会期间，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甚至张志军都曾针对两岸关系发表讲话。例如张志军就表示「不认九二共识就是改变现状」。在两岸互动中，「两岸互信」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核心，如几位先进所言，民进党内部已经做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是非常难得的，但对岸却要民进党改变更多，可见如果没有互信，改变是很难让对方看到的。